转帖前言：许倬云教授是王小波的硕士生导师，故不时留意其文章。这篇文章里，许教授对美国的批判，大部分我是认同的。美国殖民地时代和立国之初，“二百五十万欧洲白人，进入了这一片“新大陆”，掳掠、奴役了两千五百万的非洲人，几乎逐灭了五千万新大陆的原住民（以上人口数字，与大家理解的数字稍微有参差）。在这块广阔肥沃的新土地上，白人无所不用其极，奴役其他种族来开拓土地，大量开发矿产和森林资源。” 独立宣言里“不证自明的自由和平等，只是在“白人”自己人之间自由平等，对于外人却是另外一回事。” “实际上，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富人政治为体，寡头政体为用，加上目前群众拥护的僭主政体”。

但许教授把美国的这些问题，归结为 “在美国的政治上，群众人多势众，却因为判断力不足，凭着直觉的情绪往往否定了理性，以至出现怪异现象：总统哗众取宠、倒行逆施，却自诩为群众谋福祉，为国家护霸权。”。也就是说，是“群众专政”坏了美国的事。这里许教授是完全错了。他继承了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认为群众没有判断力，所以不能扩大民主的范围。美国的问题，根源恰恰是给大众的民主不够。选举人团制度，每个州不管大小有两名参议院等，都为美国少数精英控制政府提供了方便，而广大群众的智慧得不到充分尊重和发挥。

接下来，许教授论述到中国文化的本质（以人为本）和现代的所谓“共产政体”，我以为他就错得完全离了谱。我认同鲁迅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过“吃人”两字，不过传统中吃相不像毛共那样难看而已。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像台湾那样，走上民主自由的大道，虽然过程会很艰难。

许倬云：未来的世界与中国

　　 这是《说美国》的最后一章，在此我想将前文所说的美国的现象，与中国的处境互相对比，作为对中国前途的警示。

　　 起笔写这一章的时候，恰巧有一本新书出版，乃是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拉波尔（Jill Lepore）所写的《如此真理：美国的历史》（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这本书几乎长达千页，对于美国的过去有深刻的反省。从“如此真理”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其以反讽的笔法来检讨美国立国的理想和实际之间的落差。该书思想深刻，文笔流畅，使人欣赏其文采，但也令人心情沉重。

　　 这本书一开始就说到美国立国：二百五十万欧洲白人，进入了这一片“新大陆”，掳掠、奴役了两千五百万的非洲人，几乎逐灭了五千万新大陆的原住民（以上人口数字，与大家理解的数字稍微有参差）。在这块广阔肥沃的新土地上，白人无所不用其极，奴役其他种族来开拓土地，大量开发矿产和森林资源。作者认为，这种机遇历史上史无前例，将来也不会再有新大陆供人类挥霍。她也指出，这种机会使得白人在近代世界史上占尽了优势，成为世界的霸主。

　　 从该书一开头就可以见到，白人的优越感实际是美国文化的盲点。于是她指出，美国历史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号称自由的土地上，奴役他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宣告主权；在奴役他人时，宣称自由；永远在战斗，把战斗当作自己的历史和使命——于是，美国历史呈现为一个织锦的图案，上面有信仰、有希望、有毁灭，也有繁荣，有技术的进步，也有道德的危机。

　　 到了 18 世纪初，虽然有许多教派进入新大陆，然而真正信仰宗教的人大概只有20%。到了 18 世纪末叶，也就是美国独立建国的时候，则已有 80% 的人经常上教堂。因此，在美国建国的理念中，对神的仰望和依靠成为新国家立国的宗旨；人类的自由与平等是神的恩赐。一个排斥其他信仰、文明系统的国家，竟自以为是在神的恩宠之下，得到特殊的地位。美国所崇奉的人间的平等和自由，虽然是神赐予人类的，但是这赐予的对象却是经过选择的，也就是在单一神信仰之下的“选民”，才配得到平等和自由。这也是反讽：不证自明的自由和平等，只是在“我们”自己人之间自由平等，对于外人却是另外一回事。

　　 从这种语气上我们能够理解，该书的书名“如此真理”乃是明显的反讽。不少人相信“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适用于所有人类的“普世价值”。不久前弗朗西斯·福山宣称，美国的制度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民主选举的政治体系，乃是历史的终结。福山的意思是指，人类的演化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状态，从此只需时时微调而已。然而，拉波尔的这部着作，却指陈了美国历史中无穷无尽的冲突和矛盾、对立和分裂。

　　 18 世纪以来，这一新国家缔造之后，很快因为这个新土地上几乎无限的发展空间，取得无穷资源，进而累积巨大的资本，开启了工业化，以机器代替人工劳动。因此，人类创造了崭新的文化。这一迅速开展的工业文化体系，经历一个世纪的继长增高，将美国的地位推向巅峰。

　　 在最近二三十年内，我们所见到的是机器的不断更新，把管理机器的工人也抛出了生产线。生产能力增加的同时，没有职业也没有产业的人群增加了。追求快乐，追求福祉，慢慢替代追求生产和追求财富。拉波尔这本书的结论是：国家在分裂，城乡在分离，社会在分化，人群在离散，到最后，“个人”陷入“粒子化”—这些现象，我在前面各章都已有叙述。

　　 拉波尔宣称，面临这种对立和分裂，虽然美国在不断尝试、不断创建新的理念空间，但这究竟是能够解决问题，还是注定遭遇到了一个冲突矛盾之下的难题，终于难以避免彷徨与迷茫？她特别指出，19 世纪中叶是另一个转变的关口，已经面临过如此的困难，那时候是理性和信仰、真理和宣传、黑和白、奴役和自由、移民和公民的对立——凡此种种的矛盾，终于导致了美国的内战。内战终结后重建的过程，其实至今没有完成。从内战到今天，种种民权运动都是为了要挣扎、摆脱上述几乎已经视同“命定”的矛盾。

　　 今天，我们也看见世界走向全球化，但是，“群众”拥护的僭主，却将美国启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作灾害，宁可向全世界挑战，以保持美国优越的地位。这一种现象，也正是希腊历史上柏拉图所指出的、几乎难以避免的困扰：在五种政治制度之中，群众专政是最没有理性的一项。这一个现象，也正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麦迪逊在起草美国宪法时非常担忧的情况，而今天“僭主政治”居然出现了。

　　 “僭主政治”之外，我们也看见这几十年来，财富越来越集中，占总人口中 0.1% 以下的富人，却掌握了美国一半以上的财富。实质上，富人早已统治了美国：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已经有号称“波士顿婆罗门”的豪门大族，掌握了财富，掌握了权力，同时也掌握了教育。中产阶层虽然经过二百年来的发展，但终究无法代替前者掌握政治影响力。柏拉图当年提出的五种政体之中，美国建国理念的设计号称“民主政体”。实际上，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富人政治为体，寡头政体为用，加上目前群众拥护的僭主政体，至今美国只差还没有出现军人政权。从目前情况看来，柏拉图盼望的哲人、贤能政体，在美国大概不可能出现了。

　　 最近还有一篇刊登于《大西洋杂志》的文章，提了严重的问题，即美国的民主是否正在死亡？这位作者提出，理性和情绪应该可以互补，但却是两个相冲突的因素。在美国的政治上，群众人多势众，却因为判断力不足，凭着直觉的情绪往往否定了理性，以至出现怪异现象：总统哗众取宠、倒行逆施，却自诩为群众谋福祉，为国家护霸权。这篇文章，毋宁是在呼应拉波尔同样的担忧：理性与情绪之间无可解决的矛盾，终于会将美国原本出自善意的立国理念、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实验扭曲，陷入难解的困境。这是拉波尔引用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左右两难的困境，终究难免沦落于毁灭。

　　 行文至此，我自己的心情非常沉重。六十年前，我满怀兴奋进入新大陆，盼望理解这个人类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国家，究竟是否能够落实人类的梦想。六十年后，却目击史学家、社会学家正在宣告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回顾故国，自从清朝末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贤俊盼望找到方向，将中国改革为庶几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状态。现在，西方原本最接近理性的美国政治体制，居然沦入如此困境！中国将来的途径应是如何？我愿意在检讨美国历史之时，向台海两岸的中国人，一抒个人的感想。

　　 中国文化曾经有过长期演变，自先秦以下有过几次大修改，但其根源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的基础上，再加上印度传来佛家的因素；而在最近，又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科技和自然哲学的影响。中国秉持的文化营养丰厚，上面所说的主客、内外因素，已经涵盖了世界主要的文化体系。甚至于最晚起的伊斯兰教系统，在中国的影响虽然不大，但在明朝以后也进入中国的文化系统之内。

　　 总结一句话，中国取精用宏，最后组成至今仍在人心的文化体系：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观。括而大之，由人的世界扩张到对宇宙的理解。以时间轴上想，个人接受了许多过去的积累，也许是包袱，也许是资产；向后看，由“我”开始，将我所取得的交给我的子女、后代。从社会空间、自然空间和时间轴线三个向度上，人类组织了一个“恕”的境界，一个将“心”比“心”的巨大系统。我们尊重自己，所以也尊重别人；人与自然共存，所以不能蹂躏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联系，在中国人心目之中，不须有名有姓的神明作为保证，而是以人的理性和情感交融，构成自己心中内在的神明。这个神明是过去的历史替我们培养而得，“人”有责任在这神明的指导之下，也就是“良知”的指导之下，以“良心”对待他人，以“良能”与自然共存。凡此，亦即根据中国人的知识论、伦理观及宇宙观，谨此提出一些观察所及，让我们从美国历史的成败兴衰撷取教训：学习其成功的经验，避免其失误的轨迹。中国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世界，由此警惕，或能避凶趋吉，走出一条顺利通畅的路径。

　　 第一点，最近几十年，台海两岸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尤其最近二十年左右，几乎已经将所有的田园都转变成为城市。在本书前面屡次谈到，美国都市化现象导致社会的解体、个人粒子化以及社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最可怕的是在水泥丛林之中，每个人都是迷失的个人，孤独而迷茫。

　　 台湾曾经自豪于“无米乐”，抛荒耕地，购粮他方；大陆各地的农田一片一片地转化为工厂和住宅，也就是农业消失的时候—天地之间不再有植物的遮蔽和水土的保持，肥沃的土壤一层一层剥落，随风而去。其实农业与工业并非不能共存，以农产品加工的过程而论，一样可将工业生产这一部分与农业结合，植根于土地之上，而不是剥削土地。人类应该适应自然，而不是蹂躏自然。

　　 美国的经验是，过去开发内陆，将河流拉直、处处筑坝——今天，我们看见的新闻，大雨一来就洪水遍地。美国本来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林区，然而，最近山火整年不断，就是因为高山融雪和森林地下蓄水，都已被截流转移为城市的用水，以至于森林没有足够的水源，一到干季，山火随风而走，连片的林区，数十万、数百万的树木化为灰烬。如此浪费水资源，使大自然蒙受严重伤害。美国使用机械深耕，大量使用化肥与杀虫剂伤害土壤、剥去表土，每收获一次，一尺到三尺深的表土随风而去。我们担心，五十年之内，美国内陆的大片平原将变成巨大的沙漠。中国不应该一味跟随所谓现代化的世界，将城市作为主要的居住形态。中国人口居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能不考虑食粮自给自足。台湾地区的可耕地面积甚小，更不应不珍惜土地资源，尽量保持适当的食粮自足率。

　　 第二点，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之内，人有生存的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有生存的机会。自己希望能够存活，就不要剥夺其他人存活的权利。因此，人的生存权利应当有所保障，公权力必须在财富的分配上，使最穷困、最无助的弱者也有活下去的机会。诚如《礼运·大同篇》所说，幼有所养，壮有所用，老有所终，鳏寡孤独穷困者，都可以存活—这也是近代全世界都在注意的社会福利。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从罗斯福新政以来不断在改变，然而至今还赶不上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周全。

　　 台海两岸，最近几十年来财富成长了，但是穷富之间的差距巨大，穷困者生计艰难。内陆农村和边缘地区，一般百姓生活条件严重不足。中国广土众民，如果将社会福利都集中处理统一筹办，其实未必合适。美国经验表明，几十年来，社会福利已可给每一个无业者或是无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的费用；然而，社会没有适当的工作可以安置他们。他们仰仗社保基金补助，活得没有尊严也没有意义。北欧的制度是将这些最需要帮助的穷困人口置于社区照顾，数千人的社区就地安置穷困人口。社区可以向中央要求拨款，由社区支配照顾区内需要帮助的弱者。如此授权，可以按照个别情况直接处置。这一富有弹性的措施，即可避免美国已经出现的窘况：将近 30% 的人口想要工作没有机会，而其他地方需要劳力却无人填补工作缺额。

　　 中国大陆目前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内有若干不同级别的少数民族的自治区。每一级地区——省级、县级及市级，都有相当的自治权，就地处置只有当地能理解、监督的问题。在如此安置之下，港、澳、台等地区都能在不同程度自治下，得到因时、因地，因应各区历史背景、文化特色和独特理念的治理方式。

　　 第三点也是有关政体的问题。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实质上施行的是国有资本和自由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中国许多的巨富，有的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例如阿里巴巴的马云。然而不可讳言，有些财产的累积，却是经过假公济私获得了致富的机会。

　　 我以为，未尝没有预先防堵之法。若干人民生活必需的公用事业，例如交通、能源及补助收入不足者的共有住宅建设，应当收为公有，由国家以各个层次的公权力，组织管理这些与民生有关的各种事业。公家尤其不能将土地轻易地释放，作为私人致富的本钱。其他行业可以让私人经营，凭本领取得合理的利润。政府可按着利润的比例征收所得税，这些与民生有关的各种企业纳税以后，如果还有巨大的盈余，应当由国家设置“信托基金”投入社会福利，补充公家承担之经费。

　　 或者，私人企业合理利润之外的盈余，都应当存入这个基金。该类信托基金乃是产业所得，用于进一步发展这一产业：由公家与民间企业合组的管理机构，聘请专业人士管理支配，支援有关行业进一步发展。又例如可以设立“创业基金”，支持创业的年轻人放手施展。风险创业基金可以让有志开创者借用本钱，在他成功后，将盈余相当一部分归还基金。又例如“开发基金”，用来支援开发新资源，开发过程中需要设施。以上各项，不外举例言之而已。主要构想是开发新利基，都由公权力通盘筹划，支援各种投资需要项目。台湾省在 1970—1990 年代，设有纺织业、信息工业等项目的发展基金，支援同业开拓事业，这种方式的行之有效即是例证。

　　 土地或建筑的价值，可以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原意，土地的增值按值征税，过分涨价的部分都应该归于公有。这部分的钱累积作为公有住宅的建筑，只租不卖，供应年轻人和收入不足者，使得居者有其屋。新加坡在这一方面的实行，已有相当的成效—如此措施，才能够使得百姓享受安居乐业的福祉。这一部分收入即可储备，用于都市更新经费。

　　 第四点，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西方标榜的民主体制颇为不同。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应该有宪法的保障。只是，管理国家应当是相当专业的工作，美国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在立国之初并没有普及于全民；民权运动到今天，确实已经落实到每个成年人都有一票。然而，柏拉图早就警告：群众政治会产生僭主的困局。无可讳言，“群众”并不一定理性，如何避免非理性的选票，选出来非理性的人物，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不但总统选举如此，选举各级代议员或者地方首长都会有这种“僭主现象”出现。例如美国芝加哥的市政，几乎有五六十年一直被戴利家族独霸。我居住的匹兹堡，也有几个政治世家代代出市议员、州议员甚至国会议员。这种现象，都是在群众盲目地按惯例行事而致。“特朗普现象”也是一个明显的个例。

　　 美国总统大选，有所谓“选举人会议”制度。当初设计时有两个理由，一则因为当时不少地区与首都之间距离遥远，各处的投票结果难以及时送到首都，遂由选举人将各州的选票数字带到首都开票，决定当选人。另外一个理由则是立国之初设计时，麦迪逊等人曾经考虑选举人代表，实际上可以被选民授权，在最后投票时改变该州选择的人选。这一考虑，即是将群众的选举，委托一群知识程度较高也得到群众信任的人物，代表该区选民调整各处选票的选择。孙中山先生当年设计中华民国的民主体制时，有“国民大会”作为选举总统的单位，他的用意可能就从麦迪逊等顾虑得到启迪。这种间接民主的方式，在特殊情况下能匡救不足，例如两位候选人所得票数非常接近，即可以由“选举人代表”当场再投票决定胜负。间接投票确实也有弊端，可能有一批人长期盗用民意，以贯彻他们私人的意旨。这一个弊端和群众盲目投票的弊端，两相比较，间接选举未尝不是补救之道。前文所说，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如何做抉择，就在如此关键处，在设计时预设补救的考量。

　　 第五点，政治是处理大众意志和处理大众委托事务的制度。今天的社会，尤其是国家层级的复杂社会，许多政务牵涉到专业的考量。以美国制度而言，选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必须考虑到候选人的法学专长是否够格。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是选择在经济学、市场学、货币学各方面都有特别专长的专家，送请国会认可，请总统任命。有关国家安全的联合参谋总部，是军人之中最有能力、最有专门知识的人合组。

　　 除了这三个单位以外，美国的国会议员并没有专业要求。国会议员组成的各项专业委员会，要处理全国专业问题，往往荒腔走板。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法家这一家实际上就是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知识，落实于“贤能政治”。法家着重的是专家的知识，以及专家知识施行的考核。

　　 第六点，美国的制度是总统制，而且有一定的任期，一个适任的总统，做了八年也够累了；如果总统不适任，只忍耐一年于国于民也非常痛苦。英国的制度是内阁制，立法部门的代表中对于某一项目具有专业能力，即被首相选择作为有关部会首长。于是，政务的执行和立法的原意可以融合无间。首相的任期没有一定的规定，做得好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得不好随时可以因为民意的反对，迫使国家元首英王下令，重新选举改组内阁。这两个制度之中，英国的制度确实是有弹性，也有效率。法国制度是英美两制的混合，不上不下，至今法国已经五次更换“共和”国体，其内阁未曾安定。法国的政治功效，也从未获得好评。

　　 凡此议论，乃是野叟献曝，以备将来参考。我年已八八，侨居海外，故国种种，我已经没有发言的资格。只是塞马依风，越鸟栖南，总盼望中国一天一天更好，也希望这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民族，能在世界上采取列国体制之长处，创立一个最好的综合体制，为亿万百姓求福祉，为天下万世开太平：建设一个大同世界的楷模——愿以“过客”个人管见，结束六十年的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