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廷頓和余秋雨：缺席的辯論

大陸作家余秋雨被譽為文化研究和大眾傳播結合的最好的寫作人。他曾是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教授，不到40歲就擔任大學校長，並手握上海市高校文科教員升等評審的重權。在如此黃金時代，他將學院派的一切拋置腦後，走向江湖，行遊吟寫作之事，終成大器，成為國際知名的文化散文家。《何謂文化》是他20年來第一本研究文化本質的作品，他一以貫之離棄學院道統，寫出一本不尋常的文化著作。關於這本書的評論已經不少，筆者僅想在當代大陸的反文化，大陸文化應向台灣學什麼，以及與杭廷頓遲到的辯論等三方面談點餘論。

大陸反文化的根源

這裏的反文化是筆者的杜撰，不是指現代派的藝術手法，而是歸納余秋里書中列舉的大陸文化界種種反常的現象。余秋里作品的發行量，媒體上的收視率都創歷史高峰，書中收錄的他為炎帝陵，秦長城，法門寺等等文化古蹟寫的碑文，說明他的江湖地位已不可動搖。與此同時，對他的“大批判”也幾乎同比率的增加。據他自己統計，《何謂文化》出版時，已發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已達到1800篇，批餘的專著也出版了10多部，攻擊的焦點集中在他是”文革餘孽“而不肯懺悔，以及他的作品充斥文史錯誤。由於他的獨立特行，引起留在學院內的人反感，他的文名高漲引致嫉妒，他在投資方面也獨具慧眼，收入頗豐，更是引起紅眼症，加上他夫人也是戲劇界的風雲人物，使“人怕出名”現象在他身上表現得特別突出。余秋里點名一位上海文人，這位文人居然公開說：“妓女的手袋裡也裝著余秋里的書”，已經不是嫉妒，而是憎恨了。在《生命》一章，他本意是以巴金，謝晉等文化人身上的文化來展示文化的含義，但不得不加入一大批反文化的人和事。謝晉的電影以描寫女性見長，但有評論家將謝晉模式指為革命加女人，顯然是不懷好意，滬上魯迅和梁實秋時代就存在的“棍子”文風躍然紙上，這不僅是文人相輕的傳統流習。百歲巴金被攻擊為“二臣”，指他在生活在民國和中共兩個時代，而這是發生在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之後，文革中張春橋就這樣攻擊巴金。余秋里指出這是文革份子“生命化潛藏”的結果，這些人文革後兩個凡是期間還活動了幾年，竄改，銷毀文革檔案，以後離開權力機構潛藏到高校。余任職上海教授評審組期間，按否定文革的要求，否定了一批文革份子，結下了怨。這批人利用顛覆名人出名的心理，炮製材料，鼓動他人和媒體掀起批余大浪。余氏詳細解釋了他被污衊為文革餘孽的經過，內容很深，涉及毛澤東和周恩來，未經歷其事的人理解原委都有困難。不過他和巴金，謝晉同感，認為文革還未過去，以批判為生的人還在，中國文化界還會有事，值得警惕。因為大陸有一批人公開否定改革開放，百分之百的肯定毛澤東和文革，很活躍的左派裡有一批老左派就是這樣的人。他們辦雜誌，上網絡為中共前30年的成就帳目，利用在高校的地位爭取民族主義的年青一代，習近平想調和前後30年是難上難。了解中國當代文化，不了解著這股反文化的潮流就是隔靴搔癢。

台灣的文化儀式

為藝術而藝術曾被解釋為唯美主義。如果將藝術理解為生活的頂層，為藝術而藝術應該是文人的理想。余秋雨認為台灣雲門舞團的林懷中，作家白先勇和余光中等幾位文藝人就是這樣的人，在仰望雲門一文，記述了和他們的友誼。余氏成為49年後大陸作家訪台第一人，是白先勇先生促成的。白先生看了他論崑曲的文章而一見如故，力促余訪台，並親自擔任特約記者作專訪，從此成為莫逆，多年親自寄發海外稿費的細節，顯示白余之間的關愛。對於余辭去學院職務白不發一言，但聽說余受攻擊而將封筆的傳言立刻飛到上海相勸，就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感情。林懷中和余的交情體現在鮮花上，余每到台灣林懷中必然知道，然後每天親自選擇花朵配色送到餘的房間。林先生的品味一定無敵，余秋雨從中體味出台灣文化的亮點是儀式，在他看來文化的最高體現就是儀式。連戰先生記述大陸行的文集一定要余秋里寫序，余氏認為反映台灣各界對儀式的重視，從而對藝術家尊重保護，儘管政爭激烈，也不會讓藝術家受大批判。從這幾位藝術家身上看到以藝術為第一生命的君子風範，他的結論是台灣在文化品行上明顯優於大陸，認為大陸應從和台灣的對比找出自己失去了什麼。 

白先勇念茲在茲的，是將華文文化連在一起；余光中謙謙君子，一聽到中華文化崩潰論立馬反駁；林懷中譽滿世界，但堅守中華典範，實現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境界。這不是活生生的文化中國嗎？大陸國台辦，黨台辦直到市縣台辦不知凡幾，芸芸大軍統戰幾十年有多少績效可言？認同是心靈問題，何不改從文化的雲中之門做起，也許似遠實近。

與亨廷頓辯論

余秋里的文化新路得到國際學界認同，除了參加聯合國文化專案的研究起草，國際名校也紛紛邀請他去對話研討。據他記述，哈佛大學本來安排他和杭廷頓教授在2009年舉行一次對談，可惜教授病逝而緣吝一面。在紀念杭教授之餘，他對《文明的衝突》的觀點提出批評：一是文明衝突歪曲了文化多樣化的現實；二是認為杭氏存在西方文明本體論的偏見；三是衝突的提法激化了不同民族的分裂和鬥爭。 作為《何謂文化》和《文明的衝突》的讀者，筆者有一點不同看法。

使用文明這樣的多義的語彙需要正名。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裡對文明一詞的語意就做了多方面的分析，而他使用的文明一詞的含義是指文明的歷史型態，對不同地區的傳統和生活習慣採客觀描敘的態度，原始的刀耕火種也是一種文明型態，不涉及高低好壞的價值判斷。 而余氏使用的文明顯然是一種價值觀，既文明是相對於野蠻的概念，所以他引用圖圖大主教的話“對不同（文明）滿懷喜悅”，現實中文明意味進步，應該共存，而不應該衝突。因為兩位大師使用的文明同名不同意，在理解中必然發生衝突。例如，余氏認為中國的制度文化有幾千年歷史，比西方的300年長的多，但中國歷史上沒有和其他文明衝突的傳統，呼應中國文明以和為貴的看法，否定文明衝突的看法，就含有價值判斷。但是文明型態不同的國家確實反覆發生衝突，最有名的是歐亞幾百年的十字軍戰爭，而伊斯蘭和基督教很難做價值判斷，無非是勢力之爭。中國近代開始和西方文明正面接觸，就發生了慘烈的鴉片戰爭。當然不同文明的衝突有多方面的原因，不過聖戰和復清滅洋這樣的口號顯示國家文明的確是保國保種的旗幟，文明之爭免不了生存空間之爭的底因。

說杭廷頓西方本體論也要具體分析。他認為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應該固守西方文明傳統以自保，但他沒有以西方立場看世界。他堅守價值中立的的立場，不認為西方文明高於其他文明，相反認為西方和歷史上的各種文明一樣，免不了興衰的週期；西方勢力的版圖在1920年達到最大，其後即不斷收縮，西方應看清趨勢，不應擴張自己文明的勢力，容許各種文明並存，否則在文明的衝突中西方不是必勝的，他甚至指出將西方價值當作普世價值推行是“不道德，錯誤，和危險的”。

認為《文明的衝突》引起種族衝突也不盡然，世界的變局是由社會現實決定的，書本觀念本身就是社會生活催生的。亨廷頓寫書的1990年代是冷戰後世界失去座標的時代，有人乾脆提出世界的格局就是200個國家混戰的格局。亨廷頓以文明的角度，試圖提供一種解釋世界的方法。他的文明的衝突的題目是打了問號的，他認為他的看法將是後冷戰年代許多看法之一，而有效時間範圍也限於冷戰後三，四十年內，其後便需要新的範式轉移了。

社會科學主觀因素太多，人們只能退而求其次，相對的擇善而從，所以要自由和多元。世界文明這樣複雜的問題，大師之間的辯論對深化觀察是大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