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之後中美將和好如初

美國前助理防長傅立民接受採訪：

當前美中關繫緊張是荒唐的，因為我們兩國有許多共同利益。中國從美國為主創建的國際秩序中受益無數。同樣，美國從美中關係中得到巨大好處。

中國通過改革開放使大量人口脫貧，這對世界來說也是大好事。中國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創造出巨大的勞動力市場。當美國經濟不景氣時，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價格很低。

美中目前處於很糟糕的階段，但美中關係還會回暖。美國副總統彭斯最近說，美中當前是“冷戰”。我並不相信冷戰，因為歷史不會重演。而且，美國正在失去盟友。如果美國與中國開戰，美國的那些盟友無人願戰，他們更願袖手旁觀。長此以往，美國將會失去其勢力範圍。中國已完全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供應鏈遍布各地。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你不可能孤立中國。

可從兩個方面看美中關係：一方面如果美中對峙，中國的改革會變得很難，因為從政治上來說，中國不能向美國讓步;另一方面，來自美國的壓力對中國來說是件好事，成為一種動力。如果我是一家中國公司，我會從中美貿易戰中學到美國是不可靠的，所以要盡己所能發展自己的產品，或尋求另外的合作資源，如歐洲、日本等國的產品，前者更為上策。儘管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目的是打壓中國，但結果卻適得其反——因為中國現在被激勵起來發展自己的技術。美國這樣做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等現任美國政府結束後，中國與美國又將建立新的關係。美國和中國最終將在同一星球上共存。因為美中雙方誰也離不開誰。

儘管我們關係時有惡化，美國會做些自毀前程的事情，但美國終會“回歸”。當美國回歸時，我希望中國一切準備就緒，雙方恢復更多的合作。

美國沒有樹立一個好的榜樣。我希望中國為國際社會樹立好的榜樣。以中國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例，中國使國際規則和秩序得以延伸，但中國並沒有破壞規則。中國需要改革，中國並不完美，自身發展也存在不少的問題。而世界變得更加複雜化。美國不能繼續說了算。美國應習慣於這一點，不能強迫別人按照你願意做的事來做。那樣的做法不是外交的做法。讓中國放棄“中國製造2025”是不合理的，中國有權發展。美國需要有新的政策，我有信心美國能做到這一點。這對美國來說是新的考驗。

美國全國商會亞洲事務高級副總裁傅瑞偉 ( Charles W. Freeman III )

曾擔任過美國對華貿易談判代表、美國頂尖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中國項目主任。他近日在接受專訪時表示，美國不應將中國的經濟崛起看成是對自身的威脅，應多看雙方過去40年合作的成功之處，早日讓兩國關係轉危為安：　　

我通過商務和經濟問題這樣的路徑來關注美中關係。我認為：從中國對外開放之前那幾年的美中交往，到1979年美中建交，再到現在，改變的只是某種美國對中國的商業態度。最初的一切都大有希望，美國商圈非常渴望美中關係強勁提升。我認為，儘管尼克松、基辛格等老一輩美國政治家視美中關係的戰略問題高於經貿問題，而且在那個歷史時期，戰略問題的確至關重要，但隨後經貿問題也年復一年地成為兩國關係的核心所在。隨着美中關係的成熟和複雜化，兩國經貿問題也變得同等複雜，並使兩國關係更富挑戰性。如果你看特朗普總統的關稅壁壘以及與中國的對抗就能清楚地感受到這一點。

“一帶一路”是令人振奮的項目，發展無止境。“一帶一路”給中國以更大的發展空間，對歐洲、拉丁美洲國家的企業來說也是機會。我認為美國只是在一段時間內視“一帶一路”為挑戰，它會日益將“一帶一路”看成機會，並參與其中。

在人類歷史上，中國曾扮演過“大角色”，改革開放恢復了中國原來曾有過的“大角色”地位。包括我在內的很多美國人看到中國人因為改革開放而擺脫貧困，可以說：這一舉措所產生的影響力和震撼力大於這個星球上的任何其他舉措。世界上不乏幫助窮人的聖人，如特蕾莎修女，但她只能拯救很少的個體脫離苦海，她救不了整個國家。我的意思是如果就被拯救的人數來說：世界上很難找到第二個人能像鄧小平那樣拯救如此多的人，讓他們擺脫貧困，世界上也很難找到第二種政策能像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一樣，讓一個國家取得這樣的成果。

這並非因為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印度人口也不少，且在人口數量上很快將趕上中國，但印度在改革開放方面遠不如中國。在我看來，中國比包括印度在內的許多其他國家都要開放。現實的中國並非像批評者所指的那樣“還不夠開放”。

我認為中國不要過多地考慮如何來定義“中國模式”。美國也是這樣，會說“ OK，這是美國經濟模式”。實際上，並不存在精確或特定的“美國模式”或“中國模式”。我認為：努力試圖將自身經濟界定為某種模式的做法，無論對美國還是中國來說都不太好。

中國經濟最成功之處就是“項目試點”——如果奏效就廣泛推廣，如果不奏效就放棄。改革是極富挑戰的。因為我是美國商會的，我相信市場的力量。市場是確定如何改革的決定性因素。

霍普金斯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傅瑞珍：

美中雙方圍繞市場准入和經濟安全等問題的摩擦在加劇，這已超出我幾個月前的研判。現在我對美中短期內達成協議不抱太大希望。最重要的是，美中在經貿方面的緊張態勢不能蔓延到軍事領域，在戰略競爭逐漸升級的背景下，這是真正的危險。

美中關係之所以得以建立，是因為對雙邊關係達成共同利益的認識超過雙方對彼此的擔心。在過去4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美中關係的平衡產生出更多共同利益，管控分歧以實現互惠互利的能力是美中關係的一個特徵。發生過大型戰爭的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歷史，應該為達成一個務實的貿易協議，以及共同努力和平解決其他分歧打下基礎。

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關鍵人物——布熱津斯基博士2016年底提出“一個美中能夠合作的世界是能使美國影響力最大化的世界”。換句話說，對戰略格局的研究和對美國利益的評估讓布熱津斯基認為，“將與中國的關係連根拔起”所得到的短期利益意味着一個不那麼穩定的世界，而這樣的世界並不有利於美國利益。我同意布熱津斯基博士的看法——在一個中美能夠實現最大化合作和最小化衝突的世界，美國的實力才能形成最大的利益。

美國經濟比許多中國評論家評估的更具彈性。正在發生的事情是，美中貿易和投資關係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達到臨界點，美國企業和一些選民感到非常沮喪。美國企業希望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更多地保護他們的技術創新，而那些把失業與中國聯繫在一起的選民也很沮喪。但是，我們所看到的不是新冷戰。因為尚未達到冷戰所特有的經濟脫鈎和激烈的意識形態競爭階段。然而，這個趨勢是令人擔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