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al Reason for China’s Rise》

  《The Real Reason for China’s Rise》是复旦大学一位教授j的文章，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Edmund S.Phelps 对该文的评价是：“这篇文章也许是我读过的关于中国奇迹的最佳阐述”。（“perhaps the best account of the China Miracle I have ever read.”）  作者提出，中国的进步不是靠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在国家指导下的结构改革和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而美国企业的经验起了很大作用，导致中国产生财政联邦制。以下是作者介绍自己文章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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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震惊世界。然而，中国成功的原因常常被误解。

外界经常将中国崛起归因于国家资本主义，即拥有巨额资产的政府可以推动广泛的产业政策，并用干预手段降低风险。因此，中国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政府对整个经济的“控制”。

上述解释从根本上说就是错的。诚然，中国得益于拥有一个能有效实施全面互补政策的政府。由于中国领导人无需担心短暂的选举周期，所以能全面推行长期规划，进行有远见的、全面的长期规划，例如“五年计划”。

此外，中国国家权力巩固了执行能力，这一点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相形见绌。一个强有力政府及其支撑下的社会政治稳定对中国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研发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这恰好告诉我们，中国的长期规划和有力执行是用来推进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结构性改革，而不是用来巩固国家资本主义的。尽管这种长期战略偶尔会出现一些失误或短期偏差，但依然坚定不移施行。这才是中国数十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所在。

有趣的是，这一战略的要素直接来自发达国家。在过去40年中美外交正常化进程中，美式资本主义在中国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商界精英中。因此，中国政府在始终高度重视稳定的同时，也致力于在公司治理、金融和宏观经济管理等众多领域内学习应用全球将各国经济的最佳实践。

但是，这一经济自由化和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又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它强调地方层面的竞争和试验，而这又反过来支持了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其结果是，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财政联邦制（层层分权），这也是经济转型的强大推动力。

这种方式的成果无可辩驳。过去十年内，中国众多私人金融和科技巨头崛起，它们与国有企业不同，并且已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最近公布的2019年《财富》全球500强名单（按营业收入排名）中，有129家中国公司上榜，而美国则是121家。

其中，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京东和腾讯都榜上有名；科技巨头华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打压下逆势上升了11位；创业9年就上榜的小米成为有史以来进入该榜单的最年轻公司，这些公司都不是国企。

这些公司的崛起以及它们所促进的繁荣和竞争力，不是靠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实现的，而是靠经济自由化及自下而上的创新推动的。美国指责中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工具，如补贴国内企业、给外国公司设置进入壁垒等，获取不公平优势，但中国的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

并不靠此类手段。这一点值得强调。

这并不是说，中国可以不再关注尚未完成的改革方案。经过30年的GDP两位数增长，增速放缓不可避免。但是，即使中央政府接受年增长率的一些下降，也必须保持警惕并继续致力于解决加剧这一趋势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融资成本上升和资本回报率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必须继续鼓励私营企业和创新，对此政府已做出承诺；巩固当前具有竞争力的准联邦制经济系统；还必须按照承诺加快治理改革，以确保紧跟进一步的市场自由化。

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不应低估未来的挑战，更不能忘记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中国有句古话讲得很好，“行百里者半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