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钟南山逼上梁山

北京媒体认为，17年来两次疫情中，钟南山至少已经纠正了中国疾控中心两次误判。目前网民一片崇拜，钟教授接近肺炎救星的地位。

17年前，中国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的首席专家洪涛，他发现非典病人肺组织中存有大量衣原体，他向社会公布研究成果，将非典病原确定为衣原体，这一说法被认为得到官方认可，成为非典“已经得到控制”的“医学证明”。

显然，衣原体之说误导了决策。以钟南山为代表的临床医疗人士没有盲从科研人员的结论，因为抗衣原体药物完全无效，钟南山在一次会议上发言，直陈这一结论科学依据不足。两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从此非典被称为SARS。

在这次新冠疫情初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在1月4日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说，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且没有发生死亡案例，说明病毒威胁水平有限。

直到1月15日，武汉卫健委的通报仍然认为：“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据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透露，19日钟南山到武汉后，当地、国家级专家把结果告诉了他，钟南山20日晚上接受采访，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披露有14名医务人员感染，“肯定有人传人现象”。接着武汉市卫健委作了披露。钟南山又一次推翻了中国CDC院士专家的结论。

正如公众和部分业内专家质疑的，有的学者英文论文发得又快又多，却是按照科研的方式和思维，而不是预防医学和临床疾控的思维。

如果讲法律程序，疫情信息事关全社会的稳定，是要由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披露。但法律没有限制科研专家写报告、提建议、接受媒体采访、谈预警性的个人判断。

病毒数据是不是机密？当然不是，只是公开的早晚区别。但对科研人员来说，却是“金矿”。香港那位“逃兵”管轶，不就对没能像SARS爆发那次一样拿到论文数据大失所望嘛。

行政上、程序上的理由可以有千万条，但科研专家这次不能完全免责，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自己的位置和成果，而是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政府当然希望社会稳定，但绝不愿意铸成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在决策的时候需要依赖专家的知识和建议。

为什么钟南山能两次纠正科研人员的误判？

第一次，钟南山自己有总结：病原体查找过程中的最大缺憾，是病毒学家、公共卫生专家等没有能够与一线临床工作者进行很好的协作。“如果结合做，根本就不会发布这样的结论。”

第二次，不晚于1月10日，专家们在收取到的数据中，就能从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中，意识到人传人的可能性有较大概率，就像SARS那次一样，不需要试剂盒和分离病毒，临床诊断就应该用于指导疫情控制。

SARS疫情中，科研人员依赖电子显微镜观察作“衣原体是病原体”结论，这有局限性，被富有临床经验的钟南山推翻。

而这次疫情中，科研人员做到了严谨，却又过于保守，又一次被从临床经验出发，敢于担当的钟南山推翻。

钟南山两次纠正误判，并不是因为他有更多的学识，更不是因为他接近真理。他的经验、资历和话语权当然重要，但这些恰恰是从实事求是的经历中一点点取得的。

媒体称：“别人即使步步都符合程序没有差错，也难以复制，正所谓      国士无双“。  国士无双，就是唯一，不仅是大救星，接近造神，这就不健康了。  

依靠临床实践是对的，但绝不能排除科研推理的验证。  因为任何经验都代表过去，未来的事件是不能确定的。科学哲学的证伪方法的提出，就是因为未来不可证实。实验和推理论证不可 缺一。 光速30万公里／秒，就是爱因斯坦的推理假设，实验尚未验证，证伪之前，倒还管用。

钟教授83了，世界没有神仙。 把教授推到无双国士的地位，是逼他犯错误，以他现在的地位，他犯了错影响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