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鍾南山逼上梁山

北京媒體認為，17年來兩次疫情中，鍾南山至少已經糾正了中國疾控中心兩次誤判。目前網民一片崇拜，鍾教授接近肺炎救星的地位。

17年前，中國疾控中心病毒預防控制所的首席專家洪濤，他發現非典病人肺組織中存有大量衣原體，他向社會公布研究成果，將非典病原確定為衣原體，這一說法被認為得到官方認可，成為非典“已經得到控制”的“醫學證明”。

顯然，衣原體之說誤導了決策。以鍾南山為代表的臨床醫療人士沒有盲從科研人員的結論，因為抗衣原體藥物完全無效，鍾南山在一次會議上發言，直陳這一結論科學依據不足。兩個月後，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是引起非典的病原體，從此非典被稱為SARS。

在這次新冠疫情初期，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徐建國，在1月4日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說，從目前看，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且沒有發生死亡案例，說明病毒威脅水平有限。

直到1月15日，武漢衛健委的通報仍然認為：“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據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透露，19日鍾南山到武漢後，當地、國家級專家把結果告訴了他，鍾南山20日晚上接受採訪，在新聞發布會上首先披露有14名醫務人員感染，“肯定有人傳人現象”。接着武漢市衛健委作了披露。鍾南山又一次推翻了中國CDC院士專家的結論。

正如公眾和部分業內專家質疑的，有的學者英文論文發得又快又多，卻是按照科研的方式和思維，而不是預防醫學和臨床疾控的思維。

如果講法律程序，疫情信息事關全社會的穩定，是要由國家衛生行政部門披露。但法律沒有限制科研專家寫報告、提建議、接受媒體採訪、談預警性的個人判斷。

病毒數據是不是機密？當然不是，只是公開的早晚區別。但對科研人員來說，卻是“金礦”。香港那位“逃兵”管軼，不就對沒能像SARS爆發那次一樣拿到論文數據大失所望嘛。

行政上、程序上的理由可以有千萬條，但科研專家這次不能完全免責，因為他們面對的不是自己的位置和成果，而是社會的公共衛生安全。政府當然希望社會穩定，但絕不願意鑄成更大的不穩定，政府在決策的時候需要依賴專家的知識和建議。

為什麼鍾南山能兩次糾正科研人員的誤判？

第一次，鍾南山自己有總結：病原體查找過程中的最大缺憾，是病毒學家、公共衛生專家等沒有能夠與一線臨床工作者進行很好的協作。“如果結合做，根本就不會發布這樣的結論。”

第二次，不晚於1月10日，專家們在收取到的數據中，就能從沒有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病例中，意識到人傳人的可能性有較大概率，就像SARS那次一樣，不需要試劑盒和分離病毒，臨床診斷就應該用於指導疫情控制。

SARS疫情中，科研人員依賴電子顯微鏡觀察作“衣原體是病原體”結論，這有局限性，被富有臨床經驗的鐘南山推翻。

而這次疫情中，科研人員做到了嚴謹，卻又過於保守，又一次被從臨床經驗出發，敢於擔當的鐘南山推翻。

鍾南山兩次糾正誤判，並不是因為他有更多的學識，更不是因為他接近真理。他的經驗、資歷和話語權當然重要，但這些恰恰是從實事求是的經歷中一點點取得的。

媒體稱：“別人即使步步都符合程序沒有差錯，也難以複製，正所謂      國士無雙“。  國士無雙，就是唯一，不僅是大救星，接近造神，這就不健康了。  

依靠臨床實踐是對的，但絕不能排除科研推理的驗證。  因為任何經驗都代表過去，未來的事件是不能確定的。科學哲學的證偽方法的提出，就是因為未來不可證實。實驗和推理論證不可 缺一。 光速30萬公里／秒，就是愛因斯坦的推理假設，實驗尚未驗證，證偽之前，倒還管用。

鍾教授83了，世界沒有神仙。 把教授推到無雙國士的地位，是逼他犯錯誤，以他現在的地位，他犯了錯影響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