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紅四方面軍的決定作用

由於政治運動的某些表面相似性，一些論者將文革的起源不斷前推，由廬山會議，反右，延安整風，一是推演到井岡山時代的肅反，毛澤東成了文革的先知，顯非研究問題的態度。

毛澤東發動文革並無周密計劃，他先說“一年發動，兩年發展，三年收尾“。後來天下大亂，不可收拾，他又想1967年就結束文革，當然做不到。    其實，文革之名是彭真等成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提出來的， 戚本禹等毛領導下的文革干將稱，因為劉鄧先搞出自己一套文革運動，毛才決定搞文革對抗，加了”無產階級“在前而已。也是由於劉鄧派工作組壓制學生運動，毛才提出造反有理。     

毛澤東是個行動主義者，運動就是一切。他少年時從體育活動得出“人樂動”的看法，年輕的時候的作文就稱：“天地之下唯有動而已”，以後發展到“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信仰。1939年延安紀念斯大林生日大會上，他正式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有理”，變成行動理論。 他的生命實踐確實嚴酷，鬥爭謀略已成其本能，駕輕就熟，不僅黨內第一，對付蔣介石，斯大林，尼克松都信心十足，好像老在下先手棋，實際是應時而動，不拘於計劃，運動戰致勝。   

他用林彪掌軍時，並不信任林。 歷史上，林在遵義會議前曾反對老毛指揮軍事，解放東北時對毛的指令幾次反駁，對韓戰也不贊成； 他和高崗關係不一般，50年代高崗的行動事先都和林通氣，林也支持他，以至處理高時，毛事前要和林打招呼。

所以毛用林時，同時安排賀龍任軍委副主席，林彪生病他就用賀龍代替， 有賀龍制衡，林必須緊跟老毛。當時，毛未必已決定用林搞文革，就如任命彭德懷任國防部長時，就先任命林彪任黨中央副主席，黨內高於彭德懷，讓彭心裡有數。官場權術和辦公室政治，國內國外哪裡都有，毛是高手就是。

他決定要林彪支持江青搞文革，給林代替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同時安排徐向前進入政治局，又用徐出任軍隊文革組長， 徐自然取得制衡地位，這一招事後顯示關係重大。      由於徐向前的山頭是軍隊最大的山頭，毛文革中重用的謝富治，李德生，陳錫聯，許世友，李先念都是紅四方面軍出身，而且都是掌握一方軍權的悍將，對林彪的一軍團和其他山頭都起了有力制衡作用。  後來，林彪生死關頭之所以沒有發動政變，受徐向前系統的制衡是很大原因，因為即使林彪下命令，他知道四軍的人根本不會聽；相反，只要徐向前下命令，他們就會鎮壓林彪及其死黨政變企圖，他們的人力和戰力絕不在林部之下。只有林立果小艦隊蠢動，連林的死黨都諷刺為“小孩子辦家家“，只能害死老爹老娘。

最後端掉四人幫，就顯示四軍人馬是關鍵。 毛生前任命陳錫聯主持軍委和軍隊調動，葉劍英和華國鋒動四人幫前，不了解陳的態度，又不敢問他。  由於李先念和陳錫聯同是四軍老幹部，陳主動向李透氣支持搞掉四人幫。這樣大軍在手， 打掉只有上海幾萬民兵的王洪文一夥，就如風捲殘雲了。  

 最後時刻，葉劍英請徐向前一道和原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談話， 問他還能不能調動南京軍區的軍隊。當時許已經調到廣州軍區，而南京軍區政委是張春橋，司令丁盛不可靠，南京軍區對防止上海政變是關鍵。 許世友稱六十軍是南京軍區的老部隊，可能聽他指揮。葉劍英和徐向前決定將六十軍特別調給許指揮。許世友是徐向前四軍時代的部下，六十軍是四軍的老部隊，徐親自命名的臨汾旅就在六十軍。這樣，廣州軍區司令許世友就臨時接管指揮南京軍區的六十軍，按正規軍令系統是做不到的，可見山頭的厲害。  戚本禹回憶稱，他在毛主席辦公室工作時，原總參謀長楊成武跟他說：軍隊之間表面客客氣氣，但關鍵時候還是聽老首長的，就是現實。

毛澤東對四軍有戒心，但深知徐向前的軍事能力，1949年任命徐向前為總參謀長，解放東北，抗美援朝，他都是第一人選，可惜生病。  1978-1980，徐再任國防部長，是越戰的決策人。

1955年共軍授1000餘名將領軍銜，紅四方面軍有700餘名，占三分之二。    胡耀邦，李先念，秦基偉，劉華清，陳賡，王樹聲，洪學智，都是徐向前的老部下。    大部分軍區司令，韓先楚，許世友，陳錫聯，陳再道，謝富治，皮定均都是徐向前的部下。    抗日戰爭中，原四方面軍的部隊被分散，徐向前和主力被調入129師，徐任副師長，徐海東的一個旅被調入115師，李先念的部隊調入新四軍發展為第五師，這樣使徐的老部下遍及共軍各個部隊。  徐在129師時單獨指揮響堂鋪戰役，擊毀日寇200輛汽車，為抗戰消滅的最大的日寇機械化部隊。   解放戰爭時，徐向前將地方民兵訓練成6萬人部隊，消滅10萬閻錫山部隊。徐指揮的太原和臨汾攻城戰，都是以少勝多，建立新戰例。共軍自定的十大典範戰例，徐獨占4個。    長征時，紅四方面軍擁兵八萬，林彪和彭德懷的一，三軍團加起來不到2萬。  

徐，黃埔一期；林彪，四期，什麼時候也不是徐向前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