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衝突導致以色列內亂 以色列撤出加沙15年以來,每隔幾年就爆發一輪加沙衝突,形成了相對固定的套路:哈馬斯對以色列火箭襲擊,以色列大規模軍事報復,哈馬斯受重挫造成加沙人道危機、以色列放鬆加沙封鎖,然後醞釀下一次衝突。 目前這輪加沙衝突非同尋常,正呈現新的套數。 首先,哈馬斯實力超出以色列預判。前四次加沙危機分別發生在2006年、2008年、2012年和2014年,間隔多為兩年左右。此次衝突的間隔長達7年,以色列本以為不會再出大事,能夠有效控制加沙。然而,衝突開始的8天時間裡,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約3000枚火箭彈,射程遠達耶路撒冷、特拉維夫等大城市。顯然,哈馬斯的戰鬥能力和抵抗意志更強大了。 前四次加沙衝突,哈馬斯的主要目標是改善生存環境,要求以色列放鬆對加沙的封鎖。這次哈馬斯提出的停火條件中,隻字未提加沙,單單針對耶路撒冷,要求以色列從耶路撒冷阿克薩撤軍、釋放在耶路撒冷被捕的巴勒斯坦人。耶路撒冷歷來是教派對立、阿以矛盾、巴以衝突最敏感的地方。近年來,伊斯蘭世界對哈馬斯的支持和耐心在慢慢流失。把鬥爭焦點從加沙轉向耶路撒冷,可以讓哈馬斯回到巴勒斯坦政治、巴以衝突甚至阿以衝突的中心舞台,重新獲得相關各方的關注與支持。 第二,國內的族群暴力衝突變為以色列心頭大患。此前,加沙衝突主要發生在哈馬斯與以色列軍隊之間。這次,東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國內四條戰線共振。最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裔和猶太裔公民發生族群間的仇殺、縱火、搶劫等暴力事件,警察抓捕900多人。以色列在阿拉伯裔和猶太裔混居的城市實施宵禁,一些城市甚至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這是1966年以來的第一次。在以色列境內,約有200萬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600多萬猶太人,若兩大族群的暴力衝突長期化,後果會相當嚴重。因此,當國際注意力集中在加沙時,內塔尼亞胡說“內部族群衝突是當前以色列最大的威脅”。 第三,以色列正處於政治十字路口,這輪衝突產生重要影響。內塔尼亞胡作為以色列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總理,20年來不斷推動以色列政策向右再向右。今年3月選舉結束後,內塔尼亞胡組閣失敗,由左、中、右各派組成的反內塔尼亞胡聯盟有望組閣成功,終結內塔尼亞胡時代。然而,橫空出世的加沙衝突使以色列政治陡增變數。反內塔尼亞胡聯盟中的阿拉伯政黨和右翼政黨均退出組閣談判,右翼政黨還有意回頭同內塔尼亞胡結盟。一方面,部分以色列人把衝突歸罪於極右政策,要求新政府回歸溫和立場;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人認為現行政策還不夠右,應繼續向右轉。無論如何,此輪加沙衝突必然會加速以色列政治重組。 第四,美國國內政治出現新變化,對以色列的支持出現動搖。歷史上,支持以色列是美國兩黨一致的政策。如今民主黨內部出現分裂,自由派同情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要求美國改變立場。此輪危機發生後,拜登政府大體上延續着美國傳統政策,要求哈馬斯停止發射火箭彈,支持以色列的“自衛權”。但拜登的表現卻激起民主黨自由派不滿,20多名民主黨眾議員寫信給國務卿布林肯,150個自由派組織聲援巴勒斯坦人。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說,美國每年給以色列40億美元援助,有權利要求以色列尊重巴勒斯坦的人權。鑑於自由派如今在黨內的強大影響,拜登代表的建制派可能不得不考慮他們的要求,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調整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 第五,國際社會的關注點,從“兩國方案”轉向以色列的“占領者責任”。過去30年,國際社會致力於“兩國方案”,即在被占領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國。目前“兩國方案”實現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國際社會的關注點開始從巴勒斯坦建國,轉向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利保障。今年初,以色列政府在新冠疫苗分配問題上未能平等對待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引起國際社會廣泛批評,就是這種轉向的標誌。以色列作為占領當局,既然不願意讓巴勒斯坦建國,就必須承擔起“占領者的責任”,不僅要保障900萬以色列人的福祉、安全,而且要為被占領土上500萬巴勒斯坦人提供同樣水平的保障,這是國際法的基本要求。這可能會成為未來一段時期內巴以問題的焦點。 回顧過去70多年巴以關係的演變,1948年至1980年是以色列通過戰爭獲取國家生存權的過程;1990年至2016年是巴勒斯坦試圖通過談判建國的過程;未來將是巴勒斯坦人爭取平等權利的新歷史階段。沒有人知道這個新階段的最終走向,正如1948年時沒人知道阿以戰爭的結局,1993年時沒人想像到巴以和平進程會得到今天這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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