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冲突导致以色列内乱

以色列撤出加沙15年以来，每隔几年就爆发一轮加沙冲突，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套路：哈马斯对以色列火箭袭击，以色列大规模军事报复，哈马斯受重挫造成加沙人道危机、以色列放松加沙封锁，然后酝酿下一次冲突。

目前这轮加沙冲突非同寻常，正呈现新的套数。

首先，哈马斯实力超出以色列预判。前四次加沙危机分别发生在2006年、2008年、2012年和2014年，间隔多为两年左右。此次冲突的间隔长达7年，以色列本以为不会再出大事，能够有效控制加沙。然而，冲突开始的8天时间里，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约3000枚火箭弹，射程远达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等大城市。显然，哈马斯的战斗能力和抵抗意志更强大了。

前四次加沙冲突，哈马斯的主要目标是改善生存环境，要求以色列放松对加沙的封锁。这次哈马斯提出的停火条件中，只字未提加沙，单单针对耶路撒冷，要求以色列从耶路撒冷阿克萨撤军、释放在耶路撒冷被捕的巴勒斯坦人。耶路撒冷历来是教派对立、阿以矛盾、巴以冲突最敏感的地方。近年来，伊斯兰世界对哈马斯的支持和耐心在慢慢流失。把斗争焦点从加沙转向耶路撒冷，可以让哈马斯回到巴勒斯坦政治、巴以冲突甚至阿以冲突的中心舞台，重新获得相关各方的关注与支持。

第二，国内的族群暴力冲突变为以色列心头大患。此前，加沙冲突主要发生在哈马斯与以色列军队之间。这次，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国内四条战线共振。最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裔和犹太裔公民发生族群间的仇杀、纵火、抢劫等暴力事件，警察抓捕900多人。以色列在阿拉伯裔和犹太裔混居的城市实施宵禁，一些城市甚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是1966年以来的第一次。在以色列境内，约有200万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600多万犹太人，若两大族群的暴力冲突长期化，后果会相当严重。因此，当国际注意力集中在加沙时，内塔尼亚胡说“内部族群冲突是当前以色列最大的威胁”。

第三，以色列正处于政治十字路口，这轮冲突产生重要影响。内塔尼亚胡作为以色列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20年来不断推动以色列政策向右再向右。今年3月选举结束后，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由左、中、右各派组成的反内塔尼亚胡联盟有望组阁成功，终结内塔尼亚胡时代。然而，横空出世的加沙冲突使以色列政治陡增变数。反内塔尼亚胡联盟中的阿拉伯政党和右翼政党均退出组阁谈判，右翼政党还有意回头同内塔尼亚胡结盟。一方面，部分以色列人把冲突归罪于极右政策，要求新政府回归温和立场；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人认为现行政策还不够右，应继续向右转。无论如何，此轮加沙冲突必然会加速以色列政治重组。

第四，美国国内政治出现新变化，对以色列的支持出现动摇。历史上，支持以色列是美国两党一致的政策。如今民主党内部出现分裂，自由派同情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要求美国改变立场。此轮危机发生后，拜登政府大体上延续着美国传统政策，要求哈马斯停止发射火箭弹，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但拜登的表现却激起民主党自由派不满，20多名民主党众议员写信给国务卿布林肯，150个自由派组织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说，美国每年给以色列40亿美元援助，有权利要求以色列尊重巴勒斯坦的人权。鉴于自由派如今在党内的强大影响，拜登代表的建制派可能不得不考虑他们的要求，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调整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

第五，国际社会的关注点，从“两国方案”转向以色列的“占领者责任”。过去30年，国际社会致力于“两国方案”，即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目前“两国方案”实现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开始从巴勒斯坦建国，转向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今年初，以色列政府在新冠疫苗分配问题上未能平等对待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批评，就是这种转向的标志。以色列作为占领当局，既然不愿意让巴勒斯坦建国，就必须承担起“占领者的责任”，不仅要保障900万以色列人的福祉、安全，而且要为被占领土上50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同样水平的保障，这是国际法的基本要求。这可能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巴以问题的焦点。

回顾过去70多年巴以关系的演变，1948年至1980年是以色列通过战争获取国家生存权的过程；1990年至2016年是巴勒斯坦试图通过谈判建国的过程；未来将是巴勒斯坦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新历史阶段。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阶段的最终走向，正如1948年时没人知道阿以战争的结局，1993年时没人想像到巴以和平进程会得到今天这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