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阿拉伯學者研究國家的非模式化
所謂“模式化”,是阿拉伯城市組織文化事務委員會主席薩米爾·艾哈邁德在其著作《文明的追隨——中國的崛起與阿拉伯人的未來》中提出的一個用來描述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所處困境成因的概念。 《文明的追隨》一書的阿拉伯文版於2009年出版,並於2012年和2013年兩次再版。同一本書在四年時間裡連印三版,可見此書在阿拉伯讀者中的受重視程度。他的新作《東方的復興——“阿拉伯之春”的失敗與中國崛起的前景》正式出版發行。 該書是薩米爾繼2008年出版《文明的追隨》後,又一部對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危機進行“文明的審視”,並對中阿關係的前景進行深入分析的力作。 中東的“模式化”與“非模式化” 這本書的核心內容,就是兩個關鍵詞:“模式化”和“非模式化”。 薩米爾對“模式化”的定義,是通過與“非模式化”的對比進行的。“非模式化”這個詞在全書中所占地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書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這個詞,就明白了整本書的主要內容。 根據薩米爾在書中的解釋:“中國的發展模式實際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發展過程中,不會用一種固定的、神聖化的模式來衡量各種舉措、計劃。” 按照薩米爾在本書中所表達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應從1798年開始算起,其標誌性事件是這一年發生的拿破崙遠征埃及。因為拿破崙的遠征軍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將埃及人民從馬木留克王朝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現在埃及的。因此,“拿破崙手下的士兵和參謀們也沒有嚴酷、殘忍地對待埃及人。”因此,阿拉伯人沒有將拿破崙遠征軍視作敵人;相反,通過對來到埃及的法國人的直接貼近觀察,使得阿拉伯人意識到,歐洲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歐洲已經崛起,而阿拉伯人已經落後了。 阿拉伯人對歐洲的這種關注很快就落實在了行動上。公元1805年,就在法國撤出埃及後不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成立。阿里致力於通過對歐洲國家的學習,來實施社會改革和國家機構改革,為了培養相關的專業人才,從1809年開始向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派遣留學生。此舉為埃及培養了一個思想家和教育家群體,阿拉伯近代思想史由此發端。 在這批19世紀初產生的思想家中,薩米爾最推崇拉斐阿·塔哈塔維,將其稱為“阿拉伯復興事業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此人是在伊斯蘭世界有重要地位的愛資哈爾清真寺的一名宗教學者,1826年出任埃及赴法國留學生團的伊瑪目。 薩米爾認為,有關塔哈塔維的思想,有兩點特別值得重視: 第一,塔哈塔維的思想產生在19世紀初,當時歐洲國家對阿拉伯世界的大規模殖民進程尚未開始,阿拉伯人尚未將歐洲視為必須防範的危險對象,而是將其單純視為觀察和學習的對象。也就是說,塔哈塔維的思想,反映的是近代阿拉伯復興思想的本來面目。 第二,塔哈塔維對法國啟蒙思想的重視,並不是因為他認為這些思想本身具有先驗的(相對於伊斯蘭教義的)正確性,而是這些思想可以幫助穆斯林追求自身利益,實現社會進步。塔哈塔維為借鑑法國思想成果設定的唯一前提條件是“不得違背伊斯蘭教法”,在此基礎上,他主張“真理不問出處”,只要是對穆斯林有益,對阿拉伯社會的復興和進步有益,就應該拿過來為己所用。在薩米爾看來,這種“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由此,薩米爾得出結論:在歐洲殖民入侵導致阿拉伯世界對歐洲的印象被改變之前,“本原”的阿拉伯復興運動就是“非模式化”的,即不受意識形態束縛,將他人的經驗拿來改造,使之符合阿拉伯的國情和文化之後為己所用,以民族復興為最高目標。薩米爾認為,這才是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復興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如果按照塔哈塔維所主張的“非模式化”的道路走下去,阿拉伯世界是否能夠獲得復興,重現輝煌?對於這個問題,薩米爾的回答是: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答案了。 因為從19世紀中期起,“歐洲國家從奧斯曼帝國的邊緣開始,逐步蠶食阿拉伯國家,最終將整個阿拉伯世界都變成了歐洲的殖民地。“薩米爾認為,這一現實導致阿拉伯人面臨的問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阿拉伯人來說,最緊要的問題已經不是如何實現復興,而是如何抵抗歐洲人的入侵和殖民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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