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阿拉伯学者研究国家的非模式化

所谓“模式化”，是阿拉伯城市组织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萨米尔·艾哈迈德在其著作《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中提出的一个用来描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所处困境成因的概念。

《文明的追随》一书的阿拉伯文版于2009年出版，并于2012年和2013年两次再版。同一本书在四年时间里连印三版，可见此书在阿拉伯读者中的受重视程度。他的新作《东方的复兴——“阿拉伯之春”的失败与中国崛起的前景》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是萨米尔继2008年出版《文明的追随》后，又一部对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危机进行“文明的审视”，并对中阿关系的前景进行深入分析的力作。

中东的“模式化”与“非模式化”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两个关键词：“模式化”和“非模式化”。

萨米尔对“模式化”的定义，是通过与“非模式化”的对比进行的。“非模式化”这个词在全书中所占地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书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这个词，就明白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

根据萨米尔在书中的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用一种固定的、神圣化的模式来衡量各种举措、计划。”

按照萨米尔在本书中所表达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应从1798年开始算起，其标志性事件是这一年发生的拿破仑远征埃及。因为拿破仑的远征军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将埃及人民从马木留克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的。因此，“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和参谋们也没有严酷、残忍地对待埃及人。”因此，阿拉伯人没有将拿破仑远征军视作敌人；相反，通过对来到埃及的法国人的直接贴近观察，使得阿拉伯人意识到，欧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已经崛起，而阿拉伯人已经落后了。

阿拉伯人对欧洲的这种关注很快就落实在了行动上。公元1805年，就在法国撤出埃及后不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成立。阿里致力于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学习，来实施社会改革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了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从1809年开始向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派遣留学生。此举为埃及培养了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群体，阿拉伯近代思想史由此发端。

在这批19世纪初产生的思想家中，萨米尔最推崇拉斐阿·塔哈塔维，将其称为“阿拉伯复兴事业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人是在伊斯兰世界有重要地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一名宗教学者，1826年出任埃及赴法国留学生团的伊玛目。

萨米尔认为，有关塔哈塔维的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塔哈塔维的思想产生在19世纪初，当时欧洲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殖民进程尚未开始，阿拉伯人尚未将欧洲视为必须防范的危险对象，而是将其单纯视为观察和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塔哈塔维的思想，反映的是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的本来面目。

第二，塔哈塔维对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具有先验的（相对于伊斯兰教义的）正确性，而是这些思想可以帮助穆斯林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社会进步。塔哈塔维为借鉴法国思想成果设定的唯一前提条件是“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真理不问出处”，只要是对穆斯林有益，对阿拉伯社会的复兴和进步有益，就应该拿过来为己所用。在萨米尔看来，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由此，萨米尔得出结论：在欧洲殖民入侵导致阿拉伯世界对欧洲的印象被改变之前，“本原”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就是“非模式化”的，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之符合阿拉伯的国情和文化之后为己所用，以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萨米尔认为，这才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如果按照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道路走下去，阿拉伯世界是否能够获得复兴，重现辉煌？对于这个问题，萨米尔的回答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

因为从19世纪中期起，“欧洲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开始，逐步蚕食阿拉伯国家，最终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萨米尔认为，这一现实导致阿拉伯人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阿拉伯人来说，最紧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实现复兴，而是如何抵抗欧洲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