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一纸社论，被认为导致赵紫阳下台，被软禁终身。他89年离开北京去朝鲜访问一周，至今被很多六四研究者批评为大错。

赵紫阳本人始终不认为访问朝鲜是一个错误。在他最后的回忆文字中，他再次指出当年访问平壤，是一件外交公事，由于是邓金当面约定，不可变动而已。当年派紫阳访问朝鲜，是邓小平和金日成有约在先，朝鲜和中国的关系特殊，邓和金之交属于两国老一代元老的关系，访问改期在外交和国家关系方面影响较大。赵本人回答批评时解释，当时如果不去平壤是国际关系上很敏感的问题，中央常委会也不会同意，这是由于外交上履约的重要。他在回忆录中再次解释，他当时不去朝鲜肯定会引起国家间外交关系的问题，因为金日成和朝鲜政府是很计较信用问题的。 戈巴乔夫89年六四前访华，北京的示威已失控，欢迎仪式和一些正式活动都不得不取消，邓，赵和戈巴夫峰会的会场都受到示威者冲击，当局认为“丢尽国家脸面”。即使如此，戈氏的访问也不可能取消，就是同理。紫阳下台之后，金日成访问北京，特意问小平，赵去平壤前是否已经内定他下台的安排，老邓当即否认。

批评紫阳去朝鲜是错误的理由，是认为这是预谋，给了李鹏推出强硬路线的机会，导致赵的路线被否定，最后被打倒。但事实相反，李鹏一派当时并不赞成赵去平壤访问。比如，对紫阳处理学运的立场强烈不满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就不顾下级的身份，直接打电话给赵，称学运已到了危机阶段，而李鹏没有地方工作经验，要求赵留在北京主持处理。教委主任李铁映也反映北京各大学很不安定，要求赵留在北京亲自处理。李鹏一直认为学运升级是赵的妥协放纵造成的，认为赵去朝鲜是留下难题，反对赵撂挑子离开北京。

赵去平壤后，李鹏感到学潮局面一筹莫展，很难办，是杨尚昆建议李向邓小平请示。4月24日形成强硬路线的常委会，也是万里见到北京市问题严重，非官方学运很活跃，而官方学生会很灰心，因此提议李鹏召开常委会研究对策。赵紫阳去平壤前，指定李鹏代理总书记的职权，李鹏才有召集常委会的权力。而万里出国访问前，没有指定人大委员长的代理人，以后紫阳和一些人大常委要求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时，就没有人可以决定，只好呼吁万里提前回国，闹出很大的事。

在程序上，有关社论内容的会议记录事先发给在平壤的赵，他签字同意邓的意见。回国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他仍然肯定常委对426社论内容的决定。只是2天后他才改变态度，要求收回社论，并且坚持到底，直到和邓小平当面争论。最后，邓公开点破学潮问题实质上是他和赵的对立，赵在回忆录里也承认如此。赵从朝鲜回来后2天之内在他的内心和内部人员中间发生了什么，至今没有公开。但他对邓采取反常的挑战态度，挑战继续到反对戒严，敢于当面和老邓争论，直到要强行召开人大紧急会议对抗北京的戒严令，这些公开对抗行为，结果必然导致他下台，他本人很明白。
                                                 

六四后审查赵紫阳时，中央指定和他谈话的王任重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反对小平？”，这代表中共党内相当一批老人的疑问。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也就是服从最高领袖，是延安整风运动后形成的中共党内“铁的纪律”，不守此纪律的后果人人明白。赵作为老革命，在战争时期就在邓领导下的地区工作，受过邓的提名表扬。文革时期，邓复出工作后重用紫阳。赵在四川推行农业自由化改革，干出成绩，邓一手把他提拔到总理和总书记的位置，他也总是表示凡是邓的指示他都坚决执行，直到六四下台之前他口头还是这样表态。但是赵处理六四学潮的实际做法和邓多处对抗，不该成问题的却成问题。邓说赵的问题比胡耀邦更严重，指责他不守纪律，不守纪律主要指他不听指示。

邓小平早在89年3月，就指示赵阅读匈牙利和波兰等地示威蔓延的材料，提醒他留意国内类似动向，果断处理，中国不允许示威动乱。但赵对学潮一直放松对待，即使出现前所没有的冲击中南海大门事件后，他仍然不同意强力禁止。李鹏和姚依林为此多次在常委会和他发生争论，直接指责他不执行邓的指示。邓小平对常委会记录每次必读，他赞扬李姚对学潮态度坚定，就是批评紫阳的软弱，赵应该很清楚。

426社论发稿前， 紫阳在平壤签字同意邓的意见。回国后的第一次常委会议上，他再次肯定常委会有关社论的各项决定。但会后2天，他提出相反意见，以后就反复动员许家屯，阎明复等人，通过杨尚昆向邓小平反映收回426社论的意见。杨尚昆几次向他传达，426社论的精神是邓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不会改变的，赵也很了解邓说一不二的性格，但还是坚持己见，直到当面和邓小平发生争论，他的一些老同事也不理解。

他最后一次个人和邓谈话，不但继续坚持收回社论的意见，还进一步提出党退出政府组织，新闻透明化，出版自由，承认学生和工人自治组织等，这些邓多次警告过的苏东波式的改革。胡耀邦的前例赵很清楚，他明知邓坚决反对这些西化的做法，但仍然顶风而上，即使一些同情学运，立场和他接近的党内改革派如安志文等也不理解，认为他明知道邓的性格，就不该反对邓的意见，因为不仅徒劳无益，而且不合党内的生存之道。尤其是邓原来已经考虑将最高权力军委主席交给赵。即从策略考虑，待接任军委主席后，大权在握，再推行自己版本的改革才是理性的选择。赵的反对不可能成事，只能殉职，六四至今30余年，中国的道路就是明证。

其后，赵的五四讲话，虽然没有直接否定426社论，但明显地修正了邓对天安门示威的讲话的原始精神。他的这次讲话没有经过中央常委会的讨论，就变成他个人的责任。邓认定赵的五四讲话是学运激化的转折点，而社会和示威学生也普遍认为讲话反映赵和邓的不同立场，以后该讲话就成了他反对邓小平，支持动乱的证据，是党内处分他的根据，其目地又成为一个问号。

5月16日会见戈巴乔夫时，紫阳公开邓仍是中共最高决策人的内部规定，广场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开始攻击邓小平的老人专权，打出邓小平下台的标语，而支持紫阳的一些研究所和知识分子第二天就发表五一七宣言，批判老人政治，呼吁打到独裁者， 令人联想两者之间的联系，邓小平更会如此。赵最后承认的唯一错误，就是这件事，非常后悔，几次想当面向老邓道歉。问题是，当时社会普通人士看出问题的也大有人在。紫阳和他的高参何至于此。
 

之后，邓在会议上指责赵的这次讲话是将一切责任都推到邓的头上，意指88年的经济大动荡，和89学潮的兴起，并点明处理学运表面是赵和李鹏的矛盾，实际上是赵与邓的矛盾。以后赵在回忆录里也承认，处理学运的矛盾，实际上是他和邓的斗争，可见六四学运的本质是赵和邓的攻防，两方早已心中有数，这样看，下台是赵自己的选择，而且非常坚定，何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