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有制并不绝对排斥个人所有与非公有经济

公有制是反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及公有制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私有制，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通常并不会完全消除个人产权和私有经济成分。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如果实施彻底的共产和过于绝对的公有化，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很快陷入生产难以为继，人民难以生存，濒临崩溃的困境。

马克思本人也认识到：“当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消灭私有制的程度时。。。任何人为地消灭它们的企图，非但不能真正达到目的，反而会因此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非但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贫穷、落后和愚昧的状况，反而在相当长时期内使这一状况滋生蔓延”。

所以，尽管处在公有体系的严格控制之下，但公有制下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个人产权和私有经济，即使在原教旨的公有制时代，它们的量虽然极少，但也并未消失。为了让体系更有活力，公有权力系统有时候会放开私有经济，许可它们更大的存在空间和比例，同时归还个人部分的自主权和自由权，但在这样的所谓改革中，公有体系始终紧抓绝对权力不放，始终保留保持着对私有经济，个人产权的控制权和人为干预权，公有制这个政治制度的底座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吗？

公有制是以公有的名义行权力占有，权力控制、权力垄断之实的人（私）有制，是权控制，权有制。以公为私，化公为私是公有制的正常形态，必然形态，而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是公有制的变质。它本来就是这样，它不可能不这样，它做不到不这样。这是人性的自私，贪婪和公有绝对权力不可约束，不可限制，不可制衡所决定的。

公有权贵以公为私，化公为私存在多种形式。在非商品化社会，它主要表现为权贵通过特权占有、享用公有化资源，及通过对资源的收益、处分权来获得其它利益，达到其它目的和需要；在商品化社会，除了上述两项之外，权贵们还可将所谓公有财富直接转移、盗用为私人财富。虽然，在任何社会都不同程度存在上述三种情况，但公有制为权贵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因而其后果也无可比拟地最为严重。

经过改革开放，大陆的非传统公有经济（国有经济），包括民营经济，权贵经济，权商结合经济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后二种，在社会经济总量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传统国有经济成分向权贵经济，权商结合经济的转化，即所谓的私有化仍时常发生。这自然不免让人们产生疑问，现在的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吗？不少人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变质为打着共产主义招牌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了。

究竟是不是这样？

从表象上看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如果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属性，那么结论就不同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公有制社会。其公有经济的绝对主体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公有体系仍垄断着关乎社会民生的各种重要资源，非权贵的民营经济的范围和比例仍非常有限并处在公有系统的管制之下，自主产权仍得不到保障，民间资本仍可轻易为权力侵夺，权贵的财富与命运也随着权力而沉浮。权贵经济是孕育、寄生于公有经济之中的，权贵财富的来源于公有，权贵财富的获得靠权力与特权。财富随权力而来，随权力而去，转入其它权贵囊中。没有公有制的依托，就没有以攫取和转移公有资产为生的权贵资本。人类社会的所有制都是人有制，共产主义原本就是一个招牌，公有制本来就是一种变异的私有制，它们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环境下，得到了清晰的显现。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权力资本化的共产社会，是公有特权资本社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仍然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而且是共产主义一个非常自然的变化形态。虽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相同的资本外壳，但却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