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大陆2003年出品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曾在CCTV1黄金时间热播。我本人没有看过。最近看到网友转载该剧编剧赵琪在搜狐接受访谈兼与网友聊天的实录，谈的重点是皖南事变。就史实而言，该实录真假混杂。赵琪及实录中的部分说法是正确的，但恐怕更多的是谬误，这可能是十多年前的时代局限及其它种种原因造成的。众所周知，近现代史的真实性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我最近一直在写一个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皖南事变的连载，我认为有必要将看到的错误指出来，与广大网友讨论商榷。

该实录题为：皖南事变悲剧的责任分析-悲剧责任在谁？

一个可访问的地址为：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44431837503926

皖南事变的简要过程，供参考：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三支队自云岭一带向南开拔；
5日，各部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
6日凌晨，新四军先头部队与40师搜索队遭遇，双方发生小规模战斗；
7日-12日，新四军与前来围剿的国军发生激烈战斗，新四军先后尝试向多个方向突围，皆未果；
12日，蒋介石下达停火令。顾祝同约在12日夜将命令传达至作战部队，国军遂停止主动攻击，围而不打。战斗基本停止。
12日子夜，新四军自石井坑分散突围，13日拂晓，叶挺、饶漱石率一路部队到达西坑山谷；
14日傍晚，叶挺离开西坑山谷，到谷口外的大康王村与国军谈判，被扣留。

下面我逐一列举赵琪及实录中的错误之处。

1。实录篇首说：“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囚、副军长项英牺牲，军部机关与直属部队9000余人，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阵亡被俘。”
综合童志强先生及其它学者的严谨考证，更细致而准确的相关数字为：牺牲、失踪(及自行离队)约3500人；被俘、被收容约4300余人；突围或逃脱并回归中共建制者约1000人。

2。实录中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蓄谋已久动手是必然的”。
国民党墙倒众人推，见多不怪了。皖南事变真的是国民党蓄意发动，并蓄谋已久的吗？
新四军北移一事源自1940年7月16日何应钦、白崇禧与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商定的，解决国共“摩擦”的分区抗日方案：《中央提示案》。周恩来将方案拿回延安后，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9月初，中共变相拒绝了此方案。40年10月初，黄桥战役爆发，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属1.1万人被苏北新四军歼灭，国军两中将一溺死（李守维），一自杀（翁达）。19日，何、白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身份，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皓电》，再次要求华中、江南的中共军队，执行《中央提示案》，按期移往旧黄河以北的冀察和鲁北，国共分区抗日，以消弥双方摩擦。11月9日，毛泽东以朱、彭、叶、项名义发《佳电》回应何、白，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往江北，但要求华中的中共部队暂缓北调（12月24日，毛又要求周恩来在谈判中将缓调改为免调，“惟江北部队请缓调改为请免调”）。也就是说，皖南部队北调（过江）是国共双方一致的决定（当然，过江之后再如何，双方各有主张。）

起初，国民政府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未作强制规定，新四军可自云岭向北经相邻的铜陵、繁昌（这两县是新四军三支队驻地和活动区域）就地渡江到皖北无为，也可向东借道国军防区，先到苏南，再由苏南渡江（多自镇江）至苏北，事变前，由这两条路线分批北移的新四军各有三千至五千人。但11月底情况有了变化，11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少奇、陈毅对韩德勤发动了曹甸战役，再次歼灭国军8000人，国军虽顽强守住了曹甸，但韩德勤嫡系军力已接近崩溃。

为防止皖南新四军由苏南至苏北后加入对韩德勤的攻击，12月10日，蒋介石下令不准皖南新四军再走苏南路线，“只准”由云岭原地北渡至皖北（原话是“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注：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另予规定路线”），蒋同时命令顾祝同，如新四军悍不遵令，则予以剿灭，“勿再宽容”。

为使皖南新四军顺利完成北移，蒋介石、顾祝同与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桂系李品仙进行了多次协调，明确了新四军在江北的登陆地段，分批渡江后的集结地，以及集结后继续北移的路线。为了“送走”新四军，李品仙多次下令给二十一集团军所属部队，要他们对“对新四军北渡开赴河北作战一事”予以配合和正面宣传。皖南事变后三分之二以上的突围者成功脱险的路线，正是蒋介石所规定的路线。

1月2日，皖南事变发生前两天，参谋处长岳星明在徽州军事会议上向在场的三战区高级军官传达了顾祝同的指示信：“顾长官有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

所以，皖南事变不是国民党蓄意发动或蓄谋以久的，国民政府没有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为使新四军安全、顺利地完成北移，国民政府做了不少努力，说仁至义尽也不为过。新四军明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不准其东移、南进，却置军令于不顾，不北而南，硬闯第三战区的重兵防线，这才遭至国军围剿，并造成皖南事变。

3。实录中说：“新四军军部坐失突围时机，主要是项英的责任。从项英同意北上东进战略拖了八个月，从1940年10月中央告诫全党小心国民党方面的袭击拖了两个月，从中央严令12月底前离开皖南拖了一周。”

真的是项英一直在拖，并坐失转移良机吗？实情并非如此。
在皖南军队确定北移之初，项英确实“拖”过，因为渡江的船只需要准备，沿途的交通线需要布置，皖北桂系的让路问题需要协调。但自11月下旬开始，不再是项英拖，而是毛泽东指示项英故意拖。请看以下几份电报。
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注：毛所谓的“进攻”是国民政府在黄桥战役后调山东和河南的部队向苏北韩德勤靠拢，以收声援和对中共警告的效果，此二路部队实际未介入之后的苏北冲突，但毛习惯称此类妨碍其扩张的军事调动为进攻）

在同一天的另一份电报中，毛还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对一切吓我之人，应以我之法宝（政治攻势）转吓之。我除在“佳电”中表示和缓，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

在曹甸战役即将发动的11月29日，项英怯怯地致电中央询问：“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30日毛回电：“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祝同）、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所以，“拖”的主要责任人并非项英，而是毛泽东。

4。赵琪：“皖南事变错误从我个人判断来讲，如果讲错误主要是项英的错误。中央在这个问题的决策上，关于东进北上态度比较明晰。中央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原因如下：
1）中共中央明确指示项、叶故意拖延北移，见第3小节；
2）11月底，中共中央批准刘少奇、陈毅于苏北发动曹甸战役，激起国军将领极大愤怒，蒋介石都难以安抚。这对即将北移，并将经过国军防区的皖南新四军极为有害；
3）在苏北遭受中共一再打击的韩德勤是第三战区（皖南隶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嫡系，对韩的一再打击恶化了顾祝同对皖南新四军的态度；
4）蒋介石已明令皖南新四军就地北上渡江，不得假道苏南；顾祝同、上官云相所作的防范新四军违令的布署，项、叶也已上报中央。了解上述情况的毛泽东，令人不解地作出了与国民政府相冲突的命令，指示项、叶假道苏南北移，使项、叶陷于两难境地，最终不得不执行中央指示，同时也走上了违抗政府军令，硬闯七万国军包围圈的绝境。
因此，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皖南事变正是用心叵测的毛泽东一手制造的死局。

皖南新四军走苏南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的结果，并非项英自作主张，关于这一点，有以下证据链：
1）据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王振合先生说，该馆有如下馆藏电稿抄件。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注：溧阳位于苏南），然后待机北渡。
2）12月2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复电叶、项，严厉批评、警告项英，敦促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执行中央北移方针。电文摘要如下：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予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藉故不执行。。。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3）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注：所谓李品仙的阴谋根本不存在）
4）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5）1月3日，毛泽东、朱德复叶挺、项英1月1日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项英是老革命，亲身参加过中央对张国焘、王明的批判，参与过处决高敬亭事件，深知服从中央的重要性和违抗中央的性质和后果。八路军、新四军是党绝对控制下的军队。作为一名忠诚的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不容动摇的至高责任，面对两个冲突的指令，项英惟有服从中共中央，而违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5。赵琪：“而项英担心到了敌后部队生存有问题，自己还有一些其它战略构想，迷恋一种三山战略。。。”
据历史学者，老将军王辅一考证，所谓“三山计划”是编造出来的，用于证明项英“反对向北发展”的中央政策，却“热衷于南进”的错误路线。实际情况是，军部参谋处三科(即通信科)在云岭驻地山上建立了一个侦听机构，负责从电波中搜集情报，对外称"三山办公室"(即三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项英常去那里看情报资料，被说成是搞‘三山计划’”。当年三科科长、后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1990年2月致信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信中说:“我也算是当时皖南军部的知情人之一，我就不知道项英同志有个什么‘三山主义’的计划或者说法。”

6。赵琪：“当时主要有三条路线，往东往北往南，其中叶挺主张走往东的路线，路线比较短，江南部队好接应，沿途国民党部队自己能对付。项英考虑来考虑去，最后选择了向南的路线，绕一条大弯，然后再渡过长江向江南前进。这个绕道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时国民党严令向北走，不能向南，向南等于向国民党方向前进。”
这段话中的错误不只一处：
1）最短的路线是就地往北走，在铜陵或繁昌渡江，而不是向东绕道苏南；
2）往东走，东面有国军108师和52师驻扎，这两师的后面还有冷欣的62师，这三个师都打过淞沪会战，战斗力很强，很难对付，叶挺对此很清楚。此外，这些部队在当地驻扎已久，工事完备坚固，硬闯很难；
3）皖南到苏南不需要渡过长江，都在江南；
4）无论往南走，还是往东走，都违抗国民政府军令（叶挺曾请顾祝同通融，但顾坚持只准一个团走东线），在军令这一点上，往南和往东没有区别。

12月28日的军分会扩大会议项英最终决定：不直接往东，先往南，取道三溪、旌德，之后再折向东，前往苏南。这么做的原因是，南面只有国军40师，几天前刚从苏南调到三溪，立足未稳，一旦打起来，南面相对东面更好突破一些。南线是变通的东线，先往南是为了绕过国军防线最强的东段。

多数人认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犯了许多不该犯的错误。事实完全相反，项英权衡、评估的种种因素，比现今众多的所谓“智者”，只多不少。

7。赵琪：“这一点可以确定（指项英对国民党抱有较大的幻想），突围时受到国民党攻击项英起初还以为是误会”

违抗国民政府军令，难免要和国军开打，这点项英不可能想不到。在1月1日致中共中央的汇报电文中项英说得很明白：“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但项英还心存一丝可以不战而过的侥幸，并和叶挺一同朝这个方向作着努力。1月2日，叶挺、项英在给顾祝同、上官云相的“冬午电”中暗示，新四军军部主力仍可能取道苏南北渡：“奉顾长官亥卅申秘电指示，准以一个团取道苏南北渡。职部为期移动迅速。。。准于虞日（注：指1月7日）派一个团经前指定路线向苏南开动，余仍待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发下后，再就原地设法北渡，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特先呈报，乞并转知沿线友军知照，以利通行。”

1月4日全军出发前，叶挺、项英又专门给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唐式遵、上官云相、李济深发出长达1100多字的‘支电’，详细报告本军决定取道苏南北渡的决定、理由，恳请他们命令沿途友军让道。按中共规定，此电先发延安，从延安转重庆周恩来，再由周转国民政府方面。有证据表明，此电被毛泽东压下未转，使蒋介石对此并不知情，事发后以为叶、项故意违抗军令且未做解释。
1月5日，项英、叶挺又发出‘微电’，重复‘支电’内容，项英还特地让部队在茂林附近休整一天，以期国民政府方面收到电报并安排让路。也许对“入局”有所预料，其中一封电报可能未经过延安，而是直接发给了顾祝同。不排除顾收到了5日电报，但仍按原计划执行围剿的可能性。

8。赵琪：“按照王明的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指项英）对王明的这些理论比较持拥护态度。王明理论代表了共产国际的主张，共产国际的主张说到底是苏联的国家利益。”
王明提倡与国民政府充分配合、协同，主张国共共同生存、共同发展。更具体地说，王明主张“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王明的主张确实有为苏联服务的主观意图，但它客观上是利于全民团结抗战这一大方向的，是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相一致的；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政策强调“独立”、“自主”，强调“斗争中求团结”。毛泽东说：“战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1938年11月6日），“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1940年5月4日）这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国共联合抗战的范畴，显然是以争夺领导权，直至政权为目的了。八路军、新四军名义上受国民政府统辖，实际上完全在中共控制之下，中共不断向国民党的军队及其它组织机构派遣、安插或明或暗的各种人员，自己则从不放松“国民党不得在我军插进一个人”的政策，甚至要‘从书记至伙夫，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周密的审查’；中共所谓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或“抗日民主政权”，名为实行“三三制”，实际上是在中共一手操控之下的国中之国，不服从中共的人根本没有容身之地。王明领导中共统一战线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积极配合国军抗战，国共没有大的摩擦、冲突事件，有小的纠纷也能通过协商、调解、开会（如多方会议）和平解决，对盟友付诸武力是不被考虑的；自38年10月-11月，王明路线被毛泽东作为“右倾投降主义”批判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以游击战的名义四处扩散、渗透；对其武装所进入的地区实行排它、独占政策，对并存其内的其它武装进行渗透、分化，予以削弱、瓦解，尔后实施兼并和消灭，并在巩固、扩张其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断重复这一过程；同时，将一切妨碍其扩张者斥为顽固派、亲日派甚至汉奸，将他们作为武力打击的优先目标，适时予以消灭。这就是38年底开始，“国共摩擦”骤然而起，越演越烈的内在原因。非中共的抗日武装，不仅要打日本人，还要防着被中共兼并或消灭。随着中共武装日益壮大，国家的武装日益削弱；随着中共根据地不断蔓延，国民政府管辖区日渐萎缩。王明和毛泽东，到底谁的政策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全民族的抗战，这个问题并不难判断的。毛泽东的抗战政策，是置阶级利益于民族利益之上，置一党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毛并非是在抗战，而是以抗战之名为日后夺取政权做准备。

9。主持人：“如果不是独断专行，听进叶挺的意见，也不会导致这种局面。”，赵琪附和：“当时项英在新四军里面的家长制搞得非常厉害，当时其他领导根本没有办法跟他提意见，叶挺就更不用说了。”
项英确实与其它干部有过矛盾和冲突，如叶挺、饶漱石、曾山等人。我觉得这些矛盾是正常范围内的，任何一个负一方领导责任者都会与同事发生类似的问题。就项、叶关系而言，我认为并非项英不尊重叶挺。项英、叶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后人按某种需要煊染出来的，项、叶之间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党内与党外的关系问题，而非项英的工作作风决定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新四军老人开口说话，据我所见，他们对项英的褒远多于贬，包括工作作风方面。可以肯定，项英的工作作风一定不完美的，但是不是真的到了“独断专行”，“家长制”，“其他领导根本没有办法跟他提意见”的程度？让历史细节来说说话。

事变前的12月28日，项英召开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讨论转移路线，把已没有党员身份的叶挺也请来参加，当天的会议召开了一整天，与会者各抒已见。我相信一个独断专行，听不见不同意见的“家长”不会有耐心这样长时间倾听大家讨论；在事变已爆发的7日，项英召开百户坑会议，与会者激烈争论了七个小时。如果工作作风不足够民主、包容，同样不可能有这七小时不同意见的表达和碰撞。这些历史细节已经对项英的工作作风作出了回答。当然，作为新四军实际的一把手，充分听取各种意见与做出自己最终的决断二者并不矛盾。

“独断专行”、“家长制”、“听不进不同意见”、睚眦必报、不择手段，对这些作风当之无愧的，另有其人，我就不点名了。

10。赵琪：“有一个军分会，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是主任，叶挺是副主任”
新四军军分会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分会，叶挺已不是中共党员，所以进不了这个分会，不可能是“副主任”。新四军开拔前于12月28号召开的会议是军分会的扩大会议，党外人士叶挺得以有机会参加。项英在军分会的职务不叫主任，项英是新四军军分会的书记（最初叫主席）。

11。赵琪：“应该负责任的个人显然应该是项英，如果不是项英一连串的错误，皖南事变损失可以降到很低的程度。”
前面已经说过（可参见第3。第4两小节），皖南事变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是毛泽东做的一个局。局中的项英并没有犯错，但他无力改变自己和皖南新四军被摆布、被牺牲的命运，换任何一个人来也是如此。

12。赵琪：“黄桥这一战消灭了国民党三万多人，整个韩德勤的主力报销，一个军还有一个师基本全军覆没。”
实情是，黄桥战役消灭国军1.1万人，黄桥战役韩德勤共调动3万人，但有近一半部队（非嫡系）被陈毅成功统战，未加入战斗，所以并非消灭三万多人。另外，被消灭的韩德勤主力是一个军（李守维的九十七军，含二个师）又一个旅（翁达独立六旅），也有说法称独六旅本身也隶属九十七军。独立六旅中将旅长，抗战名将翁达在此战中战败自戕。

13。主持人：“黄桥战役对皖南事变的影响，是不是黄桥战役晚一些打，有没有可能推迟皖南事变发生的时间，争取军部转移的时间。”
黄桥战役是1940年10月初发生的，导致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敦促中共军队执行北移命令；曹甸战役是11月底开打的，导致蒋介石下令不准皖南新四军走苏南，还导致国民政府对八路军、新四军停饷停弹。该实录反复谈黄桥战役，对曹甸战役却只字未提，我认为，探讨皖南事变不能忽略曹甸战役，曹甸战役对皖南事变的影响恐怕比黄桥战役更大，更直接。

14。赵琪：“他（项英）在皖南事变期间指挥作战上的失误按我个人的感觉，这时候更多是因为优柔寡断的心理造成的。。。他把新四军看成一大家子，谁也舍不得丢，每个人都心疼。部队突围在攻击星潭的时候，伤亡一大他就撤下来，特别心疼部队。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放在一大家子家长的位置，而不是放在新四军统帅的位置上。”

项英心疼、爱惜皖南部队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我要说，项英不强攻星潭，并非优柔寡断。应该注意，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而不是国共内战。守星潭的国军是友军，而非日寇，不能因为人家执行军令不给你让路，你就要弄个鱼死网破。已经违令在先，再孤注一致强攻星潭，事情就做绝了，叛军的罪名就坐实了，和友军就撕破脸，没有情面可留了。弃攻星潭，是给新四军留余地、留后路，保留和平解决事变的机会。如果强攻星潭，蒋介石可能不会在12日下停火令，新四军的损失将更大。而且，就算攻过了星潭，还得再攻星潭南面40师主力所在的三溪（40师是宋子文税警改编的部队，经过淞沪会战考验，实力很强），即便闯过了三溪，仍无法摆脱第三战区十几万虎狼之师的前堵后追。而且，皖南转移部队不是一只纯战斗机动部队，有很多机关非战斗人员（事变中新四军非战斗人员的数量有3000，几千，一半以上等说法），并携带大批行装，这些因素也不能忽略。新四军最终得以保存5000多条生命（突围1000+被俘、被收容4300），可以说是项英的理性战胜匹夫之勇换来的。

15。赵琪：“几百人看到叶挺下来以后没有结果，开始往外面打，大部分死了。只有饶漱石和十几人冲出去。”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叶挺出谷谈判后，留在西坑山谷内的饶漱石等人没有往外打（谷外的108师、52师对西坑也围而不打），双方没有战斗，“大部分死了”之语更毫无史料根据。饶漱石不是打出去、冲出去的；叶出谷后，饶漱石在山上躲藏隐蔽，被搜山的国军抓住，饶称自己是做军需的归国抗日华侨，用随身携带的金戒指、银元收买了抓他的国军连长，该连长为饶办了路条，并将他送出了国军警戒线，饶得以脱身。

16。赵琪说：“当时飞机比较落后，结冰无法处理，有很清楚的航空记录，没有国民党特务的原因。”
叶挺46年自重庆返延安，乘座的是飞虎队的飞机，驾驶员是美国人，没有证据说明那是比较差的飞机，空难的原因是导航设备出了故障，这个故障很可能是人为破坏。“没有国民党特务的原因”，不排除其它人为破坏。黑茶山空难（四八空难）是一大悬案，同机遇难者还有秦邦宪（博古）、邓发、王若飞、叶挺的妻子和一子一女等19人。叶挺、博古、邓发三人的死带走了很多秘密。本文不就此再作展开了。

17。赵琪：“突围的时候有九千人，最后正而八经有两个团突围出去。当时打到第三天的时候，跟军部联系不上，按照军部的指令一直往前打，就从星潭方向打出去了”
皖南事变中成功突围的总共才一千人左右，七百人是原地北渡的，另外二三百人是绕道走苏南出去的，成建制的两个团成功突围的情况并不存在。星潭在南面，这两个团打出星潭后是怎么走的？走苏南？还是又往北走渡江的？这与史实是合不上的。

18。赵琪：“当时国民党部队的战斗力不是很难打的，军部有六千人的作战部队，有些部队武器装备非常好，突围不难。”
这又是信口开河。第三战区的不少部队都在淞沪会战打过硬仗，战斗力很强，皖南事变中参战的国军108师，52师，40师都是如此，作为第二梯次警戒未投入战斗的62师也是如此。还有，新四军的武器装备是国民政府发放的，能比国军好到哪去？大批非战斗人员同行，行装笨重，何来突围不难？

19。赵琪：“确有其人，原名叫刘厚总。。。项英比较喜欢他，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做副官。这个人是真实的。”
据项英的秘书之一顾雪卿回忆，杀害项英的刘厚总并不是项英身边的副官，而是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的副官，项英与他平时没有什么接触，皖南事变突围时项英在山里碰上了刘厚总，刘遂与项同行。

20。赵琪说：“日本和蒋介石在反共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也是先天的，他们在某一些局部方面经常就反共达成默契，有直接的阴谋勾结。”
据我所知，国民政府与日本有过谋求两国和平的谈判，但并未有过阴谋勾结，更没有就反共有过阴谋勾结。如果是我孤陋寡闻，我很乐意接受网友们的指正。相反，没有中央的指示和授权，潘汉年、扬帆等人不敢，也没有资格私下与日本人，与汪精卫秘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