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公有制—社會主義是一個政治、經濟二位一體的高度一元化控制體系。
（註：公有制—社會主義指公有制性質的社會主義，包括以公有經濟為主體，或稱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以公有經濟為主體，或以公有制為主體，本身就是公有制。）

公有制—社會主義（以下簡稱社會主義）是一個全面的社會控制體系，控制範疇只局限於純粹的政治、經濟領域還不足夠。如果社會成員思想上不認同共產政黨的理念，那麼，他們就不會乖順、服從地投入、配合這場共產政黨主導的強制性的社會大實驗。任何與共產政黨相左的思想、言論都可能導致反抗意志，反抗意志隨時可能演化為反抗行動，危害政治、經濟領域的一元化控制。反抗意志的社會基礎越普遍、越深厚，社會主義被顛覆的危險就越大。要可靠地延續政治、經濟領域的一元化控制，保障社會主義政權的長治久安，就必須對思想、言論等意識形態領域也實施一元化控制。或者說，政治、經濟的高度一元化離不開意識形態的高度一元化。

所以，社會主義不只是政治、經濟二位一體的一元化控制體系，它還是囊括意識形態的，三位一體的，全方位的高度一元化社會控制體系，也就是“黨管一切”的社會。社會主義控制體系的核心，是對政治權力的控制。

社會主義控制體系的覆蓋度、深度、極端性，遠遠超越了史上任何一種制度，任何一個朝代，即使最專制的皇權帝制（即通常所說的封建社會）也難望其頸背。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
1）政治上，帝制的政權機構不下縣（到縣為止），縣之下，由民間自治；而社會主義呢，它的權力觸角無所不至，遍布社會各個腳落，遍及每個鄉村，每個社區，最極端的毛時代，社會控制的觸角甚至深入家庭，直指個人；
2）經濟上，帝制下的皇權官僚集團壟斷政權，但並不從制度上壟斷、控制土地，也不全面具體地干預社會經濟。帝王只在政治權力上是至高無上的，但它並非全國土地、財富的超級控制、支配、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強調的是領土的宏觀臣服關係，並不涉及土地所有權的具體歸屬，帝王不能因“莫非王土”而隨意干預、支配、侵奪臣子、國民的土地與財產，即使帝王偶而為之，也將被判為無道，視作暴君，失去統治的合法性、正當性。社會主義教義無法見容於傳統倫理，即使從“落後”的封建倫理角度來看，社會主義的主政者也億倍於暴君，這恐怕是社會主義極端仇視傳統倫理的一個重要原因。
3）皇權統治集團一般不進行全面的意識形態控制。它本身不出產思想。它會推崇、利用的特定思想、學說為其統治服務，同時，絕大多數情況下，它也允許其它思想、學說存在。雖然也存在嚴厲禁錮思想的時期，但總體上，帝制時代的思想是多元的，信孔聖，信佛祖，信老君可以並行於社會，通常不會被皇權統治者視為威脅。皇家不壟斷教育，不壟斷思想傳播，民間可以辦學，學者可以在思想上保持相當的獨立性和尊嚴。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極端一元化與皇權帝制下思想的多元化反差是非常大的。社會主義政權的獨攬者同時又是思想、理論的推行者、壟斷者、裁判者，它不允許反對，嚴格排它；它將一切學術、思想剝去獨立性，置於它的豢養、控制、裁判之下，使它們成為服務政權的工具；社會主義的信仰和真理-共產主義，也因排它性而以其它信仰、社會倫理為威脅和天敵。社會主義本質上是政教合一的制度。

社會主義控制體系的極端性還表現在，它的一切黨政、軍事、司法、行政、工商、金融、稅務、民政（包括計生）、城管、電信、媒體、教育、出版機構，甚至娛樂、體育機構，都是社會控制體系的部件，都是社會控制的工具，它們的首要功能，是保障或實施社會全面控制，對社會生產、社會經濟、社會活動、社會生活予以人為干預和操控。

控制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放棄了控制，社會主義就會死亡。

由於個人活動與社會活動存在耦合，當對社會活動、社會組織實施控制時，將聯帶對個人活動進行控制；由於社會生產、貿易與個人工作、生活、消費存在耦合，當進行經濟控制時，控制措施將不同程度介入個人生活領域；實施意識形態的控制，也勢必與個人創作、表達產生交集，干預作品、觀念傳播，介入人際交流、娛樂活動、個人私生活（特別是明星、名人私生活，如‘畢姥爺’會餐事件等等）。可見，介入、干預私人生活領域，對社會主義控制體系來說，難以避免。對私人生活領域的控制與干預，在原教旨社會主義時代（毛時代）登峰造極。在毛之後的鄧時代及後鄧時代，個人領域的控制確實大大放鬆了，但控制和干預並未離場，它們仍以新的策略、方式存在。

控制意識形態，干預私人生活領域，是極權主義的標誌特徵。社會主義必然是極權主義制度。這不僅適用於毛時代的中國，而且適用於鄧時代及後鄧時代的中國。後毛時代的中國一直是極權體制社會而非威權體制社會，只不過極權手段一度較溫和、較間接、較隱蔽。

社會主義的形態不是唯一的，固定不變的，社會主義控制體系的控制策略有相當大的彈性和調整、變化空間。這裡所說的控制策略指：控制的範圍，控制的粒度，控制的力度強度，具體的控制方式、方法，在政治權力、經濟、意識形態三大領域，應用程度不同的策略，等等。例如，在經濟領域，可能的控制因素包括：可私有對象的範圍，可私人使用對象的範圍；私人財產的自主程度；私人生產、經營、交易的自由度等等。可能的控制策略包括：財產、物權相關的法規、政策、文件、說明；土地承包、土地徵收、土地使用相關的政策、文件；生產、經營、貿易相關的行政審批、審查規定及實際操作，等等。通過控制策略的改變，社會主義可以從一種形態切換到另一種形態，如從原教旨社會主義（毛時代）進化至改良社會主義（鄧及後鄧時代）。

原教旨社會主義，或者說原教旨公有制，是機械模仿馬恩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產物，是最反人性，最具災難性的社會形態。“改革開放”本質上是對原教旨社會主義的一次改良，從控制策略的角度看，它對社會主義控制體系採取了以下優化措施：
1）放開了對個人財產的最極端控制，給予個人一定的財產自主權；
2）放開了生產經營的排它性公有壟斷，允許私人涉足部分領域的生產經營活動，允許私營經濟在受控的範圍內，以一定比例存在，允許商品生產、市場、資本在控制下存在；
3）放棄了極端、赤裸的個人人身控制，代之以宏觀社會控制，將基本的私我生活空間還給個人；
4）放棄如影隨形的思想審查、思想控制，代之以宏觀意識形態控制。

不可否定，以上改良措施相對於原教旨社會主義是重大的進步。那麼，改革開放之後，政治權力、經濟、意識形態三大領域的一元化社會控制是否就此不復存在了？並非如此。
1）黨仍完全掌握絕對權力，完全控制政權、軍事、行政、公安、司法等各個領域，黨仍然領導一切，黨代表着法律，代表着一切權威，保持着對社會全面控制的絕對能力；
2）遍及社會各角落的，作為社會控制部件和工具的黨的各種直接、間接機構並未撤銷，幾乎一個也不少地依然存在，只是改變了名稱、工作方式和風格；
3）所有重要的社會資源、財富，產業命脈都在黨控制之下，公有經濟在社會經濟中居於絕對的主體、主導地位，社會經濟包括市場其實盡在黨的掌控之下；權貴資本，是絕對權力的衍生物，是權力的貨幣化。由於民眾並未獲得了財產的充分自主權，因而，有個人財產，不等於公有制質變為私有制；同時，並非出現了資本，社會主義就質變為了所謂的‘資本主義’；
4）通過行政、司法、公安、工商、消防、金融（銀行、股票、證券）、稅務、保險。。。，黨有一萬種手段控制、干預私人經營，左右個人（包括企業家的）財產；
5）對社會組織、社會活動的管控從未放鬆過，雖然制裁手段相對溫和；
6）對思想、言論、意識形態一直保持着嚴格的控制，對文化、藝術、影視，教育、學術、科研的一直保持着嚴格的審批、審查、管制；
7）通過傳統或新技術手段監控私人領域；當需要對目標人的私人生活進行干預時，仍能輕而易舉地達至目的。

所以，改革開放本質上是對社會主義控制體系的改良，它並沒有改變社會主義一元極端權力控制的本質，政治權力、經濟、意識形態三大領域的控制本質，都未改變。

在社會主義一元控制體系中，可調整的控制策略通常屬於經濟、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經濟領域；政治權力領域，作為社會主義控制體系的核心，控制策略相對穩定。政治權力對其它因素是決定性的，只要政治權力的控制是牢固的，經濟、意識形態的策略或政策調整就不大可能失控。控制策略的調整方向和調整細節決定於共產政黨的意志或需要，而非民眾的意願或要求。控制策略可能“改革”、“改良”、“進步”，也可能向原教旨社會主義方向倒退或復辟。但無論向哪個方向轉變，都屬於社會主義控制體系自身調控的範疇，無關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的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