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第一天，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与顾祝同的交涉情况，汇报了探得的国军四十师（自苏南宜兴、溧阳移防皖南三溪、星潭）、七十九师（由浙东移调皖南）调动情况，表示将执行中央的东进指示：“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毛泽东、朱德于1月3日复电，对其决定予以充分肯定：“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2日，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在战区徽州军事会议上，向与会的高级军官传达了顾祝同的指示信：“顾长官有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皖南必须统一指挥。。。这次打算暂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徽州会议期间，上官云相的集团军参谋处制订了《第三十二集团军围歼匪军计划》。顾祝同将浙东的七十九师，浙西的六十二师移调皖南，划归上官云相指挥，加上原隶上官云相的6个师，第三战区共调集了八个师计8万余人，在皖南严阵以待，准备对可能不遵令北移，反而东进或南犯的皖南新四军加以围剿。

3日午后，蒋介石向叶挺等人发出‘江未电’，再次重申了12月10日的就地北渡命令，并对李品仙‘世亥电’（12月31日）要求的新四军就地渡江后，“先沿长江北岸东下，于南京浦口穿过津浦路后再北上”这一行军路线作出更正。‘江未电’命令叶挺指挥部队在铜陵、繁昌间渡江，在江北无为附近集结，集结后在安徽境内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注：今河南睢县）之线继续北上（注：即渡江后直接北上，不东下），直至北渡黄河。为使新四军安心北移，蒋在电报中说明，他“已令沿途各军掩护”。

就地北移与假道苏南北移路线示意图

1940年1月4日夜，新四军军部及三支队九千余人临时编成三个纵队，分别由泾县土塘、云岭、北贡里出发，冒雨开拔，实施转移。他们终未执行蒋介石三令五申的就地北渡军令，不北而南，逆下茂林，闯向了国军的重兵防线。

在这只部队中，有大量来自机关、电台、医院、工厂、图书馆、服务团、剧团，以及其它后勤部门的非战斗人员（包括家属），它远不是一支纯战斗部队。对非战斗人员的总数，学者们有不同的估计，其范围大致在3000~6000人之间。

项英、叶挺又做了一次挽救部队并自我挽救的努力。4日开拔前，叶、项向蒋介石、顾祝同等人发出了一封‘支电’。‘支电’电稿可能早已堙灭无存了，从次日的‘微电’推断，它应该也是汇报自己的行动实情，陈述理由，请求蒋、顾做出宽宏大度的安排，使皖南部队可以避免与友军冲突，不战而过。

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规定，党内、军内不得直接给国民政府方面发电，电报须先发延安，由延安转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然后再由周、叶转国民政府。如果蒋介石等收到‘支电’，也许双方就不会交火了；就算打起来了，蒋介石的停火令（下给顾祝同）也会更早发出而不是迟至12日。不幸的是，蒋介石并未收到这封电报。拖至1月12日前后，毛泽东才将该电报转发重庆周恩来。13日，毛又追加了一封电报，要周勿将叶、项电转发蒋介石：“军机前转上叶、项支日[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

5日，项英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休整一天。此举常被指责为：行动迟缓，坐失良机。其实，四十师已到星潭、三溪近一周，少休息一天并不能打四十师个措手不及，即使利用四十师工事、布署仓促而将其击败，新四军还要面对虎视眈眈的国军另外七个师。项英不懂兵贵神速的道理吗？不，项英是在等待，他在等蒋、顾收悉‘支电’后做出‘让道’安排，避免两军冲突和悲剧的发生。当然，他的等待是徒劳的，因为‘支电’被压下了，蒋介石永远也不会收到。

5日休整期间，叶、项又发出一封‘微电’。这封电报不仅发给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三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唐式遵、上官云相，还将老四军军长李济深也加为收报人。可以想见，千钧一发之际，项英、叶挺努力尝试着挽救危局的各种可能。‘微电’共1100多字，汇报了部队当晚将向苏南转移的实情，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当然隐瞒了根本的原因--中共中央要求‘绕道移苏南，然后待机北渡’的指示），请求各长官安排友军让道。‘微电’有一个问题。项、叶耍了一个恐怕适得其反的小聪明，他们狡称自己是按顾长官所定路线转移。事实并非如此，顾祝同30日电报只准一个团假道苏南转移，并要求皖南大部队仍应按蒋介石电令就地北渡。

4日‘支电’与5日‘微电’的内容很可能是相同或相近的。‘微电’也可能如‘支电’一样，先发给了延安；还有一种可能，危急关头，叶、项直接将‘微电’发给了部分收件人，比如直接发给了顾祝同。这应该不是技术问题，而只是纪律问题。从国共两方面的资料，都看不到、看不出蒋介石收到过‘支电’或‘微电’的任何证据、迹象或线索。某些迹象显示，顾祝同可能收到了‘微电’，但他愤怒之下，未予理会，仍按原计划进行了围剿。

在蒋介石看来，新四军的问题不只是悍不遵令，叶、项还阳奉阴违，不声不响，行动诡秘，图谋叵测。

悲剧在所难免了。

1月6日凌晨，新四军先头部队遭遇四十师搜索队，双方发生小规模战斗。

上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南的潘村召开会议，决定于当天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岭，7日午前会集星潭，待机行动。

6号当天，蒋介石电令顾祝同、李品仙:
（一）查朱（德）、叶（挺）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
（二）决（定）强制执行之。
（三）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
（四）特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
（五）务避免以大部队在前线致敌（注：指日军）所乘，我军应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击虚，计出于万全，勿致牵动全局。

由电报内容可以判断：（发电时）蒋介石只知中共各部队未遵令北移，但尚不知新四军的具体动向，不知其已经南下，也不知其在当天凌晨已与四十师接触并交了火；蒋介石并未收到‘支电’或‘微电’。

查明新四军动向的顾祝同于午后向上官云相发出命令其进剿的‘鱼未电’：
叶挺、项英不遵命令，（不）以主力由皖南指定位置渡江，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支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似此违背命令，自由行动，破坏抗战阵线，殊堪痛恨。为整饬纲纪，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于进剿。。。

上官云相随即于下午5点向所辖各部下达了执行进剿的‘鱼申电’：。。。支晚由湾滩、章家渡南窜之匪主力因天雨仍滞留于茂林、屯仓徐一带山地中；本日上午匪军警戒部队与我四十师搜索部队在茂林东南十余华里及铜山附近接触中。。。集团军以迅速围剿该匪之目的。。。以主力于明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一带匪军。。。

7日凌晨，国军的围剿、攻击全面展开。

8日，顾祝同通过上饶、重庆间的长途载波电话向蒋介石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报告皖南战况，顾祝同说，他判断，皖南新四军的意图，要么是“向镇江一带渡江，参加攻击我韩德勤军”，要么“系绝不渡江，准备窜扰后方”。蒋介石得到‘共党新四军抗命，向国军攻击窜扰’的报告后，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可痛！是应积极肃清！余料中共在现势，决不敢以新四军被肃清而叛乱也。”

。。。

插一段我对项英的认识和评价。世人多指责项英在事变期间：优柔寡断，消极避战，一再贻误战机。我想，经历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洗礼，论作战智慧、经验、谋略和指挥艺术，项英就算再差，也总比那些不求甚解、高谈阔论、轻浮自负的今人强。打下了星潭，还要再打三溪，打过了三溪，还要接着闯旌德。。。打得越猛，国军就报复得越狠，疯狂攻击，不仅打不出去，还将损伤惨重，更将坐实叛军的罪名。这不是与日军作战，项英的选择不是带着数千非战斗人员杀出一条血路，一路杀到镇江，不是让自己的战士和第三战区八万虎狼之师拚个玉石俱焚，他的选择是为这支部队保存尽可能多的生命。坦率地说，我喜欢项英，喜欢他的沉静、理智、大度；对同室操戈、同胞相残的兴趣，项英远远不及他的一些同志们，这一点也是我所欣赏和尊重的。

皖南开打后，延安电台突然发生特殊“故障”，中断了与皖南的直接联系，事变期间，刘少奇坐镇的盐城“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为皖南与延安的联系纽带。有关资料记载，“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7天7夜没合眼，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以便更有效地斗争。”

12日子夜，华中总指挥部收到了新四军军部用脑记密码发来的电报：“情况万分紧急，密码已经烧掉，请党放心。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在场众人“默默无语，潸然泪下”。

14日黄昏，叶挺将心爱的枪手杖扔下山谷，随国军联络员走出西坑，前往大康王村王家大宅谈判。等待他的是五年的扣押生涯。

15日凌晨，身负重伤的袁国平，被战士艰难抬过青弋江。章家渡北岸，乘众人休息不备，躺在担架上的袁国平举枪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注：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东南局委员，新四军军分会常委）

15日当天，千里之外的延安以惊人的效率通过了《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因电台“故障”，事变期间一直通过华中总指挥部与皖南间接联系的中共中央，转瞬之间已经洞悉千里，明察秋毫了。《决定》对皖南事变的党内责任做出了明确结论，定下了言论基调。决议既出，任何党员都不得公开发表与中央决议不一致的观点和意见，这是我党铁的纪律，任何亲历者都必须为党保守秘密，这是我党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牺牲、失踪约3500人，被俘、被收容约4300余人，约1000人突围成功并归队。（注：此处数字主要参考自童志强先生的研究成果）

皖南的悲剧，非人力所能避免，面对这一死局，纵使武侯再世，也同样无计可施。项英也许有错误，但，正是因为他的一些“公认”“错误”，使新四军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在事变中，他以高过党性的人性光辉，使5300余名皖南将士得以逃过劫难。

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样来看，这次皖南失败的代价是值得的。”

皖南的牺牲是值得的，牺牲3500条鲜活生命的做法是值得的，这一血水淋漓的苦肉计至少收到了一箭六雕的效果：

一、完美破解了国民政府的北调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因此可以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留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华中众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都毫发无损地牢牢掌握在党手中；
二、得到了与国民党决裂的‘完美’（正当）借口，八路军、新四军从此不再奉国民政府命令，不再向国民政府汇报，中共军队不仅一直实际上独立于国民政府，而且自此，形式上也不再受国民政府的束缚；
三、可以更自由、更无顾忌地发展武装力量，发展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更高效地为将来夺取政权夯实基础；
四、通过周恩来等人的出色运作，事变的中共表述在美、欧、东南亚成为主流声音，广泛流传，作为“受害者”，中共在国际社会和华人世界赢得了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五、以全民族抗战领袖自我定位的蒋介石，把新四军抗命当成自己的家丑，企图不作张扬，控制事态，息事宁人，并维持名存实亡的抗日统一战线。忽视宣传+宋襄公式做法反使他成为世人眼中阴谋的始作俑者，一手炮制“千古奇冤”的千古罪人；
六、毛泽东深恶痛绝的项英被除掉了；

如果被友军冤杀，是千古奇冤，那么，被自己人，被自己的党设计进死局，安排到死地，一步步推到他人刀尖之上，这又是什么呢？没有皖南的万古奇冤，决不会有八年后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正文完）

附节：不能说的秘密--幸存者的命运

皖南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中，袁国平在事变中自杀，项英、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新四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长）在事变后不久同时被杀；

1946年4月8日，叶挺刚刚获得自由，旋即坠机殒命黑茶山；
1954年3月，饶漱石被定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主犯，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5年4月，饶漱石再被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首犯。1975年3月，饶漱石死于狱中；
（注：皖南事变发生时，饶漱石任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新四军军分会委员，在事变中接替项英负责政治领导）
1955年4月，扬帆（皖南事变时任项英秘书，新四军军法处科长）亦因“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在二十多年的关押中，精神失常。

接触核心机密，接近事件内幕的幸存者中，有一个未遭大劫，得以善终的例外。李一氓，出身中共特科，瑞金时期担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后任毛泽东秘书、统战特使，抗战爆发后被毛泽东派至新四军担任军部秘书长，掌管军部机要文电及保卫工作。1941年1月12日深夜，向华中总指挥部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李一氓命令电台台长将电台设备彻底砸毁，目睹机要员销毁全部密码本。李一氓突围后辗转到达香港。得知中央决议后，李一氓在广东韶关、香港向延安连发7份电报，汇报皖南事变情况的同时，也向中央剖白心迹，与项英划清界限。作为身临其境的关键亲历者，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他的言论一如当年的电报，始终与千里之外迅速做出的中央决议保持高度一致。做中央决议正确、英明的活证据，是他的存在价值。

一个在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中度过一生的人，心头一定压抑着太多东西。1981年是皖南事变40周年。这一年秋天，李一氓来到南京望江矶项英墓凭吊，赋七律一首：
秣陵秋染浅丹霜，独有荒坟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无奠，桐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到死方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皖南山色自苍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