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蘇者昌。

1902年，少年喪父的趙家廟保險隊（大團）隊長張作霖被盛京將軍增祺，新民知府陳衍庶收編，張被任命為“新民府巡警前營馬隊”幫帶，成為政府軍“副營長”。張作霖出入陳府，目睹陳衍庶教子讀書，十分羨慕，遂拜陳衍庶為義父，求陳教其讀書做人。造化弄人，張作霖這一拜，竟成了陳獨秀的義兄。

1907秋，已升任奉天巡訪營前路統領（相當於協統、旅長）的張作霖受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所派，前往奉天西北洮南、通遼一帶，圍剿周圍的反清抗墾蒙古武裝。張作霖率部連戰連捷，多番重創對手，到1908年春，基本蕩平了蒙古武裝，俘獲了白音大賚、六十三牙仟等敵方重要首領，著名的剛毅英雄陶克陶胡換馬潛逃。1908年秋，陶克陶胡返回索倫山（今內蒙興安盟附近）、哲里木盟（今內蒙通遼市）一帶活動。1909年春，張作霖再次進剿陶克陶胡，率部接連追擊800里，陶克陶胡疲於奔命，經外蒙古車臣汗部北上，逃入俄國境內。

1909年，因平定陶克陶胡等人之功，清政府封張作霖為洮南（今吉林省洮南市）鎮守使，（追）封張作霖的父母為通奉大夫和通奉夫人，年僅8歲的張學良也獲封戶部郎中，官階五品，小皇帝溥儀還特賜張作霖一件金絲九龍袍。

1911年10月10日夜，辛亥革命爆發。當月底至11月初間，革命黨人、駐奉新軍第二混成旅協統藍天蔚（北洋士官三傑之一，是個溫和革命派）、總督府軍事參贊張榕等謀劃奉天獨立，並準備驅逐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趙爾巽急調張作霖返奉。據說，張作霖晝夜兼程，兩日急馳800里，從洮南蒙邊趕回奉天（一說張作霖當時就在奉天）。張作霖以捨我其誰的英雄豪氣鎮懾了一眾革命黨人，幫助趙爾巽控制了奉天局勢。藍天蔚、張榕等人不敢輕舉妄動，放棄了既定計劃，藍天蔚本人脫離軍隊，經大連逃往上海。

1911年12月3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武昌起義發生時，孫中山人在美國鹽湖城（一說在丹佛），得到收到電報後，孫中山離美赴歐，經英國至法國，在馬賽乘郵輪返回中國。

1月初，孫中山組織六路北伐軍，委任藍天蔚為第五路軍總司令兼關外軍政府大都督。1月16日，藍天蔚率滬軍北伐隊乘海容、海琛、南琛三艦登陸煙臺，2月初，滬軍及關外民軍登陸大連，與趙爾巽部在遼東半島南部激戰。張作霖部很可能參加了與藍天蔚北伐軍的作戰。2月12日，清帝遜位，南北議和，雙方停戰。

藍天蔚登陸煙臺後，張榕在奉天組織策應藍天蔚。1月23日，張榕遇刺身亡。按通常的說法，張榕是被袁金鎧（東三省總督府參議）、張作霖誘殺的。張榕是同盟會骨幹，同盟會遼東支部的負責人（之一），孫中山在東北的重要代理人。張榕死後，孫中山譽其為關東革命第一人。

蘇俄尚未降生，張作霖先成了孫中山的敵人。

從辛亥革命時起，忠於清室的張作霖就和孫中山，和革命黨站在了對立面上；但張作霖和孫中山並非一生始終為敵，他們也有過把酒言歡，共商國是，結為盟友，聯合對敵的合作時期。

若干年後，張作霖成為蘇聯，孫中山的國民黨，以及共產黨共同的死敵；但最先成為孫中山和蘇聯頭號死敵的，不是張作霖，而是另一個人。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轉眼，已是1917年。

這年7月13日，短暫的“張勳復辟”被挫敗。在“三造共和”的國務總理段祺瑞的不懈推動下，8月14日，中國終於對德、奧宣戰，加入了協約國的陣營。

在之前的7月下旬，段祺瑞還採納梁啓超、湯化龍的建議，做出了另一個重大決定：不恢復已被前大總統黎元洪解散的原國會，準備“召集臨時參議院”暫時代行國會職權。

二次革命後一直在野，始終不甘寂寞的孫文在等待這個機會。8月25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集部分原國會議員參加的“非常國會”（人數不足法定人數），以“護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名義組織中華民國廣州軍政府，孫中山被選為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這樣，中國產生了南北對峙的兩個政府。

一個至今盛行的說法是，“段祺瑞公然宣布：‘一不要約法，二不要國會，三不要舊總統。’”。這是編造出來的謊言，所涉及的三件事，只有段祺瑞不恢復舊國會是真，其它兩件全都是捏造的。

關於“不要舊總統”。大總統的人選，並非段祺瑞所能左右；原大總統黎元洪，因釀成“張勳復辟”而自咎，多次通電，堅辭大總統一職；新任大總統馮國璋，原是黎元洪的副大總統，在黎元洪辭職後，受社會各界擁戴繼任大總統，完全合法。

關於“不要約法”。《臨時約法》是孫中山自己不喜歡用，卻非塞給袁世凱，以作掣肘、羈絆、添堵、噁心的工具，是一部職權劃分混亂，自相矛盾，極為糟糕的憲法，民國兩大禍亂之源，《臨時約法》即為其中之一。段祺瑞雖然深知《約法》之弊，但至少在孫中山護法運動期間，從未宣稱“不要約法”。國民黨人編造了段祺瑞“不要約法”這個子虛烏有的謊言，但是，他們根本說不出，段祺瑞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什麼場合說過“不要約法”這四個字或表達過這個意思，在什麼電報、什麼文件中曾寫入過“不要約法”這四個字或表達過這個意思。

1917年7月24日，段祺瑞領導的國務院在徵求各省對“召集臨時參議院”方案（梁啓超起草）意見的通電中說得很清楚：“今日仍為適用《約法》時代，但國會解散之後，斷無重行召集之理由。改選國會，程序繁重，非一時所能竣事。。。總之，憲法未定以前，《約法》（仍）為根本大法。”

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國民黨人的謊言被偽史一直傳播至今，成了眾所周知的“史實”。

孫中山以“護法”之名成立的中華民國廣州軍政府，遠比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獨裁；孫中山所任的軍政府的大元帥，是軍事、內政、外交三權合一的政府元首，不受制衡，是個徹頭徹尾的獨裁者；對臨時約法的尊重，北京政府落在行動上，孫中山則落在嘴上。如果說北京政府有不合《臨時約法》之處，那麼，廣州軍政府對《臨時約法》的違背，勝過北京政府一千倍；孫中山一直以“護法者”自居，稱已為正，誣敵為逆，但終其一生，孫中山從未遵循過《臨時約法》；孫中山一生組織政府無數，卻從未在其任何一個政府中實行過臨時約法規定的內閣制。

誰是真正的叛法者？誰在分裂國家，製造動亂、戰亂？

孫中山、段祺瑞都試圖武力統一中國，二人先後下達了對對方的討伐令。段祺瑞成為孫中山的頭號敵人。

1917年10月6日，南北戰爭（護法戰爭）爆發，這是一場沒有結果的戰爭，中華民國南北分裂的局面正式形成了，這種分裂局面一直延續到1928年。

在張勳復辟收場後一周，1917年7月20日，日本寺內正毅內閣決定，調整了日本對華政策，停止支持（以孫文為首的）中國南方革命黨人，今後以段祺瑞政府為唯一援助對象，增加對華經濟援助。

日本政府的決定迫使孫中山不得不將尋找盟友的目光投向它處；與此同時，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後來的中國國民黨，也開始將反日宣傳作為其“革命”工作的重要內容和主旋律之一。

護法戰爭打響一個月後，1917年11月7日，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

對蘇俄革命，北京政府採取了與協約各國一致的立場和行動，如：1917年12月27日，中國禁止了包括茶葉在內的向俄國的糧食出口；次年1月，中國封閉了中俄邊界，停止了一切貨物運輸。

1917年11月底，蘇俄宣布免除原俄國駐華公使庫達舍夫（庫達攝夫）和中東鐵路局長霍爾瓦特的職務。北京政府則允許這二人留任，並繼續向原俄國使團償付庚子賠款中賠償俄國的部分。

12月4日，列寧發電指示中東路區布爾什維克奪取中東路區管理權。以留金中尉為首的中東路“工兵蘇維埃”和以霍爾瓦特為首的舊俄勢力均招兵買馬，針鋒相對，劍拔弩張，中東路區紅、白兩股勢力的武裝衝突有一觸即發的危險。

12月13日，北洋政府派遣總統顧問何宗連中將，總統府副長官張宗昌中將為特使，前往哈爾濱會同吉林督軍孟恩遠、濱江道尹施紹常等辦理中東路區事宜。

12月26日早晨，中國軍隊將哈爾濱中東路區蘇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成員繳械，28日，中國軍隊將被繳械的俄國革命者護送至海拉爾站，驅逐出境。

1918年3月6日，蘇維埃政府與德意志帝國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宣布與德意志帝國停戰，退出一戰，正式退出了協約國陣營。

3月底，北京政府召回了駐彼得格勒公使劉鏡人。北京政府宣布不承認蘇維埃政府，允許俄國臨時政府（二月革命時成立，為十月革命推翻）派來的公使庫達攝夫留任，並繼續向該使團償付庚子賠款中賠償俄國的部分。

1918年4月6日，蘇俄代表與中國黑龍江省代表就東北境內白軍問題舉行會談。蘇俄代表要求中國採取措施（或中國獨自、或中俄聯合）武力驅逐白軍。對此，中國代表回答：中國對新生蘇維埃和舊俄勢力持“中立態度”，既不允許蘇維埃軍隊入華，也不驅逐白軍。

1918年4月初，北京政府派“海容號”巡洋艦和上海招商局商船“飛鯨號”前往海參崴護僑、撤僑，這兩艘艦船於當月中旬先後駛抵海參崴。4月18日，運載1716名華僑的“飛鯨號”從海參崴起航，開赴山東煙臺。

為防遏赤色革命在中日兩國漫延，共同干涉蘇俄革命，許可日軍通過中國東北進入西伯利亞和俄國遠東地區，並協作護僑，1918年5月中旬，中日兩國先後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1918年8月5日，日本將日本出兵海參崴宣言書交北京政府外交部。

8月22日（一說24日），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發布“出兵海參崴宣言”。宣言中說，此次出兵系贊同聯合各友邦之義舉，而以尊重俄國領土與主權為目的，絕不干涉俄國內政。一俟貫徹此目的，即當撤退全部軍隊。

在此之前的8月18日，中國西伯利亞陸軍派遣軍首批人員已啟程開赴俄國。1918年8月最初確定的中國派遣軍稱為中國陸軍第一支隊，來自駐防南苑的陸軍第九師（師長魏宗翰）。第一支隊以第九師第三十三混成團為主組建，兵力約2000人，支隊長為第九師33團團長宋煥章。中國支隊受已至海參崴的海容艦艦長，中國駐俄軍隊最高長官林建章海軍代將節制。

駐海參崴的中國陸海軍

北京政府先後派出了六艘軍艦，約4000名陸軍前往東西伯利亞，中國軍隊分別駐防海參崴、雙城子伯力、廟街等地。

1918年，北京政府還開始籌劃、準備出兵西北，伺機收復外蒙古、科布多和唐努烏梁海。

以上所做所為，讓當時主導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段祺瑞毫無意外地成為蘇俄在中國的第一個頭號敵人，從而，段祺瑞也成了蘇俄和孫中山切齒痛恨的共同大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