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苏者昌。

1902年，少年丧父的赵家庙保险队（大团）队长张作霖被盛京将军增祺，新民知府陈衍庶收编，张被任命为“新民府巡警前营马队”帮带，成为政府军“副营长”。张作霖出入陈府，目睹陈衍庶教子读书，十分羡慕，遂拜陈衍庶为义父，求陈教其读书做人。造化弄人，张作霖这一拜，竟成了陈独秀的义兄。

1907秋，已升任奉天巡访营前路统领（相当于协统、旅长）的张作霖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所派，前往奉天西北洮南、通辽一带，围剿周围的反清抗垦蒙古武装。张作霖率部连战连捷，多番重创对手，到1908年春，基本荡平了蒙古武装，俘获了白音大赉、六十三牙仟等敌方重要首领，著名的刚毅英雄陶克陶胡换马潜逃。1908年秋，陶克陶胡返回索伦山（今内蒙兴安盟附近）、哲里木盟（今内蒙通辽市）一带活动。1909年春，张作霖再次进剿陶克陶胡，率部接连追击800里，陶克陶胡疲于奔命，经外蒙古车臣汗部北上，逃入俄国境内。

1909年，因平定陶克陶胡等人之功，清政府封张作霖为洮南（今吉林省洮南市）镇守使，（追）封张作霖的父母为通奉大夫和通奉夫人，年仅8岁的张学良也获封户部郎中，官阶五品，小皇帝溥仪还特赐张作霖一件金丝九龙袍。

1911年10月10日夜，辛亥革命爆发。当月底至11月初间，革命党人、驻奉新军第二混成旅协统蓝天蔚（北洋士官三杰之一，是个温和革命派）、总督府军事参赞张榕等谋划奉天独立，并准备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赵尔巽急调张作霖返奉。据说，张作霖昼夜兼程，两日急驰800里，从洮南蒙边赶回奉天（一说张作霖当时就在奉天）。张作霖以舍我其谁的英雄豪气镇慑了一众革命党人，帮助赵尔巽控制了奉天局势。蓝天蔚、张榕等人不敢轻举妄动，放弃了既定计划，蓝天蔚本人脱离军队，经大连逃往上海。

1911年12月3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武昌起义发生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盐湖城（一说在丹佛），得到收到电报后，孙中山离美赴欧，经英国至法国，在马赛乘邮轮返回中国。

1月初，孙中山组织六路北伐军，委任蓝天蔚为第五路军总司令兼关外军政府大都督。1月16日，蓝天蔚率沪军北伐队乘海容、海琛、南琛三舰登陆烟台，2月初，沪军及关外民军登陆大连，与赵尔巽部在辽东半岛南部激战。张作霖部很可能参加了与蓝天蔚北伐军的作战。2月12日，清帝逊位，南北议和，双方停战。

蓝天蔚登陆烟台后，张榕在奉天组织策应蓝天蔚。1月23日，张榕遇刺身亡。按通常的说法，张榕是被袁金铠（东三省总督府参议）、张作霖诱杀的。张榕是同盟会骨干，同盟会辽东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孙中山在东北的重要代理人。张榕死后，孙中山誉其为关东革命第一人。

苏俄尚未降生，张作霖先成了孙中山的敌人。

从辛亥革命时起，忠于清室的张作霖就和孙中山，和革命党站在了对立面上；但张作霖和孙中山并非一生始终为敌，他们也有过把酒言欢，共商国是，结为盟友，联合对敌的合作时期。

若干年后，张作霖成为苏联，孙中山的国民党，以及共产党共同的死敌；但最先成为孙中山和苏联头号死敌的，不是张作霖，而是另一个人。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已是1917年。

这年7月13日，短暂的“张勋复辟”被挫败。在“三造共和”的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不懈推动下，8月14日，中国终于对德、奥宣战，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

在之前的7月下旬，段祺瑞还采纳梁启超、汤化龙的建议，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决定：不恢复已被前大总统黎元洪解散的原国会，准备“召集临时参议院”暂时代行国会职权。

二次革命后一直在野，始终不甘寂寞的孙文在等待这个机会。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部分原国会议员参加的“非常国会”（人数不足法定人数），以“护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名义组织中华民国广州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这样，中国产生了南北对峙的两个政府。

一个至今盛行的说法是，“段祺瑞公然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这是编造出来的谎言，所涉及的三件事，只有段祺瑞不恢复旧国会是真，其它两件全都是捏造的。

关于“不要旧总统”。大总统的人选，并非段祺瑞所能左右；原大总统黎元洪，因酿成“张勋复辟”而自咎，多次通电，坚辞大总统一职；新任大总统冯国璋，原是黎元洪的副大总统，在黎元洪辞职后，受社会各界拥戴继任大总统，完全合法。

关于“不要约法”。《临时约法》是孙中山自己不喜欢用，却非塞给袁世凯，以作掣肘、羁绊、添堵、恶心的工具，是一部职权划分混乱，自相矛盾，极为糟糕的宪法，民国两大祸乱之源，《临时约法》即为其中之一。段祺瑞虽然深知《约法》之弊，但至少在孙中山护法运动期间，从未宣称“不要约法”。国民党人编造了段祺瑞“不要约法”这个子虚乌有的谎言，但是，他们根本说不出，段祺瑞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合说过“不要约法”这四个字或表达过这个意思，在什么电报、什么文件中曾写入过“不要约法”这四个字或表达过这个意思。

1917年7月24日，段祺瑞领导的国务院在征求各省对“召集临时参议院”方案（梁启超起草）意见的通电中说得很清楚：“今日仍为适用《约法》时代，但国会解散之后，断无重行召集之理由。改选国会，程序繁重，非一时所能竣事。。。总之，宪法未定以前，《约法》（仍）为根本大法。”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国民党人的谎言被伪史一直传播至今，成了众所周知的“史实”。

孙中山以“护法”之名成立的中华民国广州军政府，远比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独裁；孙中山所任的军政府的大元帅，是军事、内政、外交三权合一的政府元首，不受制衡，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对临时约法的尊重，北京政府落在行动上，孙中山则落在嘴上。如果说北京政府有不合《临时约法》之处，那么，广州军政府对《临时约法》的违背，胜过北京政府一千倍；孙中山一直以“护法者”自居，称已为正，诬敌为逆，但终其一生，孙中山从未遵循过《临时约法》；孙中山一生组织政府无数，却从未在其任何一个政府中实行过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

谁是真正的叛法者？谁在分裂国家，制造动乱、战乱？

孙中山、段祺瑞都试图武力统一中国，二人先后下达了对对方的讨伐令。段祺瑞成为孙中山的头号敌人。

1917年10月6日，南北战争（护法战争）爆发，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中华民国南北分裂的局面正式形成了，这种分裂局面一直延续到1928年。

在张勋复辟收场后一周，1917年7月20日，日本寺内正毅内阁决定，调整了日本对华政策，停止支持（以孙文为首的）中国南方革命党人，今后以段祺瑞政府为唯一援助对象，增加对华经济援助。

日本政府的决定迫使孙中山不得不将寻找盟友的目光投向它处；与此同时，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后来的中国国民党，也开始将反日宣传作为其“革命”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主旋律之一。

护法战争打响一个月后，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对苏俄革命，北京政府采取了与协约各国一致的立场和行动，如：1917年12月27日，中国禁止了包括茶叶在内的向俄国的粮食出口；次年1月，中国封闭了中俄边界，停止了一切货物运输。

1917年11月底，苏俄宣布免除原俄国驻华公使库达舍夫（库达摄夫）和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的职务。北京政府则允许这二人留任，并继续向原俄国使团偿付庚子赔款中赔偿俄国的部分。

12月4日，列宁发电指示中东路区布尔什维克夺取中东路区管理权。以留金中尉为首的中东路“工兵苏维埃”和以霍尔瓦特为首的旧俄势力均招兵买马，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中东路区红、白两股势力的武装冲突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12月13日，北洋政府派遣总统顾问何宗连中将，总统府副长官张宗昌中将为特使，前往哈尔滨会同吉林督军孟恩远、滨江道尹施绍常等办理中东路区事宜。

12月26日早晨，中国军队将哈尔滨中东路区苏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成员缴械，28日，中国军队将被缴械的俄国革命者护送至海拉尔站，驱逐出境。

1918年3月6日，苏维埃政府与德意志帝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宣布与德意志帝国停战，退出一战，正式退出了协约国阵营。

3月底，北京政府召回了驻彼得格勒公使刘镜人。北京政府宣布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允许俄国临时政府（二月革命时成立，为十月革命推翻）派来的公使库达摄夫留任，并继续向该使团偿付庚子赔款中赔偿俄国的部分。

1918年4月6日，苏俄代表与中国黑龙江省代表就东北境内白军问题举行会谈。苏俄代表要求中国采取措施（或中国独自、或中俄联合）武力驱逐白军。对此，中国代表回答：中国对新生苏维埃和旧俄势力持“中立态度”，既不允许苏维埃军队入华，也不驱逐白军。

1918年4月初，北京政府派“海容号”巡洋舰和上海招商局商船“飞鲸号”前往海参崴护侨、撤侨，这两艘舰船于当月中旬先后驶抵海参崴。4月18日，运载1716名华侨的“飞鲸号”从海参崴起航，开赴山东烟台。

为防遏赤色革命在中日两国漫延，共同干涉苏俄革命，许可日军通过中国东北进入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地区，并协作护侨，1918年5月中旬，中日两国先后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1918年8月5日，日本将日本出兵海参崴宣言书交北京政府外交部。

8月22日（一说24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发布“出兵海参崴宣言”。宣言中说，此次出兵系赞同联合各友邦之义举，而以尊重俄国领土与主权为目的，绝不干涉俄国内政。一俟贯彻此目的，即当撤退全部军队。

在此之前的8月18日，中国西伯利亚陆军派遣军首批人员已启程开赴俄国。1918年8月最初确定的中国派遣军称为中国陆军第一支队，来自驻防南苑的陆军第九师（师长魏宗翰）。第一支队以第九师第三十三混成团为主组建，兵力约2000人，支队长为第九师33团团长宋焕章。中国支队受已至海参崴的海容舰舰长，中国驻俄军队最高长官林建章海军代将节制。

驻海参崴的中国陆海军

北京政府先后派出了六艘军舰，约4000名陆军前往东西伯利亚，中国军队分别驻防海参崴、双城子伯力、庙街等地。

1918年，北京政府还开始筹划、准备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

以上所做所为，让当时主导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段祺瑞毫无意外地成为苏俄在中国的第一个头号敌人，从而，段祺瑞也成了苏俄和孙中山切齿痛恨的共同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