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1925年中国反奉战争（中）

1925年10月21日，吴佩孚在汉口查家墩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以蒋方震（百里）为参谋长，章炳麟为总参赞，张其锽为秘书长，张福来为军务处长，张志潭为外交处长，高恩洪为交通处长。

22日，吴佩孚“发表外交宣言，尊重已定条约，保护外侨，惟望各国不以武器及经济接济对方。”

24日，吴佩孚再发讨张作霖通电，并任命鄂督萧耀南为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陈嘉谟为副司令。

26日起，吴佩孚又先后发出以下任命：寇英杰为鄂军第一路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总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总司令，马济为桂军第一路总司令，袁祖铭为川黔军总司令，邓锡侯为副司令兼川军第二路总司令，刘湘为川黔后方筹备总司令，刘存厚为川军后方援军总司令，杨森为川军第一路总司令，赖心辉为川军第三路总司令，王天培为黔军第一路总司令，彭汉章为第二路总司令，周西成为第三路总司令。

吴佩孚计划兵分两路出鄂作战：一路出武胜关自信阳沿京汉路北上，出河南进军直隶、京津；一路入河南后循陇海路西进，经豫东进攻徐州和山东。无论北上、东进，豫督岳维峻控制下的河南都是吴军必经之路，作为出兵的必要准备，吴佩孚一方面进行人事安排、布局，筹措军费，一方面联络岳维峻，商洽借道。

26日，岳维峻辖下田玉洁、李纪才、樊钟秀等国民二军师长通电，宣布豫省中立，婉转表示不便让吴佩孚假道入豫。29日，岳维峻（正式）回绝了吴佩孚假道河南的要求，于是，吴佩孚和他的军队暂时被隔离在战火硝烟之外，一时之间，吴佩孚既不能与老对手张作霖再较高下，也无法立即对付他的心头最恨--冯玉祥。

10月20日，反奉浙军进入南京的当天，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表《对反奉战争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积极投身到反奉倒段战争当中。《宣言》内容摘录如下：
全中国的工人们农民们学生们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
反奉战争已经开始了！此次战争现在虽只在江浙范围，（但）马上会蔓延到全中部直系军阀及北方国民军对奉联合作战。。。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帮助奉军的只有安福系和国外的帝国主义者。反奉运动是全国民众的，直系不过是导火线，江浙开战，尤其是导火线之导火线。。。爱国的民众是反奉大潮中之主潮，应该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的地位，组织人民自卫军，积极的参加战争，不应该把此次反奉战争看做纯军阀战争，而（让）自己站在旁观的地位。。。更应该急合全国所有反奉的力量，在帝国主义者助奉或助直的政策尚未确定以前。。。肃清奉系军阀的势力，确定革命的民主政府之局面。。。现在的奉系军阀不但代表中国军阀阶级的利益，并且代表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利益，所以此次反奉战争虽搀和了一些军阀势力，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

宣言以指出如下“全国的民众反奉战争之目的”收尾：
释放政治犯；解除奉系及安福系的武装；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权；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4天后（10月2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内容相近的《对时局宣言》，号召人民参加反奉倒段战争，并团结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该《宣言》还从中共《对反奉战争宣言》结尾的“反奉战争之目的”中抽取出部分内容略作修改后作为自己的四项主张：（一）建设统一之国民政府，（二）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三）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条约，（四）保障人民自由权。

10月21日，反奉浙军谢鸿勋部（第二军）进抵安徽滁州，驻滁奉军退守张八岭。当晚卢香亭（第四军）、陈调元（江苏第四师）等部到达后，三部会攻张八岭，激战数小时后，联军占领张八岭，奉军退往蚌埠。 　

22日（一说21日），驻泗县（泗州，临淮）的安徽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倪朝荣率部向蚌埠移动，并电告皖督姜登选，他将与孙传芳一致行动（反奉），要求姜登选从速令驻蚌奉军解除武装，即日出境。驻寿县的安徽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高世读、驻颍上的第五混成旅旅长华毓庵亦表示将与倪一致行动。

23日，倪朝荣通电响应浙军讨奉，宣布所辖部队已陆续抵达蚌埠，并联合安徽陆军其他各旅将领，一致拥戴吴佩孚、孙传芳。同日，姜登选通电辞去皖督一职，将督印交皖军第二旅旅长马祥斌保存，午时，姜登选乘铁甲炮车离开蚌埠，北上徐州（任皖督之职未满两月）。之前身为镇威军（即奉军）第一军军长的姜登选在9月初时近乎裸身赴任（姜登选很可能只带了一只小卫队南下；滁州、张八岭的奉军应该是从江苏撤退过来的；有资料显示，杨宇霆率二师入苏，姜登选不带部队入皖，是张作霖作出的安排。），可能是为了向安徽军政界展示善意和合作精神，表明奉系和自己没有并吞安徽、排斥异己的企图。

18日晚惊险逃出南京的苏督杨宇霆，在江北浦口乘津浦路列车迅速北上，21日微明到天津，当天午后出关，22日傍晚抵达奉天；10月25日，姜登选、韩麟春亦自徐州北上，赶赴奉天向张作霖汇报。

杨宇霆抵奉后，张作霖立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增派四师二混成旅进关，加强京奉、津浦两路的防御，同时将吉、黑两省部分军队抽调奉天。约在10月底11月初间，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再度入关，执行相关军事部署。

21日前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张作霖还决定：由张宗昌、姜登选率部在徐淮一带布防（当时姜登选仍在蚌埠），抵御孙传芳北进并警戒国民二军岳维峻部；由驻守京、津的李景林、张学良、郭松龄部，和驻守热河的阚朝玺部，警戒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并对冯玉祥取妥协态度，避免多线作战。张作霖任命鲁督张宗昌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姜登选为前敌总指挥（姜登选北上后，改由施从滨担任）。在徐淮一带组织防线，阻止五省联军继续北进。

10月21日，张宗昌赴徐州，就任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张将所部分为七军：自兼第一军军长，方永昌为副；施从滨任第二军军长，毕庶澄为副；孙宗先任第三军军长，程国瑞为副；褚玉璞任第四军军长，吴长植为副；许琨任第五军军长，张堵荣为副；六、七两军情况不详，可能分由邢士廉、姚霁统率，或说这二军尚未建成。奉鲁军全部兵力约6万人（也有8万、10万或12万人之说）。张宗昌部署了一个扇形的三面防线：东面主守邳县；西面主守砀山，扼陇海路，防范国民二军；南面主守宿州夹沟集，扼津浦路。

皖军加入后，孙传芳联军亦分三路自南向北挺进：中路以卢香亭、谢鸿勋、陈仪等部会同皖军一部，自蚌埠推进；东路白宝山、马玉仁部苏军自宿迁、海州（今连云港）推进；西路皖军及苏军陈调元部自永城推进。

10月24日，联军中路军进攻宿县，奉鲁军与联军接触后立即退守夹沟集。追击的联军接连占领了宿县车站和符离集车站。傍晚，联军从三个方向会攻夹沟集，在夹沟站南与奉鲁军发生激战，两军形成对峙局面。

26日，东路奉鲁军首先发动反攻。邢士廉、孙钵传在毕庶澄渤海舰队配合下，自新安镇沿陇海路进攻海州，大败白宝山部；姚霁、滕殿英沿运河南下击败李启佑，攻入宿迁。28日后，姚、邢两军会攻马玉仁，马军战败，困守清江浦（现江苏淮安）。孙传芳急遣陈调元、郑俊彦两部增援，双方又在清江浦形成对峙。

南路奉鲁军第二军，亦在军长兼前敌总指挥施从滨率领下，以白俄兵为前锋出夹沟集发动反攻，约在10月底夺回宿县北14公里的符离集。

10月27日，孙传芳宣布组成五省联军第六至第十六军，并委任各军司令，孙将总计十六个军中的十三个用于江北苏、皖两省的讨奉作战。31日，孙传芳进驻临淮关（今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临淮关镇），向联军下达总攻击令。孙传芳邀岳维峻遣部东进，合击张宗昌，但岳维峻仍未第一时间出兵。岳维峻不光在防范吴佩孚假道入豫，似乎还在等待更有利的出兵时机。

约在11月1日，施从滨部进占宿县、蚌埠之间的固镇。1日至2日，奉鲁军继续向任桥推进，施从滨乘坐铁甲列车沿津浦路来回穿梭督战。联军谢鸿勋、卢香亭两部一度在激战中不敌败退。2日，谢鸿勋师的上官云相团迂回到固镇南，拆毁了浍河铁桥北面的一段津浦铁路，并自施军背后自北向南猛攻；与此同时，卢香亭师的马葆珩团，则自南向北实施夹击。。。施军腹背受敌，多面受攻，最终溃败。施从滨乘坐铁甲车北撤，驶过浍河后，因铁轨被破坏，急驶中的铁甲车在固镇南出轨倾覆。固镇之战以奉军大败收场，张宗昌的白俄师遭重创，包括施从滨在内的大批官兵被俘。1926年初，60岁的施从滨在蚌埠被孙传芳下令处死（另说，施在被俘后不久即被孙下令斩杀）。

孙传芳很可能是应吴佩孚的要求而处死了施从滨。

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联合发动北京政变，正在山海关前线督战的吴佩孚撤至天津，绝境中寄望于齐燮元、孙传芳率领江浙直军精锐北上增援，挽回败局。未料，山东督军郑士琦（张宗昌的前任）以“武装中立”之名，在津埔路沿线设防并破坏铁路（如炸毁徐州以北苏鲁交界处的韩庄段铁路），使江浙援军无法及时北上，只能南返。经郑士琦同意，驻鲁陆军第七混成旅旅长胡翊儒还率部前往德州一带鲁直交界关隘扼守，阻止吴佩孚败军沿津浦路南撤（另有资料称，郑士琦还挥师进驻沧州和马厂沿线，截断了吴佩孚的退路）。吴佩孚率二千余人乘华甲舰自塘沽浮海逃亡后，郑士琦又下令禁止吴佩孚在山东沿海口岸登陆或靠岸补充给养。据说，时为济南镇守使的施从滨，是力主采取“逆吴”措施的鲁省将领之一。施从滨被俘后孙传芳曾电告吴佩孚，孙很可能是应吴佩孚的要求而“破例”处死了施从滨。施从滨之死与吴佩孚的关系最早出自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一书。

固镇之战后，南路奉鲁军退据乾山、鹤口、夹沟一带，原驻皖西北萧县、砀山防范国民二军的西路孙宗先、方永昌两军也被调至南路。3日，两军在津浦路再度激战，坐镇徐州的张宗昌亲至夹沟前线督战。5日，孙传芳在蚌埠车站联军司令部发出第二次总攻击令，血战之后，联军占领宿州（宿县），但仍未突破宿县之北的奉鲁军夹沟防线。

得知奉鲁军固镇大败，岳维峻派国民二军分路进军山东，6日，南路豫军抵达皖北的萧县、砀山，并继续向徐州急进。

为免遭五省联军及国民二军合击，已无心恋战的张宗昌决定撤军。自6日晚至7日，徐州以南津浦路奉鲁军各部先后登车北上，撤离徐州；夹沟前线的约二万奉鲁军或北撤，或溃散，或缴械、被俘；在东路作战的各支奉鲁军也都随后撤退：许琨、姚霁由赣榆退日照，方振武由灌云退沂州，邢士廉、姚宝苍、倪占魁乘帆船撤至青岛。也有说法称，张宗昌是奉张作霖的电令收缩防线，撤离徐州的。

11月8日，联军进入徐州。自豫东经皖北萧县、砀山赶来的国民二军也到达徐州周边或进入鲁南。

当孙传芳、张宗昌在徐蚌一带大战时，广州国民政府东征陈炯明之役也邻近尾声。11月4日，东征军何应钦第一纵队占领汕头，次日占领潮安；7日，东征军第二纵队（陈济棠师）占领饶平。至此，国民党的广州政府完全控制了粤东，逼临闽境，国民革命军有进入福建追剿陈炯明残部的动向。

自孙传芳起兵至联军占领徐州，孙的反奉盟友冯玉祥一直宣称中立，按兵不动，并要求部下“坐山观虎斗”、“不许妄议时局”，冯还扮作调停者大谈和平、左右逢源；另一位盟友岳维峻也未如约立即出兵山东，呼应作战。冯、岳二人的失信背约行为，令孙传芳大为不满，当姗姗来迟的岳维峻提出乘胜追击，联手进攻山东时，孙态度冷淡。孙传芳决定停兵休战，消化胜利成果，同时与奉系缓和，并防范广东国民革命军入闽。已兴兵东来的岳维峻则不甘无功而返。于是，孙传芳、张宗昌的“徐海之战”硝烟方落，岳维峻又接力而上，挑起了1925年反奉战争的第三战：国奉鲁南之战。

10月底，冯玉祥的两名代表（徐谦、刘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团的负责人H.M.沃罗宁，及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三名代表在张家口举行了一次绝密会议，这次会议的内容应与10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就中国的政治军事问题所做出的以下决策密切相关：
一、国民军的任务应当是：不急于参与冲突，但要加紧做好准备；
二、敦促直系势力（继续）采取行动，以迫使张作霖把大量兵力投放到南方；
三、与直系各将领建立广泛的合作或同盟；
四、加强对张作霖军队的瓦解工作，想办法同张宗昌、李景林和其它将领（张学良？郭松龄？）建立联系，使他们离开张作霖。。。

会上，冯方与苏联-共产国际方面的主要分歧是，尽管已与孙传芳结为盟友，与萧耀南也有联系，但冯玉祥坚决反对与吴佩孚合作。

维经斯基11月11日向莫斯科详细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稍后还将述及。

1925年10月28日，陈独秀从上海发给中共莫斯科区委的信，全文如下。
中共莫斯科区委：
派去24名中国共产党党员，67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12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共计103人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到达莫斯科后应加入区委。
旅行期间，中央指定以下同志为领导人：俞秀松同志（临时委员会书记）、胡彦彬同志、刘铭勋同志、朱务善同志和张琴秋同志。
这些同志将在中山大学学习，同你们编在一个区委。中山大学要成立支部。
我们指定下列同志为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人：
俞秀松、张琴秋、朱务善、刘铭勋、陶淮、董亦湘、李沛泽、郑子瑜共计8人。你们还要指定两人，所以共计10人，他们将领导学生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 陈（独秀）
（雅诺夫斯基译）

注：
1。俄国莫斯科中山大学（孙文大学）正式成立于11月3日；
2。王明即陈绍禹亦为此行103人之一；蒋经国是1925年10月19日自粤赴莫斯科孙文大学留学的，他与王明皆是中山大学的首届学生，是同学；
3。俞秀松，五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明的中山大学同班同学，联共（布）中央派往新疆协助盛世才的领导干部，盛世才的妹夫，1939年2月被作为托派枪决于莫斯科；
4。雅诺夫斯基是袁庆云的俄国姓，1922年6月，袁庆云与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刘伯坚、陈延年、陈乔年等18人在法国巴黎创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少共，后改称共青团），袁庆云还曾担任苏联驻（国民党）广州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布柳赫尔）的翻译。

11月5日，冯玉祥访苏代表团团长熊斌自俄国返回，抵包头，向冯玉祥报告。熊斌是冯玉祥西北边防督办署参谋长，于1925年10月1日率团起程前往莫斯科访问、考察，并交涉军械及反奉等事宜。

11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听取了库比亚克的通报（由李维诺夫、加拉罕、温施利赫特代为报告）后，斯大林做出以下决定：
（1）给库比亚克同志发以下电报：“政治局建议，您在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之前，在招募中国人方面不要给吴佩孚的将领们以任何帮助。正在澄清有关国民党将军的问题。结果将通报给您。”
（2）通知索洛维约夫和维经斯基同志，他们的电报不能令政治局满意，因为不明确，建议他们紧急通报冯玉祥的真实立场。

注：
1。库比亚克即尼古拉·阿法纳西也维奇·库比雅克，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秘书，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书记（一说亦为秘书），1923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中央组织局委员，1928年，任农业人民委员、伊万诺沃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联合城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主席，1937年，在苏联肃反大清洗中被枪决。
2。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苏联著名外交家，1921年至1930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
3。“招募（的）中国人”可能指苏联（或共产国际）安插在吴佩孚、孙传芳等直系将领身边的幕僚或部下；
4。索洛维约夫，与维经斯基同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之一，1926年至1928年任东方部副部长，1926年2月至4月底鲍罗廷离开广州北上期间，曾暂代鲍的工作（苏联驻广州政治总顾问）。

1925年11月11日，维经斯基自北京发给莫斯科一份报告，以下是报告内容的摘录。
亲爱的同志们：在今天的电报中，我向你们报告了张家口军政会议的结果，这次会议是根据冯玉祥的提议召开的。国民军的两名将军代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三名代表和我们两人（维经斯基和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团领导人沃罗宁）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一方面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对冯及其周围的人的影响增大的结果，另一方面，完全是由国民军与奉系之间冲突不可避免这一军事形势决定的。

冯第一次召开这种会议，看来，大家都认为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无论徐谦（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方委员兼冯玉祥高级政治顾问），还是刘骥（国民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都提出了具体而迫切解决的政治军事问题，没有玩弄特别的外交手腕。。。会议是绝对保密的，除了冯（的心腹）、（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及我们）之外，谁也不知道这次会议。

在军事问题上，我们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沃罗宁同志今天用电报发去了（作战）计划的大纲。。。

至于政治问题，我们已经作出一些决定。。。在这里我简要地列述如下：
1、国民军在其活动区域内外进行政治工作，说明目前（反奉）斗争的意义。
2、国民军始终要从政治上来实现它们同直系联军的军事联系，当孙传芳或萧耀南需要国民军援助时，要坚持以他们向工人运动和社会团体活动让步为交换条件。
3、无论是为了结束与奉系的斗争，还是为了召开全国国民会议，国民军领袖们都应该主张建立临时联合政府或执政内阁。
4、人民军应建立庞大的宣传鼓动机构，以便在前线、在国民军后方、在敌后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会上）又提出了国民军与直系联合的政治意义问题。国民军代表宣称，冯（玉祥）断然反对同吴佩孚进行任何接触，冯仍把吴看作是敌人，在打败张作霖之后，要立即同他作战。。。冯认为，同孙传芳和萧耀南可以建立军事联系，但不能同吴建立这种联系。。。附带还讨论了冯玉祥对段祺瑞的政策，承认现在推翻段及其政府是适时的。但问题是，在段祺瑞未签发讨伐孙传芳的命令，未公开站在奉系一边之前，不能由国民军，也就是由冯来承担驱逐段祺瑞的主动行动。而假如段祺瑞拒绝签署讨伐令，他很可能会被张作霖推翻，或者自行离开（辞职下野）。这样的话，冯就不会受到企图夺权的指控。

（注：段祺瑞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重新出山，被张作霖、冯玉祥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在被曹锟、吴佩孚击败前（1920年7月，直皖战争），曾与日本结盟，是坚决的反苏反赤化者，是苏联在中国最早的头号敌人，也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头号敌人。）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对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以前的建议作出如下修改：在（反奉）战争结束后，或在广州政府（国民党）和国民军联合基础上组成政府，或在国民军、广州政府和直系联军联合基础上组成政府，目前以第二方案为基本方案。。。

维经斯基的报告中还有一节名为“党（中共）的工作和国民党的工作”，部分内容如下：

开完党中央全会后（指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召开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我几乎所有时间都得坐守北京。你们知道，我们党的中央在上海。。。我同上海的联系密切：每周几次用电报给中央发出指示和北方的政治情报，同时收到了相同数字的复电。。。在这里，不可避免地要替中央或通过中央来实行领导。。。我试图把这些矛盾减少到最低程度。。。加拉罕回来后，我马上去上海。
。。。

全会关于同国民党左派建立密切联系的决定（指中共四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决议案》），现在（过去几周之后）表明，我们正确地估计了在目前的内战和解放运动条件下同国民党真诚联合的意义。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在这种联合条件下，国民党才能对国民军施加影响。我们在北方各大中心城市相当顺利地开展了为广州（政府宣传？）的运动。。。最近几周，北方反帝运动的普遍活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我们根据全会决议开展了团结一致的革命战线运动。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左派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影响，并在举行在即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指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击败国民党右派。。。

注：
1。10月25日，林森、邹鲁等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外交代表团”“大闹”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强行拿走了印章、簿册等物；
2。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覃振、石瑛、居正、邹鲁、石青阳、叶楚伧、邵元冲，候补委员沈定一（玄庐）、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13人（一说还有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即吴稚晖）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林森、邹鲁担任会议主席。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国民党党籍；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取消政治委员案》等决议；会议发出警告：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3。12月2日，“西山会议”举行第四次会议，决议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伯渠），候补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
4。12月4日，“西山会议”举行第六次会议，决议开除汪兆铭党籍六个月，并不得在中国国民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
5。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永远开除“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国民党党籍，大会决议继续执行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贯彻实行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