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與1925年中國反奉戰爭（中）

1925年10月21日，吳佩孚在漢口查家墩就任“討賊聯軍總司令”，以蔣方震（百里）為參謀長，章炳麟為總參贊，張其鍠為秘書長，張福來為軍務處長，張志潭為外交處長，高恩洪為交通處長。

22日，吳佩孚“發表外交宣言，尊重已定條約，保護外僑，惟望各國不以武器及經濟接濟對方。”

24日，吳佩孚再發討張作霖通電，並任命鄂督蕭耀南為討賊聯軍鄂軍總司令兼後方籌備總司令，陳嘉謨為副司令。

26日起，吳佩孚又先後發出以下任命：寇英傑為鄂軍第一路總司令，陳嘉謨為第二路總司令，盧金山為第三路總司令，馬濟為桂軍第一路總司令，袁祖銘為川黔軍總司令，鄧錫侯為副司令兼川軍第二路總司令，劉湘為川黔後方籌備總司令，劉存厚為川軍後方援軍總司令，楊森為川軍第一路總司令，賴心輝為川軍第三路總司令，王天培為黔軍第一路總司令，彭漢章為第二路總司令，周西成為第三路總司令。

吳佩孚計劃兵分兩路出鄂作戰：一路出武勝關自信陽沿京漢路北上，出河南進軍直隸、京津；一路入河南後循隴海路西進，經豫東進攻徐州和山東。無論北上、東進，豫督岳維峻控制下的河南都是吳軍必經之路，作為出兵的必要準備，吳佩孚一方面進行人事安排、布局，籌措軍費，一方面聯絡岳維峻，商洽借道。

26日，岳維峻轄下田玉潔、李紀才、樊鍾秀等國民二軍師長通電，宣布豫省中立，婉轉表示不便讓吳佩孚假道入豫。29日，岳維峻（正式）回絕了吳佩孚假道河南的要求，於是，吳佩孚和他的軍隊暫時被隔離在戰火硝煙之外，一時之間，吳佩孚既不能與老對手張作霖再較高下，也無法立即對付他的心頭最恨--馮玉祥。

10月20日，反奉浙軍進入南京的當天，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聯合發表《對反奉戰爭宣言》，號召全國人民積極投身到反奉倒段戰爭當中。《宣言》內容摘錄如下：
全中國的工人們農民們學生們及一切被壓迫的民眾們！
反奉戰爭已經開始了！此次戰爭現在雖只在江浙範圍，（但）馬上會蔓延到全中部直系軍閥及北方國民軍對奉聯合作戰。。。從工人農民學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資產階級，幾乎全體國民都站在反奉方面。。。幫助奉軍的只有安福系和國外的帝國主義者。反奉運動是全國民眾的，直系不過是導火線，江浙開戰，尤其是導火線之導火線。。。愛國的民眾是反奉大潮中之主潮，應該站在反奉運動之主體的地位，組織人民自衛軍，積極的參加戰爭，不應該把此次反奉戰爭看做純軍閥戰爭，而（讓）自己站在旁觀的地位。。。更應該急合全國所有反奉的力量，在帝國主義者助奉或助直的政策尚未確定以前。。。肅清奉系軍閥的勢力，確定革命的民主政府之局面。。。現在的奉系軍閥不但代表中國軍閥階級的利益，並且代表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利益，所以此次反奉戰爭雖攙和了一些軍閥勢力，在客觀上卻是一種民族解放的戰爭。。。

宣言以指出如下“全國的民眾反奉戰爭之目的”收尾：
釋放政治犯；解除奉系及安福系的武裝；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權；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國民會議；建立革命統一的民主政府；關稅自主，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4天后（10月2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發表了內容相近的《對時局宣言》，號召人民參加反奉倒段戰爭，並團結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該《宣言》還從中共《對反奉戰爭宣言》結尾的“反奉戰爭之目的”中抽取出部分內容略作修改後作為自己的四項主張：（一）建設統一之國民政府，（二）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三）從根本上解決不平等條約，（四）保障人民自由權。

10月21日，反奉浙軍謝鴻勛部（第二軍）進抵安徽滁州，駐滁奉軍退守張八嶺。當晚盧香亭（第四軍）、陳調元（江蘇第四師）等部到達後，三部會攻張八嶺，激戰數小時後，聯軍占領張八嶺，奉軍退往蚌埠。 　

22日（一說21日），駐泗縣（泗州，臨淮）的安徽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倪朝榮率部向蚌埠移動，並電告皖督姜登選，他將與孫傳芳一致行動（反奉），要求姜登選從速令駐蚌奉軍解除武裝，即日出境。駐壽縣的安徽陸軍第四混成旅旅長高世讀、駐潁上的第五混成旅旅長華毓庵亦表示將與倪一致行動。

23日，倪朝榮通電響應浙軍討奉，宣布所轄部隊已陸續抵達蚌埠，並聯合安徽陸軍其他各旅將領，一致擁戴吳佩孚、孫傳芳。同日，姜登選通電辭去皖督一職，將督印交皖軍第二旅旅長馬祥斌保存，午時，姜登選乘鐵甲炮車離開蚌埠，北上徐州（任皖督之職未滿兩月）。之前身為鎮威軍（即奉軍）第一軍軍長的姜登選在9月初時近乎裸身赴任（姜登選很可能只帶了一隻小衛隊南下；滁州、張八嶺的奉軍應該是從江蘇撤退過來的；有資料顯示，楊宇霆率二師入蘇，姜登選不帶部隊入皖，是張作霖作出的安排。），可能是為了向安徽軍政界展示善意和合作精神，表明奉系和自己沒有併吞安徽、排斥異己的企圖。

18日晚驚險逃出南京的蘇督楊宇霆，在江北浦口乘津浦路列車迅速北上，21日微明到天津，當天午後出關，22日傍晚抵達奉天；10月25日，姜登選、韓麟春亦自徐州北上，趕赴奉天向張作霖匯報。

楊宇霆抵奉後，張作霖立即召集軍事會議，決定增派四師二混成旅進關，加強京奉、津浦兩路的防禦，同時將吉、黑兩省部分軍隊抽調奉天。約在10月底11月初間，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郭松齡再度入關，執行相關軍事部署。

21日前的一次軍事會議上，張作霖還決定：由張宗昌、姜登選率部在徐淮一帶布防（當時姜登選仍在蚌埠），抵禦孫傳芳北進並警戒國民二軍岳維峻部；由駐守京、津的李景林、張學良、郭松齡部，和駐守熱河的闞朝璽部，警戒馮玉祥的國民一軍，並對馮玉祥取妥協態度，避免多線作戰。張作霖任命魯督張宗昌為直、魯、蘇、皖防禦總司令，姜登選為前敵總指揮（姜登選北上後，改由施從濱擔任）。在徐淮一帶組織防線，阻止五省聯軍繼續北進。

10月21日，張宗昌赴徐州，就任直魯蘇皖防禦總司令，張將所部分為七軍：自兼第一軍軍長，方永昌為副；施從濱任第二軍軍長，畢庶澄為副；孫宗先任第三軍軍長，程國瑞為副；褚玉璞任第四軍軍長，吳長植為副；許琨任第五軍軍長，張堵榮為副；六、七兩軍情況不詳，可能分由邢士廉、姚霽統率，或說這二軍尚未建成。奉魯軍全部兵力約6萬人（也有8萬、10萬或12萬人之說）。張宗昌部署了一個扇形的三面防線：東面主守邳縣；西面主守碭山，扼隴海路，防範國民二軍；南面主守宿州夾溝集，扼津浦路。

皖軍加入後，孫傳芳聯軍亦分三路自南向北挺進：中路以盧香亭、謝鴻勛、陳儀等部會同皖軍一部，自蚌埠推進；東路白寶山、馬玉仁部蘇軍自宿遷、海州（今連雲港）推進；西路皖軍及蘇軍陳調元部自永城推進。

10月24日，聯軍中路軍進攻宿縣，奉魯軍與聯軍接觸後立即退守夾溝集。追擊的聯軍接連占領了宿縣車站和符離集車站。傍晚，聯軍從三個方向會攻夾溝集，在夾溝站南與奉魯軍發生激戰，兩軍形成對峙局面。

26日，東路奉魯軍首先發動反攻。邢士廉、孫缽傳在畢庶澄渤海艦隊配合下，自新安鎮沿隴海路進攻海州，大敗白寶山部；姚霽、滕殿英沿運河南下擊敗李啟佑，攻入宿遷。28日後，姚、邢兩軍會攻馬玉仁，馬軍戰敗，困守清江浦（現江蘇淮安）。孫傳芳急遣陳調元、鄭俊彥兩部增援，雙方又在清江浦形成對峙。

南路奉魯軍第二軍，亦在軍長兼前敵總指揮施從濱率領下，以白俄兵為前鋒出夾溝集發動反攻，約在10月底奪回宿縣北14公里的符離集。

10月27日，孫傳芳宣布組成五省聯軍第六至第十六軍，並委任各軍司令，孫將總計十六個軍中的十三個用於江北蘇、皖兩省的討奉作戰。31日，孫傳芳進駐臨淮關（今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臨淮關鎮），向聯軍下達總攻擊令。孫傳芳邀岳維峻遣部東進，合擊張宗昌，但岳維峻仍未第一時間出兵。岳維峻不光在防範吳佩孚假道入豫，似乎還在等待更有利的出兵時機。

約在11月1日，施從濱部進占宿縣、蚌埠之間的固鎮。1日至2日，奉魯軍繼續向任橋推進，施從濱乘坐鐵甲列車沿津浦路來回穿梭督戰。聯軍謝鴻勛、盧香亭兩部一度在激戰中不敵敗退。2日，謝鴻勛師的上官雲相團迂迴到固鎮南，拆毀了澮河鐵橋北面的一段津浦鐵路，並自施軍背後自北向南猛攻；與此同時，盧香亭師的馬葆珩團，則自南向北實施夾擊。。。施軍腹背受敵，多面受攻，最終潰敗。施從濱乘坐鐵甲車北撤，駛過澮河後，因鐵軌被破壞，急駛中的鐵甲車在固鎮南出軌傾覆。固鎮之戰以奉軍大敗收場，張宗昌的白俄師遭重創，包括施從濱在內的大批官兵被俘。1926年初，60歲的施從濱在蚌埠被孫傳芳下令處死（另說，施在被俘後不久即被孫下令斬殺）。

孫傳芳很可能是應吳佩孚的要求而處死了施從濱。

1924年10月下旬，馮玉祥、胡景翼、孫岳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倒戈，聯合發動北京政變，正在山海關前線督戰的吳佩孚撤至天津，絕境中寄望於齊燮元、孫傳芳率領江浙直軍精銳北上增援，挽回敗局。未料，山東督軍鄭士琦（張宗昌的前任）以“武裝中立”之名，在津埔路沿線設防並破壞鐵路（如炸毀徐州以北蘇魯交界處的韓莊段鐵路），使江浙援軍無法及時北上，只能南返。經鄭士琦同意，駐魯陸軍第七混成旅旅長胡翊儒還率部前往德州一帶魯直交界關隘扼守，阻止吳佩孚敗軍沿津浦路南撤（另有資料稱，鄭士琦還揮師進駐滄州和馬廠沿線，截斷了吳佩孚的退路）。吳佩孚率二千餘人乘華甲艦自塘沽浮海逃亡後，鄭士琦又下令禁止吳佩孚在山東沿海口岸登陸或靠岸補充給養。據說，時為濟南鎮守使的施從濱，是力主採取“逆吳”措施的魯省將領之一。施從濱被俘後孫傳芳曾電告吳佩孚，孫很可能是應吳佩孚的要求而“破例”處死了施從濱。施從濱之死與吳佩孚的關係最早出自李藻麟《我的北洋軍旅生涯》一書。

固鎮之戰後，南路奉魯軍退據乾山、鶴口、夾溝一帶，原駐皖西北蕭縣、碭山防範國民二軍的西路孫宗先、方永昌兩軍也被調至南路。3日，兩軍在津浦路再度激戰，坐鎮徐州的張宗昌親至夾溝前線督戰。5日，孫傳芳在蚌埠車站聯軍司令部發出第二次總攻擊令，血戰之後，聯軍占領宿州（宿縣），但仍未突破宿縣之北的奉魯軍夾溝防線。

得知奉魯軍固鎮大敗，岳維峻派國民二軍分路進軍山東，6日，南路豫軍抵達皖北的蕭縣、碭山，並繼續向徐州急進。

為免遭五省聯軍及國民二軍合擊，已無心戀戰的張宗昌決定撤軍。自6日晚至7日，徐州以南津浦路奉魯軍各部先後登車北上，撤離徐州；夾溝前線的約二萬奉魯軍或北撤，或潰散，或繳械、被俘；在東路作戰的各支奉魯軍也都隨後撤退：許琨、姚霽由贛榆退日照，方振武由灌雲退沂州，邢士廉、姚寶蒼、倪占魁乘帆船撤至青島。也有說法稱，張宗昌是奉張作霖的電令收縮防線，撤離徐州的。

11月8日，聯軍進入徐州。自豫東經皖北蕭縣、碭山趕來的國民二軍也到達徐州周邊或進入魯南。

當孫傳芳、張宗昌在徐蚌一帶大戰時，廣州國民政府東征陳炯明之役也鄰近尾聲。11月4日，東征軍何應欽第一縱隊占領汕頭，次日占領潮安；7日，東征軍第二縱隊（陳濟棠師）占領饒平。至此，國民黨的廣州政府完全控制了粵東，逼臨閩境，國民革命軍有進入福建追剿陳炯明殘部的動向。

自孫傳芳起兵至聯軍占領徐州，孫的反奉盟友馮玉祥一直宣稱中立，按兵不動，並要求部下“坐山觀虎鬥”、“不許妄議時局”，馮還扮作調停者大談和平、左右逢源；另一位盟友岳維峻也未如約立即出兵山東，呼應作戰。馮、岳二人的失信背約行為，令孫傳芳大為不滿，當姍姍來遲的岳維峻提出乘勝追擊，聯手進攻山東時，孫態度冷淡。孫傳芳決定停兵休戰，消化勝利成果，同時與奉系緩和，並防範廣東國民革命軍入閩。已興兵東來的岳維峻則不甘無功而返。於是，孫傳芳、張宗昌的“徐海之戰”硝煙方落，岳維峻又接力而上，挑起了1925年反奉戰爭的第三戰：國奉魯南之戰。

10月底，馮玉祥的兩名代表（徐謙、劉驥），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及蘇聯駐華北軍事顧問團的負責人H.M.沃羅寧，及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的三名代表在張家口舉行了一次絕密會議，這次會議的內容應與10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就中國的政治軍事問題所做出的以下決策密切相關：
一、國民軍的任務應當是：不急於參與衝突，但要加緊做好準備；
二、敦促直系勢力（繼續）採取行動，以迫使張作霖把大量兵力投放到南方；
三、與直系各將領建立廣泛的合作或同盟；
四、加強對張作霖軍隊的瓦解工作，想辦法同張宗昌、李景林和其它將領（張學良？郭松齡？）建立聯繫，使他們離開張作霖。。。

會上，馮方與蘇聯-共產國際方面的主要分歧是，儘管已與孫傳芳結為盟友，與蕭耀南也有聯繫，但馮玉祥堅決反對與吳佩孚合作。

維經斯基11月11日向莫斯科詳細報告了這次會議的情況，稍後還將述及。

1925年10月28日，陳獨秀從上海發給中共莫斯科區委的信，全文如下。
中共莫斯科區委：
派去24名中國共產黨黨員，67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和12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兼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共計103人到中山大學學習，他們到達莫斯科後應加入區委。
旅行期間，中央指定以下同志為領導人：俞秀松同志（臨時委員會書記）、胡彥彬同志、劉銘勛同志、朱務善同志和張琴秋同志。
這些同志將在中山大學學習，同你們編在一個區委。中山大學要成立支部。
我們指定下列同志為中山大學學生中的領導人：
俞秀松、張琴秋、朱務善、劉銘勛、陶淮、董亦湘、李沛澤、鄭子瑜共計8人。你們還要指定兩人，所以共計10人，他們將領導學生工作。

中共中央總書記 陳（獨秀）
（雅諾夫斯基譯）

註：
1。俄國莫斯科中山大學（孫文大學）正式成立於11月3日；
2。王明即陳紹禹亦為此行103人之一；蔣經國是1925年10月19日自粵赴莫斯科孫文大學留學的，他與王明皆是中山大學的首屆學生，是同學；
3。俞秀松，五卅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王明的中山大學同班同學，聯共（布）中央派往新疆協助盛世才的領導幹部，盛世才的妹夫，1939年2月被作為托派槍決於莫斯科；
4。雅諾夫斯基是袁慶雲的俄國姓，1922年6月，袁慶雲與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劉伯堅、陳延年、陳喬年等18人在法國巴黎創建了中國少年共產黨（即少共，後改稱共青團），袁慶雲還曾擔任蘇聯駐（國民黨）廣州政府軍事總顧問加侖將軍（布柳赫爾）的翻譯。

11月5日，馮玉祥訪蘇代表團團長熊斌自俄國返回，抵包頭，向馮玉祥報告。熊斌是馮玉祥西北邊防督辦署參謀長，於1925年10月1日率團起程前往莫斯科訪問、考察，並交涉軍械及反奉等事宜。

11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在聽取了庫比亞克的通報（由李維諾夫、加拉罕、溫施利赫特代為報告）後，斯大林做出以下決定：
（1）給庫比亞克同志發以下電報：“政治局建議，您在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之前，在招募中國人方面不要給吳佩孚的將領們以任何幫助。正在澄清有關國民黨將軍的問題。結果將通報給您。”
（2）通知索洛維約夫和維經斯基同志，他們的電報不能令政治局滿意，因為不明確，建議他們緊急通報馮玉祥的真實立場。

註：
1。庫比亞克即尼古拉·阿法納西也維奇·庫比雅克，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秘書，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書記（一說亦為秘書），1923年為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委員，1927年，任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成員，中央組織局委員，1928年，任農業人民委員、伊萬諾沃州執行委員會主席，1934年，任聯共（布）中央執行委員會下屬的聯合城市公用事業委員會主席，1937年，在蘇聯肅反大清洗中被槍決。
2。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李維諾夫，蘇聯著名外交家，1921年至1930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員，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員；
3。“招募（的）中國人”可能指蘇聯（或共產國際）安插在吳佩孚、孫傳芳等直系將領身邊的幕僚或部下；
4。索洛維約夫，與維經斯基同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負責人之一，1926年至1928年任東方部副部長，1926年2月至4月底鮑羅廷離開廣州北上期間，曾暫代鮑的工作（蘇聯駐廣州政治總顧問）。

1925年11月11日，維經斯基自北京發給莫斯科一份報告，以下是報告內容的摘錄。
親愛的同志們：在今天的電報中，我向你們報告了張家口軍政會議的結果，這次會議是根據馮玉祥的提議召開的。國民軍的兩名將軍代表、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的三名代表和我們兩人（維經斯基和蘇聯駐華北軍事顧問團領導人沃羅寧）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的召開，一方面是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對馮及其周圍的人的影響增大的結果，另一方面，完全是由國民軍與奉系之間衝突不可避免這一軍事形勢決定的。

馮第一次召開這種會議，看來，大家都認為這次會議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無論徐謙（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北方委員兼馮玉祥高級政治顧問），還是劉驥（國民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都提出了具體而迫切解決的政治軍事問題，沒有玩弄特別的外交手腕。。。會議是絕對保密的，除了馮（的心腹）、（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及我們）之外，誰也不知道這次會議。

在軍事問題上，我們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沃羅寧同志今天用電報發去了（作戰）計劃的大綱。。。

至於政治問題，我們已經作出一些決定。。。在這裡我簡要地列述如下：
1、國民軍在其活動區域內外進行政治工作，說明目前（反奉）鬥爭的意義。
2、國民軍始終要從政治上來實現它們同直系聯軍的軍事聯繫，當孫傳芳或蕭耀南需要國民軍援助時，要堅持以他們向工人運動和社會團體活動讓步為交換條件。
3、無論是為了結束與奉系的鬥爭，還是為了召開全國國民會議，國民軍領袖們都應該主張建立臨時聯合政府或執政內閣。
4、人民軍應建立龐大的宣傳鼓動機構，以便在前線、在國民軍後方、在敵後廣泛開展宣傳鼓動工作。

（會上）又提出了國民軍與直系聯合的政治意義問題。國民軍代表宣稱，馮（玉祥）斷然反對同吳佩孚進行任何接觸，馮仍把吳看作是敵人，在打敗張作霖之後，要立即同他作戰。。。馮認為，同孫傳芳和蕭耀南可以建立軍事聯繫，但不能同吳建立這種聯繫。。。附帶還討論了馮玉祥對段祺瑞的政策，承認現在推翻段及其政府是適時的。但問題是，在段祺瑞未簽發討伐孫傳芳的命令，未公開站在奉系一邊之前，不能由國民軍，也就是由馮來承擔驅逐段祺瑞的主動行動。而假如段祺瑞拒絕簽署討伐令，他很可能會被張作霖推翻，或者自行離開（辭職下野）。這樣的話，馮就不會受到企圖奪權的指控。

（註：段祺瑞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後重新出山，被張作霖、馮玉祥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在被曹錕、吳佩孚擊敗前（1920年7月，直皖戰爭），曾與日本結盟，是堅決的反蘇反赤化者，是蘇聯在中國最早的頭號敵人，也是當時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頭號敵人。）

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後，對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以前的建議作出如下修改：在（反奉）戰爭結束後，或在廣州政府（國民黨）和國民軍聯合基礎上組成政府，或在國民軍、廣州政府和直系聯軍聯合基礎上組成政府，目前以第二方案為基本方案。。。

維經斯基的報告中還有一節名為“黨（中共）的工作和國民黨的工作”，部分內容如下：

開完黨中央全會後（指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召開的中共四屆二中全會），我幾乎所有時間都得坐守北京。你們知道，我們黨的中央在上海。。。我同上海的聯繫密切：每周幾次用電報給中央發出指示和北方的政治情報，同時收到了相同數字的復電。。。在這裡，不可避免地要替中央或通過中央來實行領導。。。我試圖把這些矛盾減少到最低程度。。。加拉罕回來後，我馬上去上海。
。。。

全會關於同國民黨左派建立密切聯繫的決定（指中共四屆二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決議案》），現在（過去幾周之後）表明，我們正確地估計了在目前的內戰和解放運動條件下同國民黨真誠聯合的意義。可以有把握地說，只有在這種聯合條件下，國民黨才能對國民軍施加影響。我們在北方各大中心城市相當順利地開展了為廣州（政府宣傳？）的運動。。。最近幾周，北方反帝運動的普遍活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歸因於我們根據全會決議開展了團結一致的革命戰線運動。

我們現在面臨的任務是，幫助國民黨左派從組織上鞏固自己的影響，並在舉行在即的國民黨代表大會（指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擊敗國民黨右派。。。

註：
1。10月25日，林森、鄒魯等國民黨“右派”組織的“外交代表團”“大鬧”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強行拿走了印章、簿冊等物；
2。11月2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森、覃振、石瑛、居正、鄒魯、石青陽、葉楚傖、邵元沖，候補委員沈定一（玄廬）、茅祖權、傅汝霖，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等13人（一說還有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即吳稚暉）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召開“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林森、鄒魯擔任會議主席。會議宣布：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開除共產黨人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職務，並取消他們的國民黨黨籍；會議通過了《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宣言》、《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共產黨人李大釗等通電》、《取消政治委員案》等決議；會議發出警告：如果不在國民黨內實行“清黨”，恐怕“再過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為紅色矣”；
3。12月2日，“西山會議”舉行第四次會議，決議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林祖涵（伯渠），候補委員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於方舟、張國燾等共產黨人的國民黨黨籍；
4。12月4日，“西山會議”舉行第六次會議，決議開除汪兆銘黨籍六個月，並不得在中國國民黨執政地方之政府機關服務；
5。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永遠開除“西山會議派”“首要分子”鄒魯、謝持國民黨黨籍，大會決議繼續執行孫中山生前制定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繼續貫徹實行反帝反軍閥的政治主張。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