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科学界为什么，为谁捂盖新冠病毒来源真相（中）

本文的评析对象是如下法广（RFI）报道：
新冠溯源： 科学家们为何要压制实验室泄密理论？
https://www.rfi.fr/cn/%E5%9B%BD%E9%99%85/20220114-%E6%96%B0%E5%86%A0%E6%BA%AF%E6%BA%90-%E7%A7%91%E5%AD%A6%E5%AE%B6%E4%BB%AC%E4%B8%BA%E4%BD%95%E8%A6%81%E5%8E%8B%E5%88%B6%E5%AE%9E%E9%AA%8C%E5%AE%A4%E6%B3%84%E5%AF%86%E7%90%86%E8%AE%BA

报道通篇“无数次”使用概念偷换、事实偷换等障眼法和欺诈伎俩，一而再，再而三地阉割、篡改事实，或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或无中生有、指鹿为马。报道的意图不言而喻：转移视线、栽赃嫁祸、制造替罪羊，隐匿、捂盖新冠病毒来源的内在真相。

谎言八

报道中说：
为何实验室泄露论受到压制？
有两大解读：一种原因是由于利益冲突，美国共和党是此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共和党认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自身以及他旗下的卫生组织生态联盟与武汉病毒实验室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是其中原因，尤其是2018年4月，生态联盟组织向美国政府申请一个经费为1400万美元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中心是通过引入适合人类的切入点来评估物种交叉的风险，该项目计划在改变基因的老鼠身上做试验，武汉实验室曾经被列入实施计划的实验室名单；另一种原因，则是科学与政治原因，福奇及其支持者认为压制实验室泄露理论有利于降低美中之间的紧张气氛，尤其是前总统特朗普的“中国病毒”说法使多位专家担心病毒实验室论太具有爆炸性。

上述内容中存在着多处偷换、捂瞒、误导、欺诈。

第N+1次偷梁换柱

报道再一次、又一次用“实验室泄露论”以偏盖全“实验室来源论”，将“实验室来源论受到压制”这一客观事实阉割、偷换、篡改为“实验室泄露论受到压制”。

压制“实验室来源论”，与压制“压制实验室泄露论”，二者的受益者是截然不同的。

“实验室来源论”指新冠病毒来自、产生自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新冠病毒的实验室，一定是从事冠状病毒功能增益改造研究的实验室。

“实验室泄露论”指新冠疫情是实验室泄漏造成的。能够在武汉造成疫情的实验室泄漏一定是武汉本地实验室泄漏，因此，“实验室泄露论”相当于新冠病毒“武汉实验室来源论”。

“武汉实验室来源”只是“实验室来源”的多种可能性之一，“实验室泄露论”只是“实验室来源论”的一个分支。艾滋病、西班牙流感的先例告诉我们：病毒的最早发现地、最早暴露地不等于病毒的来源地、产生地（设计、制造地）。新冠疫情在武汉首先爆发，不等于新冠病毒产生于（设计、制造于）武汉。

压制“实验室来源论”的最大受益者，是从事危险病原体功能增益改造研究的众多美国实验室，和开展举国性质功能增益改造研究，以联邦资金资助、支持本国功能增益改造研究的美国政府；压制“实验室泄露论”，受益者才是武汉实验室（特别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政府。将“压制实验室来源论”偷换、篡改为“压制实验室泄露论”，科学界的捂盖、掩护、包庇对象，就从美国实验室、美国政府，摇身变为武汉实验室、中国政府。

将“压制实验室来源论”偷换、篡改为“压制实验室泄露论”，就是将“科学界在为美国实验室和美国政府捂盖新冠病毒来源真相”这一内在事实，偷换、篡改为子虚乌有的“科学界在为武汉实验室和中国政府捂盖新冠病毒来源真相”。这一偷换、篡改制造出的科学界“包庇对象”--武汉实验室将被推到前台，理所当然地成为千夫所指、亿众聚焦的新冠来源唯一嫌疑犯，而真正的科学界“包庇对象”--开展危险病原体功能增益改造研究的众多美国实验室，则将逃脱调查、追究，隐身于世人关注、问责视线之外。

关于生态健康联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

报道中说，“共和党认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自身以及他旗下的卫生组织生态联盟与武汉病毒实验室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是其中原因（利益冲突）。

在美国新冠溯源的捂盖、甩锅、嫁祸体系中，共和党人贼喊捉贼、栽赃构陷的无耻、恶毒、下三滥程度远远超出民主党人。两党这一鲜明反差是有内在原因的。民主党人于疫情的发生责任较轻，而川普、共和党则是新冠病毒产生的重大责任人，他们迫切需要推卸、转嫁罪责。2017年12月19日，川普共和党政府撤销了奥巴马政府2014年10月17日颁布的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也称奥巴马禁令，它实际上仍允许通过特批继续开展功能增益改造研究），全面重启了美国危险病原体功能增益改造研究，重新为从事危险病原体功能增益改造的美国科学家提供联邦资金资助。参见：
US government lifts ban on risky pathogen research（美国政府解除了危险病原体研究禁令）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7-08837-7

川普共和党政府2017年底全面重启美国危险病原体功能增益改造研究，这一重大政策改变撕毁了潘多拉灾难魔盒上的大自然封印，加速促成了新冠病毒的改造产生，为两年后的新冠疫情爆发埋下了种子。

生态健康联盟是以非政府机构身份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美国组织，它的重要职能是代美国政府出面，在国内、境外组织生物、病毒研究活动（包括组织有争议的生物、病毒研究活动，为美国政府干脏活），同时将美国联邦政府的生物病毒研究资金，分发给各研究机构、实验室；它也是美国国防生物病毒研究项目的代理人和资金分发桥梁。为生态健康联盟提供病毒研究资金的美国政府部门、机构包括：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DoD（美国国防部）、DHS（美国国土安全部）等部门或它们的下属机构。

2009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委托、资助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态健康联盟、Metabiota公司（前身为全球病毒预测公司Global Viral Forecasting Inc.）、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等美国机构联合设立了一个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传染病为公开目的的PREDICT项目。PREDICT项目与亚洲、非洲、南美洲的35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是其中之一。

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达萨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设立了PREDICT项目的中国子项目PREDICT：China Pathogen Discovery（预测：中国病原体探索）。生态健康联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为其提供来自美国政府机构的研究资金，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武汉所为美国搜集、鉴定动物来源，特别是蝙蝠来源的天然冠状病毒，为美国病毒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并充实美国的病毒库。据统计，从2008年4月（达萨克与武汉所的合作应该始于2009年之前）到2018年9月，通过上述合作，美国从中国共获得了数百个采集批次的上万件蝙蝠、其它动物及人体病毒样本（数据来源：Alex Cui，美国病毒改造监控计划始末：中国万件病毒样本流向美试验室？）。

武汉病毒研究所之于美国的角色，就是一个搜集、鉴定、测试、供应病毒原材料的外包工，其工作职责、内容主要是：搜集样本（如蝙蝠或蝙蝠排出物），分离样本中的冠状病毒，对分离所得的天然冠状病毒测序，进行结构分析，测试它们的功能、特性，特别是检测它们是否具有人类ACE2结合能力，是否具有人体细胞进入、感染能力（有此能力的天然蝙蝠冠状病毒将被视为SARS病毒自然起源的证据）。

武汉病毒研究所有没有做过功能增益研究？

疫情发生后，美国共和党议员，美国及西方媒体多次直接或转弯抹角地指控、宣称、暗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过功能增益研究，比如，他们一再声称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生态健康联盟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与此同时，对美国开展举国性质的功能增益研究，对美国以联邦资金资助、支持本国的功能增益研究，他们不置一词，全当这一事实不存在）。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NIH和生态健康联盟有没有资助过武汉病毒研究所，而在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没有做过功能增益研究。如果后者确有其事，那么，更切中要害的指控方式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过功能增益研究，而且其功能增益研究还得到了NIH和生态健康联盟的资助。

这两种表达的区别是，美国政客、媒体实际使用的指控表达首先聚焦的是“资助”问题，而本文提出的指控表达则直击“功能增益研究”问题。心虚的美国政客、媒体不敢使用后一种指控方式，因为这一方式需要第一时间提供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功能增益研究的证据和细节，这是他们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为了在构陷时回避证据问题，他们把两个问题扯在一起，把无足轻重的资助问题放在前面，利用资助问题分散焦点，拉长战线，搅和、扯皮，混水摸鱼地泼脏水。

武汉病毒研究所到底有没有做过功能增益研究？这一问题早该得到明确的澄清，早该有一个确凿的答案。我们足以得出充分可靠的如下结论：
武汉病毒研究所根本就没有做过功能增益研究。

我们可以从以下6个方面交叉证明上述结论：
1、如果武汉病毒研究所确实做过功能增益研究，那么，美国政府不会找不到一点证据。然而，从5月下旬拜登启动美国情报机构新冠溯源调查，到8月下旬完成调查提供报告，再到10月底更新报告，美国政府却始终提供不出武汉病毒研究所做过功能增益研究的任何确凿证据。是全球头号情报系统太无能，还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根本就没有做过功能增益研究？

2、RFI还曾报道如下消息：“由独立调查人员组成团体Drastic9月20日公布了一项生态健康联盟及其领导人达萨克2018年向一个美国国防部下属部门Darpa申请1千4百万美元的资金的文件。生态健康联盟在申请中提议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研究冠状病毒功能增强研究。”
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确曾进行冠状病毒基因改变研究 – 法国报纸摘要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6%B3%95%E5%9B%BD%E6%8A%A5%E7%BA%B8%E6%91%98%E8%A6%81/20211028-%E6%AD%A6%E6%B1%89%E7%97%85%E6%AF%92%E7%A0%94%E7%A9%B6%E6%89%80%E5%8F%AF%E8%83%BD%E7%A1%AE%E6%9B%BE%E8%BF%9B%E8%A1%8C%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5%9F%BA%E5%9B%A0%E6%94%B9%E5%8F%98%E7%A0%94%E7%A9%B6

如果武汉病毒研究所已做过功能增益研究，那么，何必张罗什么“2018年生态健康联盟在申请中提议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功能增强研究”？不用既成事实，而用申请中提议的事情作指控依据，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注：RFI报道的上述消息也是掺假的，它使用了移花接木的栽赃手法，实际上，生态健康联盟向Darpa申请资金的研究计划中的功能增强研究根本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无关。稍后的Defuse项目计划书部分会对此作出详细说明）

还有，请注意所上述报道的标题“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确曾进行。。。基因改变研究”，“确曾进行。。。基因改变研究”这一让人欲哭无泪的2B说法，稍后将展开细谈。

3、美国及其盟友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翻查可谓掘地三尺，但他们却始终说不出，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什么时间，开展过哪一项功能增益研究，改造出了哪一种人类致病性病毒！

美国新闻网站The Intercept曾披露来自NIH及生态健康联盟的900多页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的文件，由这900多页文件获得了什么重大发现，得出了什么重大结论呢？发现和结论居然是：武汉病毒所曾进行蝙蝠冠状病毒改造实验（和上面RFI的报道标题如出一辙）。
新披露文件证实 武汉病毒所曾进行蝙蝠冠状病毒改造实验
https://www.voachinese.com/a/the-intercept-report-wuhan-lab-coronavirus-20210908/6217370.html

这是糊弄人的2B废话，厚颜无耻的莫须有。

改造蝙蝠冠状病毒，是不是很危险、很可怕、很不正常？事实截然相反：
没有不改造病毒的病毒研究机构，没有不改造病毒的病毒学家！研究病毒必然需要改造病毒，改造病毒是研究病毒的必要手段！

举例说明。
1、研究病毒某一结构（如某一蛋白）的功能、特性，经常需要将该结构改变或替换，通过对照改造前后病毒功能、特性的变化，推断该结构的功能、特性；
2、为便于观察实验现象，经常需要在病毒中加入绿色荧光蛋白（GFP）或红色荧光蛋白（RFP），这一过程也是在编辑、改造病毒；
3、经常需要将高危病毒改造为无害或低危的去毒性（复制能力、致病能力等）假病毒，这又是在编辑、改造病毒；
4、经常需要将高危病毒的待研究部分嫁接（嵌合）到低危病毒或假病毒上进行研究，这仍然是在编辑、改造病毒；
5、腺病毒载体疫苗，是用去毒性腺病毒和待治疗病毒嵌合、改造出来的；
6、在分析病毒样本（如蝙蝠排出物）时，有时能获得具有生物活性的（完整）病毒毒株，有时得到的只是病毒的一些RNA片断，只能从中分析出病毒的部分结构（基因序列），比如刺突蛋白的结构（基因序列）。要研究没有病毒毒株的病毒的局部结构，需要把局部结构嫁接（嵌合）到其它病毒的骨架上，拼成一个包含该局部结构的嵌合病毒。这依然需要改造病毒；
。。。

注：在常规病毒研究中（如在病毒中加入荧光蛋白，制作或使用假病毒，制作腺病毒疫苗，研究无毒株病毒的局部结构等等），经常要对病毒进行嵌合改造；另一方面，嵌合改造也是功能增益改造的常用手段。二者有什么区别呢？简单地说，有两点区别：
1、主观上，常规嵌合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病毒的既有结构、既有特性、既有功能，而功能增益性嵌合则是为了赋予病毒新的感染、致病或传播能力；
2、客观上，常规嵌合不会增强病毒的致病能力，而功能增益性嵌合则往往会增强病毒原材料的致病能力（有时是增强感染或传播能力）。

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改造了（蝙蝠冠状）病毒，而在于做了什么样的改造，在于所做的改造是常规的，还是越界的。当所做改造赋予了病毒新的感染、致病、传播能力，或者增强了病毒的感染、致病、传播能力时，这样的改造才是功能增益性改造，这样的研究才是功能增益研究。

“新披露文件证实 武汉病毒所曾进行蝙蝠冠状病毒改造实验”这一“重大发现”证明了一件事：900多页文件中根本不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功能增益研究的证据！

4、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未发表过功能增益研究论文。指控者们所举的例子，要么是张冠李戴的（如把Ralph S. Baric团队的功能增益研究论文扣到了石正丽团队头上），要么是指鹿为马、鱼目混珠的（如把武汉所病毒常规嵌合论文说成是功能增益改造论文）；

5、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未改造出过有人类致病能力的病毒，从未有人能回答，能说出，武汉所改造出过哪一种有人类致病能力的病毒？

6、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达萨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着长达15年的密切合作，双方合作发表过二十多篇论文或其它学术文章，达萨克还经常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对武汉所的研究活动了如指掌。如果武汉所做过功能增益研究，那么，达萨克是最可能知情的人。要证明武汉所做过功能增益研究，不需要从未接触过武汉所，从未接触过武汉所人员的人络绎不绝地跳出来质疑、暗示、影射、大嘴巴，不需要翻遍900多页文件（文件中有关武汉所的内容都来自生态健康联盟），直接让达萨克站出来作证就行了。但是，达萨克什么时候出来作过证？美国各界一再散布对武汉所的指控，为什么从来不让达萨克出面证实这些指控？明明有最直接了当，最有说服力的证人，为什么从来不用？为什么总是舍近求远、舍本逐末，拿900页文件瞎咋呼，让一个个不搭界、不着调的人出来信口雌黄？这只能证明：美国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指控是捏造的，是构陷诬蔑、栽赃嫁祸。

没有开展过功能增益研究，没有功能增益改造经验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绝不可能设计、改造出集多种冠状病毒、多种非冠状病毒致病结构、致病特性于一身的跨科属病毒集大成者—新冠病毒！

生态健康联盟的Defuse冠状病毒改造项目

报道中说：“尤其是2018年4月，生态联盟组织向美国政府申请一个经费为1400万美元的研究项目。。。”

报道所说的研究项目叫做Defuse，项目Title全称为
Project DEFUSE: defusing the threat of bat-borne coronaviruses
（DEFUSE 项目：化解蝙蝠传播的冠状病毒的威胁）

下图是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和幕僚长阿列克谢·切姆拉（Aleksei Chmura）2018年3月向DARPA申请Defuse项目研究经费的email截图。

受理生态健康联盟申请的DARPA是个什么机构呢？DARPA指美国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生态健康联盟为什么要向美国军方的DARPA提交研究计划并申请经费？合理的解释是：Defuse是美国军方启动的研究项目，生态健康联盟是在为美国军方编撰研究计划。因此，计划编撰完成后，被委托方生态健康联盟才会向委托方--美国军方的计划主管部门DARPA 提交研究计划、研究预算等候审批。

对Defuse项目与美国军方的关系，报道只字未提。

报道中说，“武汉实验室（武汉病毒研究所）被列入了实施计划的实验室名单”。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参与计划实施的唯一一家病毒研究机构吗？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只是参与Defuse项目的五家病毒研究机构之一，见下图。

由图可知，除Lead Organization生态健康联盟外，Defuse项目还有五家Team Member，分别是：
1、Duke-NUS Medical School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和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2005年4月合办。实际参加Defuse项目的是该院新发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王林发（新冠自然来源论的另一个大力鼓吹者）领导的团队。
2、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大学。实际参加项目的是教堂山分校的全球冠状病毒研究头号权威，功能增益改造狂人Ralph S. Baric领导的团队。
3、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武汉病毒研究所）
4、USGS National Wildlife Health Center（美国地质调查局国家野生动物健康中心）
5、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帕罗奥多研究中心，母公司为施乐）

可见，Defuse项目成员除武汉病毒研究所外，还有三家美国病毒研究机构，一家美国、新加坡合办病毒研究机构。RFI报道不提项目的委托方--美国军方，不提四家涉美病毒研究机构，单单强调了没有美国背景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哪支团队负责在蝙蝠冠状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点？

报道中说：“该项目的中心是通过引入适合人类的切入点来评估物种交叉的风险”。

关于这句话，先作两点简单说明：

一、“引入适合人类的切入点”指在蝙蝠冠状病毒中设计、插入furin酶切位点。见下图。

Defuse项目计划书第11页部分内容截图

二、插入furin酶切位点只是Defuse项目的众多研究、实验内容之一，并非项目的中心。

RFI报道专门提到Defuse项目“插入furin酶切位点”这一内容，并强调“武汉实验室曾经被列入实施计划的实验室名单”，意图何在？为了把武汉病毒研究所打成设计、制造新冠病毒的重大嫌疑犯，其逻辑如下：
1、（如中篇所述）新冠病毒S1/S2位置处（刺突蛋白S1、S2亚基交界处）也有一个furin酶切位点，这一特殊结构来源“不明”，因为新冠的近亲无一具有这一结构；
2、Defuse项目中恰好有在蝙蝠冠状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点的研究、实验内容，新冠病毒中来历“不明”的furin酶切位点可能与Defuse项目有关；
3、武汉病毒研究所恰好是Defuse项目的实施者，因此，新冠病毒中的furin酶切位点很有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插入的，进而，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设计、制造的。

如果只看到了RFI报道的选择性披露，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视武汉病毒研究所为设计、制造新冠病毒的头号嫌疑犯。但是，如果知道Defuse项目实施成员多达五家，武汉所只是其中之一，人们就不会贸然作出上述判断了。理论上，五家病毒研究机构都有设计、制造新冠病毒，在其中插入furin酶切位点的可能，如何从中甄别出真正的头号嫌疑犯呢？我们需要看一下Defuse项目的分工情况，见下图。

Defuse项目管理分工情况（计划书第1页部分内容截图）

由图可知，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博士团队）的分工是：
Dr. Shi,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ill conduct viral testing on all collected sample, binding assays and some humanized mouse work.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博士将对采集的所有样本进行病毒检测，（并）开展（病毒与ACE2的）结合试验，以及一些人源化小鼠工作。

这个“人源化小鼠工作”指什么？是不是与功能增益改造或越界争议研究有关？不是的。人源化小鼠是各生物实验室广泛使用的一种转基因小鼠，其ACE2不再是mACE2（鼠ACE2），而是被转基因为hACE2（human ACE2）；这种“拟人化的”转基因小鼠可用于测试冠状病毒刺突蛋白与hACE2的结合能力，并模拟测试冠状病毒对人体细胞的进入、感染能力，“人源化小鼠工作”就是用转基因小鼠测试、甄别蝙蝠冠状病毒的hACE2结合能力和人体细胞进入、感染能力。这一工作非常普通、常规，并不涉及病毒功能增益改造，或其它越界争议研究。

注：少数蝙蝠冠状病毒，如SHC014、WIV1、WIV16，其刺突蛋白能有效结合hACE2，因而具备人体细胞进入、感染能力。但是，所有已知的有人体细胞进入、感染能力的蝙蝠冠状病毒都不会使人体产生临床疾病症状（并且会从人体内自行消失），实际上，所有已知的蝙蝠冠状病毒都没有人类致病能力。
有人类致病能力的冠状病毒共有七种：新冠、SARS、MERS、HCoV-229E、HCoV-OC43、HCoV-NL63、HCoV-HKU1。这七种冠状病毒无一是蝙蝠冠状病毒。

言归正传。也就是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在Defuse项目中的分工负责内容是：检测（分离、鉴定 、测序）蝙蝠样本（包括蝙蝠活体样本及蝙蝠排出物样本）中的冠状病毒，测试所搜集、分离的蝙蝠冠状病毒与人或动物ACE2的结合能力（只能少数蝙蝠冠状病毒能结合蝙蝠、人类或其它物种的ACE2），包括用人源化小鼠测试它们与人类ACE2的结合能力，及人体细胞进入能力。

说得更简明点，武汉病毒研究所在Defuse项目中的分工就是检测（搜集、分离、鉴定、测序）蝙蝠冠状病毒，并对其进行能力、特性测试。

因此，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项目分工不包括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功能增益（即赋予、增加病毒新功能或增强病毒已有功能）改造，特别是，不负责在蝙蝠冠状病毒中插入具有强大（感染、复制、致病）能力的furin酶切位点。

那么，哪支机构，哪个团队负责在蝙蝠冠状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点呢？我们看一下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Ralph S. Baric（拉尔夫·巴里克）团队的项目分工：
Prof. Baric, Univ.N.Carolina, will lead targeted immune boosting work, build on his two-decade track record of reverse-engineering CoV and other virus spike protein.
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教授将基于他二十年的冠状病毒和（其它）病毒刺突蛋白的反向工程研究经验，领导靶向（定向）免疫增强工作。

反向工程（即反向遗传工程或反向基因工程）是什么意思呢？正向遗传工程是通过杂交或环境选择压力等外部手段间接改变生物基因，而反向遗传工程则是直接编辑、改造生物基因（使用基因剪刀或反向遗传平台等反向遗传技术）。

简明地说，Ralph S. Baric的分工就是，通过反向遗传工程改造冠状病毒及其刺突蛋白，实施靶向免疫增强工作。

“插入furin酶切位点”与Ralph S. Baric的分工有关吗？furin酶切位点的插入位置就在刺突蛋白上（比如，新冠的furin酶切位点位于刺突蛋白S1、S2亚基的交界处），“插入furin酶切位点”是一个刺突蛋白的基因改造工作，它正是Ralph S. Baric的分工内容。

因此，Defuse项目中，负责在蝙蝠冠状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点的，就是Ralph S. Baric团队。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计划书第22-23页：

Defuse项目计划书第22-23页部分内容截图

截图中与Ralph S. Baric团队有关的内容是：
Subcontracts:#1 to Prof. Baric, UNC, to oversee reverse engineering of SARSr-CoVs, BSL-3 humanized mouse experiental infections, design and testing of targeted immune boosting treatments
分包合同：#1北卡罗来纳大学的Prof. Baric将监督SARSr-CoV 的反向工程、BSL-3 人源化小鼠体验性感染、靶向免疫增强治疗的设计和测试。

注：SARSr-CoV 即SARS-related-CoV，指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SARS病毒位于冠状病毒β谱系B支系，通常把这一支系的冠状病毒统称为SARS-related-CoV或SARS-like-CoV（类SARS冠状病毒），这一支系的成员主要是蝙蝠冠状病毒（有部分蝙蝠冠状病毒不属于这一支系），新冠病毒也是这一支系的SARSr-CoV。

通俗地说，上述分工就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Prof. Baric将负责使用反向遗传技术改造蝙蝠冠状病毒，在BSL-3 （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用改造病毒）对人源化小鼠实施感染实验（模拟改造病毒对人类的感染），并进行靶向免疫增强治疗的设计和测试。

上述内容再次表明，负责对蝙蝠冠状病毒实施反向遗传工程改造的，是Ralph S. Baric团队。

截图中与石正丽团队有关的内容是：
（分包合同：）#3 to Dr. Shi, Wuhan Inst. Virol., to conduct PCR testing, Viral discovery and isolation from bat samples collected in China, spike protein binding assays, humanized mouse work, and experimental trials on Rhinolophus bats;
#3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博士将对从中国采集的蝙蝠样本中发现和分离的病毒进行PCR 检测、刺突蛋白（与ACE2）结合实验，人源化小鼠工作和菊头蝠实验测试；

这再度证明：石正丽团队在Defuse项目中的分工是对天然蝙蝠冠状病毒进行检测、测试，其分工与功能增益改造无关，与furin酶切位点插入无关。

注：二支团队的分工中都包含人源化小鼠（转基因小鼠）的测试工作，二者的区别是：石正丽团队是用人源化小鼠测试从蝙蝠样本中获得的天然蝙蝠冠状病毒；而Ralph S. Baric团队则是用人源化小鼠测试基因改造病毒。

至此，可得出如下结论：
在生态健康联盟代DARPA管理的Defuse项目中，负责在蝙蝠冠状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点的，不是RFI报道刻意单独强调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而是报道隐匿不提的北卡罗来纳大学Ralph S. Baric团队。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Ralph S. Baric团队在设计、制造出新冠病毒后将其copy递交武汉病毒研究所测试，新冠病毒在项目合作过程中被转移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成立，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按Defuse项目分工，武汉病毒研究所只负责天然蝙蝠冠状病毒的测试，不负责改造病毒的测试。

第二个依据。由前面的“分包合同#1”可知，Ralph S. Baric团队负责改造病毒的人源化小鼠感染实验；再看计划书第27页：

Defuse项目计划书第27页部分内容截图

注意图中以下内容：
Subtask 4.5 Test synthetic modifications to viral spike proteins including RBD deletions, S2 Proteolytic Cleavage and Glycosylation Site, N-linked glycoylation(UNC)。
子任务4.5  测试病毒刺突蛋白的合成修改，包括RBD缺失、S2 蛋白水解切割和糖基化位点、N-linked糖基化 (北卡罗来纳大学) 。

可见，对改造病毒刺突蛋白合成（嵌合）、修改的有关测试，包括对furin酶切位点插入（furin酶切位点的功能就是对刺突蛋白进行水解切割）的测试，也是由病毒基因改造团队，“furin酶切位点插入”实施团队--Ralph S. Baric团队自行负责的。

新冠病毒刺突蛋白S1/S2处有一个其近亲病毒无一具有的furin酶切位点，这一结构极大地增强了新冠病毒的感染、复制、致病、体内扩散能力。在2018年3月生态健康联盟向美国军方提交的Defuse项目计划书中，恰恰有在蝙蝠冠状病毒中插入furin酶切位点的方案。这是一个巧合吗？恐怕不是，Defuse项目很可能已经实施，新冠病毒很可能就是Ralph S. Baric（拉尔夫·巴里克）等人在Defuse项目实施过程中，或自行尝试Defuse项目有关研究内容时设计、改造出来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