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叔抚养大了一个侄儿，生可安，上大学了。毕业后到上海工作了。

每次我们家收到大姐、二姐邮来的包裹，生婶都要到我们家念叨念叨：“没良心啊，这么多年白供他（生可安）他上大学了，就连亲奶奶都不回来看看。”

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小芹子、小杰子、小明子和小四。男女对半。但学习都不太好。所以，我们玩的时候往往不带小杰子，虽然她比我只大一岁，她长得不好看也是一个原因，但大家都不明说。

她们俩有一次打我，我好男不和女斗，就被她们先摁在了我们家和康婶家连着的那面墙上，后来就四只手来挠我脸了。我是要脸的人，就反击了。

后来她们还到我家告状，正赶上我爸休假在家，她们刚走，我爸就关起门来揍我，劲比她们俩的还大。但我爸不挠我脸，他打我屁股，并且使用凶器——笤帚把子。我爸还命令我：“撅起屁股，不许动！”这有点像军令，我就撅了，努力保持不动。

印象中这是我和大院里的小朋友打过的唯一一次的仗，惨败。那年我六岁，或者七岁。

我们队里的年轻人，小杰子在里面

我还乡时，与小芹子和小杰子同为生产队队员。小杰子几次说我瞧不起她。跟我说话时她爱直呼全名：“范学德”。她也叫过我小名，但我装着没听见。

六一年后生婶养猪了。猪圈就在前院的窗户前。一开始是一头，后来两头。猪圈几乎居于刘家大院中心偏一点的位置，邻居有意见，说占地方了。生婶不理，说：“俺们农民就这点好处，政府斗准许我们养猪了。你们凭什么不让！不养猪，我们上哪吃肉？”

生婶偶尔会拿着小碟子到我们家说：“范大嫂，借一点油，孩子好久都看不到油花了。”

赵德志和我

尹叔尹传芳家紧靠着生叔家。尹叔是县里干部，尹婶是绸厂工人。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很怪，一个叫大甲，一个叫小乙。女儿大丫、老丫。他们家后来搬了一次，搬到了正房，还是一间。

尹叔戴眼镜，说话挺和气，有时还跟我们小孩打招呼，带着笑。像革命干部联系群众的样子。

尹叔后来当上了县里知识青年办公室的副组长，我曾托过他一件事，就是把我中学的好朋友——下乡知识青年赵德志从乡下调到他们那里，我说赵很会写文章。

尹叔把他调上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赵德志考上了辽宁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后来当上了副校长级总会计师。

我们凤城一中1972年那年有250多个毕业生，只有五六个同学恢复高考时上了大学。

尹叔家搬到正房后，搬来了老王家一家，这是六七年前后的事，他们两口子都是大学生，从大城市下放到了我们县。王大哥是县里农机厂的付厂长。那个农机厂就在我们胡同口斜对面，跨过沈丹马路就是。

王大哥的媳妇是厂里的技术员。在我们大院里，她是妇女中文化程度最高的，王大嫂几乎不串门，下班干完了家务，就辅导两个儿子读书。一个叫小斌，一个叫小兵。

1977年，他们的大儿子小斌考上了大学，小兵还在读高中。

下一家是西厢房的最北边，我们的说法是“把头”，那里住着于叔一家，不怎么到为什么，大人都叫于叔“于老三”，不过，我还是叫于叔。

于奶奶住在于叔家里，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于老大、于老二。

于叔在县城府上班，上衣左边上面的小兜子里，总爱插着一支笔，也许是钢笔，也许是油笔。他话少，走路爱仰头。陈姨背后说脖子快杵到天上了。

但有一件事使于叔保持了谦虚，在绸厂上班的三婶，生了一个老大，是女的，于亚君，然后，老二还是女的，整整五个，全都是女的。

但用现在的话说，三婶的心理素质特别好。她还有语录根据，顶半边天什么的。因此，下班后有空，她就到邻居家坐坐。家里的活留给了于奶奶。

于奶奶成天干活。

于婶到我们家闲聊时不脱鞋，直接上炕，靠着炕沿，先把两脚一搬盘成了八字，接着点上一根长长的大烟袋锅，然后开讲了。她老爱说一件事，她跟宋月娥握过手了，宋月娥是劳动模范，上北京开会跟伟人握过手。

一锅烟抽完了，于婶顺手把烟袋锅往炕沿下面的砌炕的石头上一敲，烟灰就掉到了地上

三婶充满了自豪感，往小里说，她工资一个月八十多；她戴的是菊花表，等等。最令于婶自豪的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小六子问世了，是男的。他成了一个宝，这是后话。

中学毕业前一年，1971

于婶的大女儿亚君一直是我的同班同学。她对我意见挺大，估计最初与恋情有关，玩小家家时，我没挑她当我媳妇，选了曲家芳。

还有就是入团的事。上中学时，我是班内的团支部书记，她时常找我汇报思想，比如哪个女生背后说她坏话了，等等。这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工作压力。所以，我就不同意把她吸收到团内，别的团支部委员也没有提名过。

这些给亚君造成了心理创伤。过了二十五六年还记着，那是1997年，我回国探亲时见了一些中学同学，她一见面说：“我当年没入团就怨你。”

其实，于婶当年在我家也跟我严肃地说过这个问题，她说：“你要使劲帮助亚军进步。”

我大概敷衍地说了“好”，但心里想，这可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不过，好在任务不是组织上派下来的，也就省下了我许多力气。

后来，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沈阳药学院工作，有年探亲回家又看到了老于家三婶到我们家唠嗑。她这次爱说“我们亲家了。”她大女儿结婚了，新郎丈夫的爸爸是凤城县的老副县长——辛少良。

1972年，初高中毕业

二姐还跟我提到一件事，一九六零年，我妈妈把积攒的五十四元人民币（比我爸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交给了三婶，她帮助买了二十斤玉米。

这是一件救命的事，那时我们成天饿得要死。但是，我妈和于婶都没有提这件事，我觉得原因是这是非法的事，属于黑市交易、倒买倒卖，还是投机倒把，我不太清楚，那时我才五岁。

2021.7.1—19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