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万维网上看到一篇题为《就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问题与某教授商榷》的文章，忍不住也来扯几句。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是当年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寨和大庆，是那时农业和工业领域的两个典型。大寨的陈永贵，从大队书记一直做到国务院副总理，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文盲副宰相。大庆的王进喜，号称＂铁人＂，可惜铁人命短，没能做上副总理便呜呼了，甚是可惜。

毛主席指示一下，全国农村便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我们的生产队也扛个红旗，投入到了学大寨的洪流中。

怎么学？方法有二。一是修梯田，二是建水库。

修梯田的目的，是向荒山要田。田多了，水稻的种植面积就可扩大，粮食产量可望提高。

我们那，地处江南丘陵地带，适合农业耕作。祖祖辈辈已经耕作了上千年。能变田的地方，早就变田了。而那些不适合变田的山坡地，我们就种些红薯花生等抗旱作物，还有些种不了庄稼，就长树，成为山林。

要学大寨了，那就得修梯田，因为人家那是修梯田的。于是乎，我们在山坡上修梯田。每个冬季，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任务是修梯田。冬天修好的梯田，开春后，就种上水稻。

可是，那些沙性土壤积不住水，小小的干旱，田里的水稻被枯死，到头来，只收了些稻草，颗粒无收！本来能收些红薯或花生，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更糟的是，修梯田彻坎的石头，都是就地取材的风化石。过了一二年，或一场大雨一下，彻好的石坎全部倒塌，把好好的地都毁了。后来，那些地里，不仅不能种水稻，连花生红薯都种不出，只能种桑树了。

学大寨的第二个具体措施是建水库。那时，每个县，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建水库。大队的是小型水库，公社的是中型水库，县里的是大型水库。公社修水库的劳动指标，被分配到每个生产小队，然后具体到每个家庭。比如，我家被分配到在公社水库100工，即一个正劳力干10天的工作量，我们就必须完成。

那时，我还只有十二三岁，家里的劳动力只有我妈一个。为完成任务，我也到水库劳动，具体是从一个地方挑泥到坝上，挑一次，按估计的重量，给一厘或一点五厘（一厘是十分之一工）。我们把这称为＂挑水库＂。一天挑下来，腰酸背痛，精疲力尽，能赚个8工10工。

我在挑水库这事被我同乡不同村的外婆知道了。她为我担扰，怕小男孩挑重物，会伤了身体，影响发育，便叫我舅舅替我们去水库劳动，这样总算完成了公社建水库任务。（我爸在外地一所小学教书，他有腿疾，不能挑重物）。

建县水库的任务，从我记事起，倒是从来没分到过我家，也没分配到别家。原因有二，一是县水库六十年代初已建好，不需要全民齐上了。二是有全县的地主富农，轮流在县水库长期监督劳动，故劳动力已足够了。

而建大队一级的水库的劳动，就属于生产队里的日常劳动，只记工分，不分配任务的。

那时建水库，讲究的是多快好省。这＂多快好省＂四个字中，就一个＂好＂字难以衡量。所以，实际讲究的就是＂多快省＂，因此，水库的工程质量是难以保证的。也许根本就没有质量。我们建个乡水库，连个工程师的影子都没有。筑坝就是把泥土挑到坝上，然后夯实便是。

七十年代，全国各地溃坝事故时有发生。最著名的就是河南的板桥水库事件，直接导致了二十多万人死亡。我们浙江也有这类事件，著名的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事迹。下回咱有时间聊聊这个。

＂农业学大寨＂，本质上讲，是一场闹剧。毛主席的话没错，只是具体执行得过头了。就像毛主席说，这个人很善良，你们要向他学习。这个一点没错。可有人为体现自已的善良，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送给乞丐，这就过了，你说是吗？

中国这么大，地域这么宽，全国的农业，怎么可以全学一个地的? 农业问题很复杂，又怎么能听一个人的？即使他是农业顶尖专家，也不可能全国农民都听他的，对不对？应该是，浙江的农民，听浙江的农业专家，河南的农民，听河南的专家，这样才有些靠谱。

都说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可都要听一个人的，还能算智慧吗？

关于农业学大寨，还有教授为它唱赞歌，我想主要原因是，那位教授没做过农民。他是根据史料作的研究，而得出＂农业学大寨好得很＂，这样的结论的。他的结论可以说一点都没错，因为史料上记载的，都是各地学大寨的伟大成就。试想一下，我们村的支书去上面开会，汇报工作，他肯定会说，＂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指示的指引下，我们大队建造了梯田多少亩，新增粮食多少公斤＂，等等，他敢说，＂学大寨造梯田不对＂，＂造的梯田全坍了＂，他能这么说吗？

也许再过一百年，史学家们根据史料得出，＂一百年前的农业学大寨，好得很！＂，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有详实的的史料作依据，恐怕别人连个反驳的底气都没有。

还商榷个啥？

（即日草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