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市在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中，意外揭示出了一位病例的艰辛的生活状况，这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同情。

这名44岁病例叫岳荣贵，他在18天内的活动轨迹竟遍布北京的多个区域，从1月1日到1月18日间在28个不同地点打零工，时间多为深夜和凌晨。从事的都是扛沙袋、扛水泥等重体力劳动。中国社媒形容他是"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其实，岳先生的遭遇，是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大多数农民，除了一身力气，没啥技能。在农村种田又赚不到钱。所以，对这些农民而言，赚钱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卖体力。而长期的体力劳动，对身体伤害很大。许多五六十岁的农村人，显得十分苍老，原因之一就是身体消耗太多。

不过，在农村，苍老不是个事。只要不生病就行。有些农民，节俭辛劳，辛苦了大半辈子，总算积攒了一些钱，但由于长期劳累，一身伤病。一进医院，积蓄全完，有的人也没了。这些农民，一生辛苦，几乎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美好。劳作，挣钱，生病，钱光，死亡。他们的遭遇，真的令人心酸。

底层农民的苦难，上层是听不到看不见的。因为，如果有人想向上反映实际情况，那必定遭受打压。你看现在各级政府对上访者的态度就知道了。电视报纸等传媒上能听到的，都是形势大好，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的正能量。据说我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只能大撒币了。

大跃进时，粮食亩产十万斤，粮食多得没办法处理。怎么办？毛主席教导大家，放开肚皮吃，一天吃五顿。但还是吃不完呀！于是大量出口创汇。结果导致几千万农民饿死。

我有个同学不相信饿死人的事，他说他从没听说过，这也难怪，因为他的家庭是城里人。城里人每月有供应粮，怎会饿死？

大跃进时，难道底层官员不知道农民手中没多少粮的事实吗？难道他们真的会相信亩产十万斤吗？显然不是。但为什么不讲真话呢？那是因为，讲真话不仅会政治不正确，而且还会丢乌纱。还有，大家都这么说，你也只好闭嘴了。当年大科学家钱学森科学地论证了，只要光合作用的效率达到80%以上，亩产十万完全有可能。大科学家都这么说了，你一介农民，能说什么呢？

假如你是个乡长，你愿意说本乡粮食产量大减产吗？你愿意说我们乡的农民生活凄苦吗？即使你愿为农民说句实话，可你的同僚会同意吗？你们乡的工作没政绩，你和你的同僚不仅断了晋升路，还有可能丢官。为了你和同僚的利益，你只能不说实话。

现在大家都很同情这位＂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岳先生。但我却有点不以为然。这岳先生只是干活辛苦点，但有饱饭吃！

吃饱了饭，干点累活，这在农民眼里根本不算啥。

当年在生产队里干活时，最辛苦的就是双抢季节。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抢种。那时我们要从早晨四五点，天蒙蒙亮干起，一直干到八九点，天暗为止。一天要连续干十五六个小时。但我们不觉得苦，因为能吃饱饭，一天吃五顿。只要能吃饱饭，力气是用不完的。

所以，农村人的苦，不是干活苦，而是吃不饱饭的生理苦，以及被社会普遍歧视的精神苦。

我们小时候姐弟三个一起吃饭时，眼睛总盯着对方互相监督，监督有没有多盛饭了。过年的年货，一些红薯干花生之类，父母平分后，让我们各自保管。我们姐弟之间像防贼一样的防着对方，如果谁偷吃了谁的，那眼里都会冒出仇恨的光。

记得那年我上初中。到学校要走四五十分钟的路，早晨去，下午回，要带午饭。那天我看到一小段年糕，便把它放进饭盒准备当午饭，结果被我妈发现，大骂我一顿，说这一小段年糕，一家人可吃一顿，愣是把它夺下，不让我带，让我饱吃一顿的美梦破灭。为此，我记恨我妈，小半年恨都没消。

那一年，我也碰到了一件高兴事。啥？我在拔猪草时，捡到了二角钱，背面是南京长江大桥的那种，当时它一半被泥土掩埋，拿起一看是个钱，那高兴劲就甭提了。二角钱能买啥？能在学校路边的供销社里买四个饼。那种饼五分钱一个，不用粮票。那种饼上，粘有一层白砂糖，肯定好吃得不得了！对！就买它了！

那时我有一个好伙伴，与我同村，虽不是一个生产小队的，但两家不远。我们俩几乎每天都一起上学放学。

为了能独自吃上饼，我决定抛开伙伴，一放学，我就机灵地避开他，然后溜进商店，快速买下饼，放书包，赶紧走。到周围没人处，边走边吃，那个美呀！

二三天不睬他，我那伙伴很纳闷，为什么呢？跟他交恶，也要有个理由不是？他也很机灵。那天放学，他就躲在路边的一个角落，等着我。我买了饼，走一阵后，见四周无人，便拿出饼，慢慢地说着。突然他冒了出来，看到我手上的饼，他什么都明白了。我感到很尴尬，也很不好意思，分了半个多一点的饼给他。他二话没说，张口就吃，连说，好吃好吃。由于我曾给过他半个饼，他把我一直当好朋友。他开玩笑说，我们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因为有那半个饼。

粮食是活命的基础。国家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农民的活路。我有个亲戚，他们村是茶农，他们的粮食问题，自已解决一半，国家解决一半，即国家发他们半年的粮票，凭粮票加钞票，可到粮站买米。那时的米价是每斤一角三分。国家从农民手中免费征得粮食，转手卖给城镇居民以及出口创汇，那是多大的一笔款项呀！

那天，他们村的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拿上一百斤粮票去粮店买米，可不知怎的，粮票丢了！这等于丢了100斤大米，一家人个把月的粮食。空手回家后，父母自然痛骂他一顿。怎么办？怎么办？少年写了一张字条，去山上一颗树上，上吊自杀。他要用这个方式，省下粮食给家人。我去走亲戚时，跟这位少年也一起玩过，与他熟悉。每每想起他，为一百斤粮食而丧命，惋惜不已。

这篇杂文的题目是《我的儿时伙伴》，主角可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二位，而是这一位，他的名字叫为芳。他比我小一岁，和我是同一个生产队的。他家兄弟五个，他排行第三。老二就是我以前写的《安徽来的讨饭人》一文中提到的出去讨饭，后做银元生意，最后死于非命的那位年青人。

一家有五个如狼如虎的五个饿鬼，粮食怎能够吃？生产队里分粮食，按工分和口粮。口粮按年令分，但不分男女。通常男孩饭量比女孩大，因此，男孩多的家庭，粮食更困难。再加上不会合理安排粮食消费，粮食问题会更严重。

大多数人家，每天能吃多少，都严格控制，以保证一年四季不会没粮食吃。也许他们家，粮食充足时，比如小麦收割后，或者早稻收割后，总想吃上几顿饱饭过过瘾，到冬未春初，肯定得饿肚子。在冬季，他们一家中，年幼的不能去生产队干活的，就常躺在被窝里，不起床，喝点稀饭以求活命。

乡邻们也没多少余粮救济他们。出于同情，这家给半碗米，那家给二包面的，也只能保他们活命而已。他家凡是值点钱的东西，都换了粮食了。因此他家是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为芳冬天就一条破单裤。大部分时间，他就窝在被窝里。出太阳时，才出来晒晒。他晒太阳时，瑟瑟发抖的情景，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

他大哥叫灿，当兵复员回乡，是讨媳妇的年令了。这么穷的家庭谁会原意嫁？怎样摆脱贫困呢？那时他爸60不到，去世了。灿就把他妈嫁了出去，带走了最小的老五。老二出门讨饭做生意去了（不久死在异乡），家里还剩老三为芳和老四。

为芳比较木纳，没有老四精明。灿决定要扔掉为芳这个包袱。什么时候扔？当然是秋后分完粮食后。

我们村地处浙东丘陵地区，没有像样的山，除了田几乎都是地。我们烧饭用的柴火，几乎都是稻草之类庒稼的桔杆。常年柴火不够。怎么办？年青的精壮劳力会走百十里地，到四明山去砍柴（应该叫偷柴），然后挑回来。这四明山是可以打游击的地方，解放前有革命武装，叫浙东三五支队，就在那活动。所以，四明山范围相当大的。

秋末初冬的一天，灿带上为芳，步行近三个小时，到四明山砍柴。灿把为芳带进大山深处，哥俩一起砍柴，天色渐暗。灿叫为芳继续砍柴，自已却偷偷溜了，留下为芳一人在大山里。好长一会，为芳找哥，可他不敢大声喊，因为是偷柴，一喊护林员就会过来不是? 就这样，为芳就失踪了。那年为芳大概十二三岁吧。

回村后，灿说为芳失踪了。明明是他害死了弟弟，他就是个杀人犯哪！可农村里没人去伸张点正义。报告官府抓他坐牢，你这不是于事无补还害人吗？

为芳失踪了还是离世了？无人知晓，无人过问。他像一个蝼蚁，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声无息。

有人说，底层之恶，无边无际。可这恶，很大程度上与穷相关，所谓的＂穷凶极恶＂是也。要消除底层之恶，方法之一是使底层不那么穷，使他们也有做人的尊严和体面。

这次＂流调＂事件，使得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得以曝光，这是件好事。希望我们的媒体不只是宣传正能量，也报道些负能量的事情。

我知道万维里有高人能人。希望这些高人能人，如有机会，请转告我们敬爱的习主席，少往外撒币，少办奥运，少搞大型庆典活动，多花些钱在广大农村，广大农民身上吧！

毕竟，这国家欠农民的实在太多了！

（完）

后记：有朋友曾夸我善良，这个真是谬夸，严重夸错了。我哪来的善良？我出身于最低层，对低层感同身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