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氏品格到習氏命門

玄野

今晨得知，李源潮眾望所歸地當選中國國家副主席，按路透社所傳，應是習近平給元老們吃了顆定心丸，讓某些老革命家能夠回家安度晚年，而中國的寡頭政治也就正式確立了任期制度。劉邦曾經以這樣的話評價自己和初漢三傑：“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饢，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習近平，李源潮，李克強，王岐山等中共四巨頭當前的位置恰與此四人想對應。當然這也是一種領導層關係的比對，並非功業的攀比。劉邦基業和張良才華冠絕華夏，中國歷史上很難找到可以匹敵者。如今做這樣的比喻，主要是以典故壯聲威，建議中國領導者能效法劉邦，審時度勢，襲逆取順守之道，切勿貽誤天賜時機。

習近平的特點是憨厚並且富具北方人的衝勁，沒有劉邦陰損奸壞的痞子氣，缺乏了那種超然感情之外的能力，可能是個限制。但是，當代政治並非君臣關係，尤其是中國政治，集體領導的份量很重，所以我們有理由期待中國團結穩健與切中時弊的革新。

因為習慣了民主話語權，國人往往看衰中共前途，同時又發現操控民主話題的西方又那等巴結中共，令人糾結不已。那麼，我這裡就從外交環境開始來探討中共前途。一百多年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共產黨可謂碩果僅存。西方民主社會對中共經歷了最初的恐懼到上世紀中期的對抗，再到後來的無奈接受，和當代的愉快合作等各種階段。西方主流對共產主義的斥責與貶損越來越徹底，而對中共卻是態度越來越友好，合作越來越融洽。顯然西方對中共的定位已經不同於對共產主義的定位。其實，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淡化意識形態甚至打左燈向右拐的瞞天過海之後，中國官方及民間學者對中共的具體定位也出現了很大的改變。共產主義漸次走入歷史塵埃，中共卻越發興盛，這種南轅北轍的景象必然促使中共去馬列化。這是中國走向正軌的最關鍵最核心的改革環節。全球一體化的大潮改變了中國的一切。一方面，中國在拜金主義面前被雪崩般擊倒；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發展勢如破竹，意識形態的禁錮同樣如在海嘯前不堪一擊。民間信息發達，思想開化，去馬列化已經是水到渠成之事。在中共高層，去馬列化也不過是窗櫺紙一層而已。

二十多年前，蘇聯忽然自動解體，華約體系灰飛煙滅。於是許多人翹首期盼中共步此後塵。然而，這一等卻等白了少年頭。其實大家沒搞明白，中國共產黨的核心不在於共產主義，而在於中國特色。中共文革後痛定思痛，改弦易轍，支撐其政權的那些智慧與品格，基本與馬列無甚關係。雖然其間不斷有僵死的紅色思潮借屍還魂，卻已無關痛癢，掀不起大浪了。下面追溯一下那些智慧與品格的源頭。

中共的發展歷程是中國傳統智慧漸次淘汰馬列思維的過程。毋庸諱言，中共統治過程中有許多人道災難，階級鬥爭思維上升到指導思想層面是這些災難的首要罪魁。在這樣的反文明背景中，中共大量的高級官員卻能夠表現出極不尋常的人文素養來。富田事變如此，延安整風如此，大躍進如此，文革也是如此。劉少奇在鬥爭思維方面曾經比較激進，甚至超過毛澤東，但在大躍進災難之後卻表達了他的信仰理念，對這種歷史責任誠惶誠恐，後公開向全國承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些素養修養與信仰，都來源於傳統薰陶，而與馬列相悖。

鄧小平擱置意識形態的狂熱，踐行了他的務實策略，推動了社會良性成長。其後，江澤民片面固守經濟發展，不關心經濟結構的健康。三個代表思想是他個人執政理念的總結，這本質上是務實政治向馬列主義的倒退。先進文化是虛的，人民被代表慣了，也沒什麼好講的，三個代表的核心在於代表先進生產力。強調先進生產力的根源在於馬列政治經濟學所宣稱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

後來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從效果上講，這主要是對片面發展生產力的柔性糾正；從文化來源上講，這是中國傳統哲學信仰回歸政體的前奏。因為社會的良好與否跟你的經濟總量有關係，但是片面追求經濟不但惡化了社會，最終也導致經濟發展的後繼乏力。和諧社會明顯是中國傳統政治理論視角，中國文化重人生審美，處處提倡和諧一體。科學發展是一個通俗籠統的叫法，其背景是西方文明過度掠奪資源過度消費導致的現代生態危機。歐美世界很早就開始注意到自己的文明給世界帶來的災難前景，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表面上是向西方最新科學成果的靠攏，實質上是中華哲學信仰底蘊的流露。在這個領域內，現代危機的核心癥結在於西方文明對人類自身在自然界中定位的錯誤。西方文明中，人類社會是相對於自然界的開放系統，人可以隨意製造垃圾而不覺得這會對自己有何威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是自然界這一封閉系統中的一個環節，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任何肆意妄為都會或輕或重地影響到自己的未來。科學發展觀的最直接根源是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

胡錦濤與鄧小平的相似之處是務實。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憲政民主，程序正義，制度建設，很多人說在嘴上難在腿上，而胡錦濤不同，在制度建設上延續了自己一貫風格，少說多做。胡錦濤的另一特點是以集體大局為重，隱忍不發。這一點同樣是典型中國品格，與馬列無關。去年初爆發的薄王事件，派系間劍拔弩張時刻，胡依然方寸不亂而爭取所有可以爭取的人才並確保黨內的團結，實在是過人之處。中共十八大閉幕一刻胡錦濤亮出底牌，石破天驚，而所用手段也令人擊節，不奪人私利，僅索回公權，無詭詐智巧，質樸如愚。老子曰：＂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無隅＂。

習近平同樣是務實作風。胡錦濤務實而內斂，習近平務實而坦白。而從更廣泛的角度看，中共老一輩革命家中，一個最典型的最令人感動也對後代影響最深刻的品格就是務實樸素和拒絕浮華。那麼這種品格來源於何處？也許有人會歸於共產主義。因為新政權的自我標榜通性，和中國曾經落後挨打的慘痛記憶，共和國的宣傳中將中國戰爭與和平建設過程中的各種優良品格刻意與中國傳統剝離開，都貼上共產主義的標籤，將那些一時與時局難以契合的傳統貼上封建腐朽的標籤。實際上中國政府官員與普通民眾表現出的優良品格跟共產主義沒有關係，完全是傳統文化滋養出來的。就務實這一中國特色來說，就與馬列主義烏托邦徹底相反。中國傳統文化中論述這一品格的經典很多，如大家熟知的＂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中國的人文特點是務實審美，地中海文明圈的人文特點是窮究而理性，二者是互補的品格。過去的兩百年，理性發展過度，務實品格被忽視。如今中國務實品格一來，恰合時代節拍，中國突然崛起就不足為奇了。

務實同樣是毛澤東的原則，毛澤東另一值得倡導的原則是天下為公。與其說這是毛澤東的精神，不如說這是歷史的必然。天下為公這一理念是中國百年發展中最具剛性的主題，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中山蔣介石無法掙脫出其發跡的黑幫背景，親情義氣凌駕於國計民生之上，終被毛澤東攜民意而席捲。當然，毛澤東時代所秉承的是物質層面的天下為公。精神層面的天下為公是另一層涵義，不因自己所信奉的主義而強姦民意，不削足適履地裁剪歷史曲解現實，不因黨派立場逆天而動。這就屬於中共必須反省懺悔的方面了，能否遵循精神層面的天下為公，也將是中共能否延續其神話的核心問題。中共的革命一輩奪取政權，不以私性冠政權，應該肯定。至於近年來某些人叫囂的紅色江山不能變色云云，縱然沒有給政權冠個姓氏，但已經染了顏色，老一輩在物質層面的天下為公也被拋到九霄雲外了。看似繼承父輩的物質遺產，實乃對父輩精神的背叛。

習近平是公認的太子黨。太子黨這個詞彙，人們多理解為人脈的繼承，但是更重要的一點卻往往被漠視，那就是為人品格的傳承。上世紀是中國人民的苦難世紀，這些苦難和坎坷也集中體現在那些被稱作老一輩革命家的個人與家庭之中。中共能以星星之火奪取這樣一個龐大國家的政權，並且發展成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遠不是某些人理解的陰謀詭計和竊取他人成果可以解釋的。那輩人的許多可貴品格有着決定性作用。而這些品格也都來自於傳統文化的薰陶。

就人所共知的一些革命家，和本人所認識的一些中共老黨員，固然其身上有一些馬列主義的痕跡，但是給人印象更深刻的，在生活中時刻體現出來的溫厚勤儉與謙恭人性卻完全是中國傳統儒道佛的風範。在中國經濟結構極其失衡的年代，共產主義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完成了平均地權的過程。但是這種過程是否非共產主義而不能完成嗎？顯然不是這樣，象中共所標榜的＂天下為公＂，＂克己奉公＂，＂為人民服務＂等等本就是取自傳統文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克己復禮＂，＂先天下之憂而憂＂等等理念不勝枚舉。如果沒有馬列的階級鬥爭理念，僅用中國傳統理念完成那次資源分配，中國的諸多人道災難都可以避免。而且儒道佛的理念發自於精神而表象於物質利益，是從信仰和靈魂出發得來，悠遠而深邃。中共來源於馬列主義的那些理念則不同，因為是從傳統表象中摘取，卻聲稱是共產主義理想與信仰之基上生成。這構成了理念在根源與表象之間的撕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其信仰底層與行為表層是一體的，雖然因為政治環境制約而不能系統表達自己的信仰與道德，但是外界的誘惑卻無法干擾其個人境界。共產主義教育背景下，共產主義信仰和中共所希望得到的道德完全矛盾，階級鬥爭思維唯物主義理念與政府期望的民眾道德完全對立，這導致共產主義說教逐漸喪失市場。

社會的安定歸根結蒂是人文體系的歸正，中國的真正復興是傳統文化的復興。當今世界不缺少一個類似於美國或者歐洲的中國，反而是恐懼在價值理念和行為方式上過分物質化的中國。歐美全民平等縱慾的生活方式已使世界不堪重負，同樣生活方式的中國將導致世界的崩潰。世界正在翹首期盼中國傳統理念的新生。中華品格的弘揚，中華傳統的復興，恰將成為習近平未來十年改革的命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