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氏品格到习氏命门

玄野

今晨得知，李源潮众望所归地当选中国国家副主席，按路透社所传，应是习近平给元老们吃了颗定心丸，让某些老革命家能够回家安度晚年，而中国的寡头政治也就正式确立了任期制度。刘邦曾经以这样的话评价自己和初汉三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习近平，李源潮，李克强，王岐山等中共四巨头当前的位置恰与此四人想对应。当然这也是一种领导层关系的比对，并非功业的攀比。刘邦基业和张良才华冠绝华夏，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可以匹敌者。如今做这样的比喻，主要是以典故壮声威，建议中国领导者能效法刘邦，审时度势，袭逆取顺守之道，切勿贻误天赐时机。

习近平的特点是憨厚并且富具北方人的冲劲，没有刘邦阴损奸坏的痞子气，缺乏了那种超然感情之外的能力，可能是个限制。但是，当代政治并非君臣关系，尤其是中国政治，集体领导的份量很重，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团结稳健与切中时弊的革新。

因为习惯了民主话语权，国人往往看衰中共前途，同时又发现操控民主话题的西方又那等巴结中共，令人纠结不已。那么，我这里就从外交环境开始来探讨中共前途。一百多年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可谓硕果仅存。西方民主社会对中共经历了最初的恐惧到上世纪中期的对抗，再到后来的无奈接受，和当代的愉快合作等各种阶段。西方主流对共产主义的斥责与贬损越来越彻底，而对中共却是态度越来越友好，合作越来越融洽。显然西方对中共的定位已经不同于对共产主义的定位。其实，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淡化意识形态甚至打左灯向右拐的瞒天过海之后，中国官方及民间学者对中共的具体定位也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共产主义渐次走入历史尘埃，中共却越发兴盛，这种南辕北辙的景象必然促使中共去马列化。这是中国走向正轨的最关键最核心的改革环节。全球一体化的大潮改变了中国的一切。一方面，中国在拜金主义面前被雪崩般击倒；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势如破竹，意识形态的禁锢同样如在海啸前不堪一击。民间信息发达，思想开化，去马列化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在中共高层，去马列化也不过是窗棂纸一层而已。

二十多年前，苏联忽然自动解体，华约体系灰飞烟灭。于是许多人翘首期盼中共步此后尘。然而，这一等却等白了少年头。其实大家没搞明白，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不在于共产主义，而在于中国特色。中共文革后痛定思痛，改弦易辙，支撑其政权的那些智慧与品格，基本与马列无甚关系。虽然其间不断有僵死的红色思潮借尸还魂，却已无关痛痒，掀不起大浪了。下面追溯一下那些智慧与品格的源头。

中共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传统智慧渐次淘汰马列思维的过程。毋庸讳言，中共统治过程中有许多人道灾难，阶级斗争思维上升到指导思想层面是这些灾难的首要罪魁。在这样的反文明背景中，中共大量的高级官员却能够表现出极不寻常的人文素养来。富田事变如此，延安整风如此，大跃进如此，文革也是如此。刘少奇在斗争思维方面曾经比较激进，甚至超过毛泽东，但在大跃进灾难之后却表达了他的信仰理念，对这种历史责任诚惶诚恐，后公开向全国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素养修养与信仰，都来源于传统熏陶，而与马列相悖。

邓小平搁置意识形态的狂热，践行了他的务实策略，推动了社会良性成长。其后，江泽民片面固守经济发展，不关心经济结构的健康。三个代表思想是他个人执政理念的总结，这本质上是务实政治向马列主义的倒退。先进文化是虚的，人民被代表惯了，也没什么好讲的，三个代表的核心在于代表先进生产力。强调先进生产力的根源在于马列政治经济学所宣称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后来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从效果上讲，这主要是对片面发展生产力的柔性纠正；从文化来源上讲，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信仰回归政体的前奏。因为社会的良好与否跟你的经济总量有关系，但是片面追求经济不但恶化了社会，最终也导致经济发展的后继乏力。和谐社会明显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视角，中国文化重人生审美，处处提倡和谐一体。科学发展是一个通俗笼统的叫法，其背景是西方文明过度掠夺资源过度消费导致的现代生态危机。欧美世界很早就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文明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前景，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表面上是向西方最新科学成果的靠拢，实质上是中华哲学信仰底蕴的流露。在这个领域内，现代危机的核心症结在于西方文明对人类自身在自然界中定位的错误。西方文明中，人类社会是相对于自然界的开放系统，人可以随意制造垃圾而不觉得这会对自己有何威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自然界这一封闭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任何肆意妄为都会或轻或重地影响到自己的未来。科学发展观的最直接根源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

胡锦涛与邓小平的相似之处是务实。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宪政民主，程序正义，制度建设，很多人说在嘴上难在腿上，而胡锦涛不同，在制度建设上延续了自己一贯风格，少说多做。胡锦涛的另一特点是以集体大局为重，隐忍不发。这一点同样是典型中国品格，与马列无关。去年初爆发的薄王事件，派系间剑拔弩张时刻，胡依然方寸不乱而争取所有可以争取的人才并确保党内的团结，实在是过人之处。中共十八大闭幕一刻胡锦涛亮出底牌，石破天惊，而所用手段也令人击节，不夺人私利，仅索回公权，无诡诈智巧，质朴如愚。老子曰：＂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

习近平同样是务实作风。胡锦涛务实而内敛，习近平务实而坦白。而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共老一辈革命家中，一个最典型的最令人感动也对后代影响最深刻的品格就是务实朴素和拒绝浮华。那么这种品格来源于何处？也许有人会归于共产主义。因为新政权的自我标榜通性，和中国曾经落后挨打的惨痛记忆，共和国的宣传中将中国战争与和平建设过程中的各种优良品格刻意与中国传统剥离开，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将那些一时与时局难以契合的传统贴上封建腐朽的标签。实际上中国政府官员与普通民众表现出的优良品格跟共产主义没有关系，完全是传统文化滋养出来的。就务实这一中国特色来说，就与马列主义乌托邦彻底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论述这一品格的经典很多，如大家熟知的＂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中国的人文特点是务实审美，地中海文明圈的人文特点是穷究而理性，二者是互补的品格。过去的两百年，理性发展过度，务实品格被忽视。如今中国务实品格一来，恰合时代节拍，中国突然崛起就不足为奇了。

务实同样是毛泽东的原则，毛泽东另一值得倡导的原则是天下为公。与其说这是毛泽东的精神，不如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天下为公这一理念是中国百年发展中最具刚性的主题，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蒋介石无法挣脱出其发迹的黑帮背景，亲情义气凌驾于国计民生之上，终被毛泽东携民意而席卷。当然，毛泽东时代所秉承的是物质层面的天下为公。精神层面的天下为公是另一层涵义，不因自己所信奉的主义而强奸民意，不削足适履地裁剪历史曲解现实，不因党派立场逆天而动。这就属于中共必须反省忏悔的方面了，能否遵循精神层面的天下为公，也将是中共能否延续其神话的核心问题。中共的革命一辈夺取政权，不以私性冠政权，应该肯定。至于近年来某些人叫嚣的红色江山不能变色云云，纵然没有给政权冠个姓氏，但已经染了颜色，老一辈在物质层面的天下为公也被抛到九霄云外了。看似继承父辈的物质遗产，实乃对父辈精神的背叛。

习近平是公认的太子党。太子党这个词汇，人们多理解为人脉的继承，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却往往被漠视，那就是为人品格的传承。上世纪是中国人民的苦难世纪，这些苦难和坎坷也集中体现在那些被称作老一辈革命家的个人与家庭之中。中共能以星星之火夺取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政权，并且发展成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远不是某些人理解的阴谋诡计和窃取他人成果可以解释的。那辈人的许多可贵品格有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些品格也都来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

就人所共知的一些革命家，和本人所认识的一些中共老党员，固然其身上有一些马列主义的痕迹，但是给人印象更深刻的，在生活中时刻体现出来的温厚勤俭与谦恭人性却完全是中国传统儒道佛的风范。在中国经济结构极其失衡的年代，共产主义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完成了平均地权的过程。但是这种过程是否非共产主义而不能完成吗？显然不是这样，象中共所标榜的＂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为人民服务＂等等本就是取自传统文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克己复礼＂，＂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等理念不胜枚举。如果没有马列的阶级斗争理念，仅用中国传统理念完成那次资源分配，中国的诸多人道灾难都可以避免。而且儒道佛的理念发自于精神而表象于物质利益，是从信仰和灵魂出发得来，悠远而深邃。中共来源于马列主义的那些理念则不同，因为是从传统表象中摘取，却声称是共产主义理想与信仰之基上生成。这构成了理念在根源与表象之间的撕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其信仰底层与行为表层是一体的，虽然因为政治环境制约而不能系统表达自己的信仰与道德，但是外界的诱惑却无法干扰其个人境界。共产主义教育背景下，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共所希望得到的道德完全矛盾，阶级斗争思维唯物主义理念与政府期望的民众道德完全对立，这导致共产主义说教逐渐丧失市场。

社会的安定归根结蒂是人文体系的归正，中国的真正复兴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当今世界不缺少一个类似于美国或者欧洲的中国，反而是恐惧在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上过分物质化的中国。欧美全民平等纵欲的生活方式已使世界不堪重负，同样生活方式的中国将导致世界的崩溃。世界正在翘首期盼中国传统理念的新生。中华品格的弘扬，中华传统的复兴，恰将成为习近平未来十年改革的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