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 –1945） 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分析了记忆与遗忘的社会情境后指出：有多少团体就有多少集体记忆，特别是取得了社会支配地位的统治团体，会通过教育、宣传、纪念活动等各种方式，重构、改造乃至操纵过去，以形成社会凝聚力，使其统治正当化，继而获得民族国家认同。 因此，对过去的追忆并非简单的信息检索，而是动态的、建构性的过程。所谓集体记忆，就是一个团体，从历史中选取所需的碎片，服务于当下的自己。 是的，现在的确会塑造过去，但过去也会塑造现在。 如此一来，历史自然会丧失客观性和连续性。 好在，除非采取流氓的方式，对历史的重构总会受到制约，比如可供利用的过去毕竟有限；又比如你不能任意地选择，就像无论愿不愿意，美国人都要面对奴隶制、德国人都要面对纳粹大屠杀一样，而且在同一社会中，不同团体会各持一端、彼此争夺对过去的重构权，由此构成“记忆的政治”。 所以，记忆不是任意的！ 过去总是一个持续与变迁、连续与更新的复合体。我们或许的确无法步入同一条河流，但这条河流却仍具有绵延不绝的特征。一个社会根据当下的需要，可能会将过去翻新，但即便如此，通过一套共有的基本约定和象征性规则，各个前后相继的时代也会保持它基本的生命力。 
如果不是因为1982年6月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可能会封存更久。 当时，日本文部省通过了一套对日本侵略史实有多处篡改的中学教科书审定。书中将日军“侵略华北”写成了“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有历史学家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归纳为三次固化： 第一次在1946—1948年间，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审判）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为主要标志。 第二次在1982年之后，以日本篡改教科书为回应，开始了一系列建馆、立碑和编史行动； 至于第三次，便是201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其间的1949年—1981年一段，成为这一事件记忆的空白！ 这些历史节点，不仅与国内政治文化情境紧密关联，也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相互纠缠”。 
李斌先生的《东京审判》
抗战胜利后，对战争罪犯的审判正式启动，国民政府“以德报怨”。 1946年6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向哲浚在法庭开庭此中指出，针对平民的谋杀和大屠杀、酷刑、强奸、抢劫、抢夺和肆意地摧毁财产等，是“日本战争行为的模式”，“日本军队所犯的这些反人类罪行发生在其所占领的中国的每个省份，时间从1937年—1945年。这些行为的一个突出例证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当中国军队的所有抵抗都已停止、城市已完全由被告松井石根将军指挥的军队所控制后，暴力和犯罪开始发生，并持续了40天。”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是对日本战争行为模式的审判，其象征意味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为发动民众控诉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从而推进证据的调查与收集，国民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1945年12月18日，离开8年后的蒋介石抵达南京巡视，国民政府同时公告：对南京市民所遭受的苦难遭遇深表关切，号召民众检举、揭发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举行了还都南京的仪式，蒋介石在讲话中再次特别提到南京大屠杀：“回想到民国26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首都同胞惨遭大屠杀的悲剧，我们就应该痛定思痛，时时不忘我们八年来在敌人铁蹄下所受的奴隶牛马暗无天日的生活”。 同年6月11日，为配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相关的调查机构，负责南京大屠杀的罪证搜集工作，并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全民参与的广泛调查。 为唤起民众协助调查，相关机构和团体多次在报刊上刊登广告或在大街小巷张贴公告。新闻媒体对唤醒民众的大屠杀记忆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屠杀”、“暴日屠城”、“南京屠城”等字眼频频见诸报端。对“12月13日”这个南京沦陷的特别日子，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战后，民众对日军的暴行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南京市民纷纷向政府申诉大屠杀冤屈，呈文内容涉及人口伤亡、人员失踪、财产损失等诸多方面。对于一些劫后余生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而言，由于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对国民党政府的调查和审判，有人的态度冷漠，“不愿重抚创痕”，那些被日军强奸后的妇女尤其如此，有的人甚至“噤若寒蝉，或否认其事”。 对此，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引导，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和遇害者家属纷纷参加进大屠杀调查和审判中。以战犯谷寿夫案调查为例，1947年1月26日，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谷寿夫当年驻地中华门外第十一区公所开设调查庭，当天大雪纷飞，“应讯人均冒雪前往，计报到者百二十余人”。 为大屠杀死难者伸冤昭雪，是社会民众感情的自然表露。劫后余生的大屠杀幸存者在向政府陈诉、检举日军暴行之外，还在报刊杂志上撰文，介绍自己的惨痛经历。一些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保存这些史料的重要性，着手搜集此类资料。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有识之士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如： 建立遇难军民的纪念性设施，载其事迹，以慰幽灵，并使我千万世之后代，有所凭吊，有所警惕； 救济被害人及其家属，使生者有所养，死者有所安； 褒扬慈善机关，似宜分别题赠匾额或颁发奖章，以示褒扬，以彰善德； 设置蜡人馆，让人见之触目惊心，震骇鬼神，“使我炎黄帝胄，染于目而烙于心，而思所以图存之道也”。 这些建议中的一部分得到了实施。 1947年12月13日上午，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集合南京各机关、团体和学校代表，在毗卢寺举行了“首都陷敌殉难忠烈同胞纪念大会及公祭典礼”。大殿上系起了一张彩牌横幅，下面供奉了大屠杀遇难者的灵位，顶上悬挂着蒋介石的挽联“永念国殇”，两旁悬挂着各机关团体赠送的40多幅挽联。仪式先由市参议会、市政府、市党部和各学校代表在哀乐声中各单位逐次举行公祭，然后全体联合由陈议长做主持人全体公祭。当天下午，南京市民众团体与市民自由前往毗卢寺进行了祭奠。 只是，随后爆发的国共全面内战，极大地制约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审判以及对遇难同胞的纪念。 中共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初即给予了高度关注，《新华日报》等报刊曾刊登多篇揭露日军暴行的报道。至于战后的南京大屠杀审判，中国共产党仍然继续予以关注，但由于中共视国民政府的法庭为旧“法统”，是致力铲除的对象，所以并未报道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等战犯的审判。
1948年1月28日，田中军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三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1949年以后，中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社会开始进行全面改造，美国成了中国的大敌，直到20世纪70年代，反美始终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凡是美蒋所为，都要颠倒过来！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7月6日，为纪念七七事变12周年和解放战争3周年，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曾参加过东京审判的陈福宝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亲历见闻纷纷控诉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抗议的焦点从日本转成了美帝，抗议的诉求也变为“迅速缔结对日和约，以巩固世界和平”。 南京大屠杀的施暴者，顷刻间竟被“一边倒”的中日和平的呼声所取代！ 这是抗议日本吗？荒诞吗？可事实就是这样！ 再看看今天的“动态清零”180度大转向，历史只不过重演而已！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南京大屠杀再次被利用。1951年2月11日，6万余工人举行了“纪念‘二七’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同年3月8日，12万妇女走上街头，举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控诉与抗议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目标，再次指向了美国。 美国与南京大屠杀暴行究竟是什么关系？ 当时所有的宣传活动都沿着这样的思路：从控诉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开始，连带控诉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引导民众逐步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 在这样的宣传指导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歪曲。西方人士组织的难民区被描绘成日美“忠诚合作的产物”，是“受难的难民区”，是用巧妙的名词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曾经不顾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责为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 但是，作为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大屠杀控诉运动，开始不久就销声匿迹。因为南京的民众看不到在南京大屠杀中应该仇恨美国的事实。
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1950）。时任任西门子驻华总代表、代理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的他，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很多中国人
事实上，正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人士，对面临生灵涂炭的南京人，积极展开了感人的人道救助。 1937年11月22日，留驻在南京城内的西方人决定，仿照饶家驹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难民区的模式，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他们成立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当时所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界内分设25个难民收容所，最多时收容难民约25万人。
约翰·拉贝当时的住所，现为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于1938年2月下令解散南京国际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强行命令平民离开难民区。2月18日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 在日军入城后长达数月的屠杀期间，安全区内共收留难民25万。为了救助数量庞大的难民，维持他们的生活，庇护他们少受日军伤害，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20多位西方成员和数百名中国成员，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25万人得以幸免！ 救助者反倒被指控为屠夫？ 历史，往往会被筛选、利用，但无中生有、甚至颠倒黑白，则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做派、无耻行径！ 1960年日美签订《新安保条约》，再次激怒了中国政府，南京大屠杀被再度提起。1960年5月13日，南京40万群众在新街口、雨花台等地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5月21日、24日又分别集会。 这些游行集会仍然延续了50年代初的做法，群众手举标语，高呼“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等口号，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再次与美帝的阴谋罪行相联系。
梅汝璈（1904－1973），中国法学家、律师、政治人物，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其实早在50年代，曾经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便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南京大屠杀暴行。1961年，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上发表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根据印象深刻的暴行实例以及远东法庭的审讯和判决中所确认的一些事实和论断，将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在奥斯维辛屠杀犹太人的暴行相比较，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也进行了论证，呼吁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克服困难，努力填补在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的空白。 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生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调查，通过翻阅档案、收集照片、走访幸存者与见证人，编写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两年后适逢南京大屠杀25周年，作者又对初稿进行了审定和增补。江苏人民出版社计划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江苏新华印刷厂甚至印刷出了清样，但最终没能出版。 这是建国以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本研究著作。 南京大屠杀不是完全不被提及，只是偶尔为之，包括被涂上了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而出现在高校的历史教科书中，其内容都是揭露国民党政权消极抗战、卖国投降的内容，比如： 国民党政权是“腐朽堕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证，同时也是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发动人民参加抗日战争，反对共产党动员人民抗日，甚至企图利用抗日战争削弱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这是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在这种路线的指导下，国民党战场一开始就出现了节节败退的局面，直至造成了南京大屠杀…… 在这样的叙述里，国民党成了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民众应该痛恨的对象！ 而真相却正相反，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被遗忘。 是有意为之！ 现今披露的资料表明：抗日战争的最大赢家是中共。对此，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毫不掩饰地同情、甚至感谢日本： 1954年12月1日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毛泽东说：“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 1956年，毛泽东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1960年，毛泽东对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说：“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61年，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说：“……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与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亚洲、非洲、大洋洲访华代表谈话，谈及南乡三郎时说：“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2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再度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中又说：“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2万5千人军队，打了8年，我们又发展到120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还说：“……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等来访日本客人时的谈话中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当田中角荣就“日本侵华给中国人们添了很大麻烦”的说法进行解释的时候，毛泽东说：“那就好了，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说法就这样解决了？”“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嘛”。结果在最后的中日联合公报中，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改成了：“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于是，侵华没有了，罪行不见了。 当我第一次见诸上述这些文字时，惊讶得难以置信！这真是他说的吗？ 千真万确。 如果有任何更加确凿的证据来反驳，请告之。 对此，有人解释说：这是“伟人”的嬉笑怒骂，是幽默，是“哲学家”的辩证法。 然而，上述表述全部都是正式场合，而且几乎都是面对日本人！这该作何解释？ 他曾说“诗言志”，但在他一生所作的诗词中，竟没有一篇与抗日战争有关。 这或许并非偶然。 即使从所谓积极的意义上去解释，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惜牺牲323万中国官兵、2200万中国无辜的平民，有谁会认为这是正确的、理所应当的？ 如果是，那还谈什么国家公祭？国家创伤？ 如果这些并不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那么什么才是？ 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即使是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不足惜哉！ 看看后来的中国和2022年的现在，很不幸，历史一次又一次在国人面前重演！ 这或许才是南京大屠杀30多年不为人知的真正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日本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的猖狂。
张纯如在公众面前驳斥日本人的挑衅
1982年启动的“建馆立碑编史”活动，已是毛泽东去世的6年后。倘若毛泽东没有去世，还会有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吗？还会触发中国人的愤怒与爱国热情吗？ 自上世纪8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逐渐从学院研究中走出，公众史学、大众书籍和影视等流行文化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更为直接与深远。这方面首推张纯如于199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书，该书面世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包括中、日文在内的多种语言。 正是这位勇敢的女士，在抗日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让南京大屠杀重现国际视野，让南京大屠杀这段被遮蔽的历史重新为广大民众所知。 我便是从那时才知道这一事件的。 此后，一批新近发掘或整理的证人证言和目击者记录相继出版，包括：中国历史学者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德国在华商人约翰·拉贝（John Rabe）的《拉贝日记》，中国历史学家兼教育家章开沅主编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美国在华传教士魏特琳（Minnie Vautrin）的《魏特琳日记》，以及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等。
美国传教士、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魏特琳（Minnie Vautrin，1886 –1941）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申请中日本政府的交涉和申请成功后日本政府的反对再次表明，日本侵华战争虽已在70年前结束，但至今硝烟未散。 随着近两年日本的修宪，南京大屠杀势必还会被频繁提起，这一当代记忆宿命般地处于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与现实的旋涡之中。 还有一事应该提及，2016年11月11日，美国高档连锁百货店诺德斯特龙（Nordstrom）的一款在售T恤，引起背面的图案，再次引发华裔的强烈争议。那是一幅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照片，前景是一位冷漠的西方面孔的女人，她背对着是，一名举起屠刀的日本兵正欲砍向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的中国平民。
图案中的红字是：为什么冷漠？
网友George Li对此指责：“当商品伤害到公众感情的时候就需要有人为此道歉。有人敢在文化衫上印制屠杀犹太人的图片吗？有人敢在文化衫上印制奴役非洲人的图片吗？” 网友Crystal Peng则指责：你知道发生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吗？这是“幸福”？你是在开玩笑吗？ 诺德斯特龙公司得知此事后，多次“真诚地道歉”，表示：“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产品已经被移除。我们将改进我们的工作流程确保之后此类型的产品不会被提供。” 品牌所有者米歇尔（Michael Scarpellini）也对此事件做了回应：我是该品牌的所有者，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没有冒犯任何族群的意思。该产品是由设计师安德列（Andrea Marcaccini）设计的，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通过衣服会意具有“争议性”的惨痛历史，以提醒大家关注更加美好的未来。文化衫上的“幸福”一词的意思是给予设计师表达其想法的机会，如果这些造成了误会我们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作为意大利人及该品牌的所有者，我们非常理解战争的痛苦以及战争对于人民意味着什么。 服装设计者安德列则在道歉的同时解释说：其实衣服上所印制的照片是“反战”以及“反对冷漠”之意。“为什么冷漠？”才是这件产品的主题以及想要传达的观念。他还表示，因为在西方世界里没有人曾经谈起过发生在中国的大屠杀事件。产品本身没有任何冒犯性意味，相反，这是对那些“心胸狭隘的、充满偏见”的人的抗议。这是关于抗议的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侮辱。
可是，部分民众对这些道歉并不买账，有华裔网友说：“你当然应该道歉。但是中国人不会接受的，印制类似这样的图片并不是开玩笑，这不是笑话，照片反映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杀害。我们不会接受你的道歉。” 更多的华裔民众也纷纷对此进行谴责： “好X蛋” “作为一个华人，我感到这是严重的侮辱。我觉得诺德斯特龙和设计师都是无知的。请分享我的话，并且抵制这种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衣服。” “太XX了，诺德斯特龙竟然卖带着日军在南京屠杀平民的恐怖帽衫。牌子上还写着‘幸福’。” “不管是谁，这件衣服都太过分了。这不是时尚，不管我多喜欢诺德斯特龙，这样的错误都不能被原谅。” 有人呼吁，“请大家去白宫请愿书上签名!要求白宫立刻介入!要求卖家和创作人道歉以及立刻停止销售。”图为白宫网站请愿截图。 国人在近几年常常将“XX必须像我们道歉”挂在嘴边。我同时相信，世界或许已开始习惯去面对这样一批愤怒者了。 一次次的“辱华”事件，不断地激起部分国人的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愤怒，他们义愤填膺甚至破口大骂，大有将辱骂对象“荡平”之势，套用一句文革语言：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只是，真正需要向国人道歉的，究竟该是谁？ 我想问，在表达愤怒之前，你们真的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来龙去脉吗？真的了解有关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被遮蔽的过程吗？你们真的清楚当年毛泽东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吗？ 如果回答是No，那么请先补课历史！ 如果回答是Yes，那么请问：你们的愤怒从何而来？又该向谁去表达和发泄？ 对历史的无知固然可悲，那些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固然可恶，但作为长期以来完全不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国人，首先应该反思与检讨的，是我们自己！ 当张纯如第一次踏上南京这块浸透着30万同胞鲜血的故国土地，面对这块游荡着30万先辈亡灵的昔日屠场，她便向国人发出这样的告诫： “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真正的愤怒从何而来？又应该指向谁？ 没有什么耻辱和怆痛是可以被彻底清除的。 在那些不肯沉睡的记忆里，在虽已结痂的伤疤下，永远都有流淌的血。 （文中图片均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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