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襲擊。不到24小時,哈梅內伊就在第一波打擊中被“定點清除”了,清除在德黑蘭地下36米深、有着6米厚的鋼筋混凝土下面最核心的秘密會議室里,時間定格在早上8點15分。 伊朗當局宣布全國哀悼40天。 另一隻靴子終於落地了。 媒體報道,美國CIA對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進行了數月的監視,並向以色列提供了詳細且高度可信的情報,表明他將出席28日在德黑蘭舉行的伊朗高級官員會議。以色列情報部門隨後也證實了此次領導人會議,預計伊朗高級國防官員將在此會面。於是美以聯手,立即提前執行了原定的打擊計劃,難得的契機! 據說,哈梅內伊原本不打算參加會議,可當他的屬下遞給他一摞中文報紙,並安慰他:不用怕, 美國不敢打,打了他們死得更快。你看,電視、媒體上很多中國專家都分析過,說的頭頭是道,證明川普根本就沒那個膽兒,因為背後有中國給咱們“戳着”。聽了這些信息,哈梅內伊終於把心放到肚子裡了,於是親自召集所有人去會議室開會。結果——開會的人都掛了。如此說來,這分明是中國不露聲色地“助推”美國呀!當然,這段是調侃,不是真的。 
不過,哈梅內伊及他的幕僚對形勢的嚴重誤判,則是千真萬確的。否則,難不成他們真的打算“捨身成仁”、大義凜然地去見安拉?或者是急不可耐地想要去享受72個處女? 有歷史學家曾經論到“誤判”,他們認為:每一場戰爭前夕,雙方至少有一方誤判了自己討價還價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場戰爭都源自誤判,都是一場意外。 此次的伊朗便是一例。 之後,還會不會有人重蹈覆轍?一定有! 是誰?心照不宣就是了。


這裡順便說說《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此人總是在“恰當”的時間和場合跳出來表演一番。美以的攻擊剛開始不久,他就發出奇文議論,還赫赫然列出若干條: 伊朗在戰爭第一天很剛也很猛,有些出乎意料。 一、伊朗宣布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將就戰爭爆發發表講話。他不僅沒被美軍炸死,還能發講話。如果是音頻講話,甚至是視頻講話,將對美國以色列的氣焰是一個打擊。 二、卡塔爾國防部消息人士向半島電視台證實,位於卡塔爾北部的一處預警雷達遭到伊朗導彈襲擊,目前尚未收到人員傷亡報告,正在評估損失。稍早伊朗方面宣布,美軍部署在卡塔爾的一處雷達已被“徹底摧毀”,該雷達用於追蹤彈道導 彈,探測範圍5000公里。 三、伊朗宣布用導彈重創了美軍一艘戰鬥支援艦,這條消息尚未得到美軍證實。 四、伊朗方面聲稱,至少有200名美軍人員在伊朗導彈攻擊中傷亡,這條消息也未得到美軍證實。 五、伊朗軍隊表示,今天反擊行動中所動用的導彈僅僅是“倉庫里的陳舊庫存”,伊朗即將在戰場上展示並投入一系列“從未面世的神秘武器”,這些尖端裝備的威力和技術水平將遠超外界想象,給侵略者帶來毀滅性打擊。 總之,伊朗第一天的反擊在氣勢上非常強,完全是一副硬剛的姿態,而且“很有得說”。美以一舉壓住並打焉伊朗的最初目標未能實現。 戰爭剛剛開始,伊朗的後續表現值得關注。 可惜這次又演砸了,他話音未落,分分鐘被打臉。害得老胡自己偷偷刪除了貼文。 不過,如果看看當年伊拉克戰爭時他的大作,人們或許只剩嘆息:23年了,真的是一點長進都沒有! 他究竟是屬於“誤判”?還是裝糊塗、睜着眼睛說瞎話?不得而知。

對於美以這次軍事行動的“合法性”,詬病者大有人在。 《紐約時報》幾乎在第一時間便發表社論,攻擊的目標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指向川普,他們質疑這次襲擊的正當性,譴責川普違背對選民“會結束戰爭”的承諾,稱川普發動這場可能導致美軍傷亡以及招致伊朗大規模報復的戰爭,沒有給美國人民可信的解釋。特別是他“對伊政策魯莽輕率,目標模糊不清。未能爭取到讓成功最大化所必需的國際和國內支持,也無視戰爭中的國內法與國際法準則。” 有“磚家”指出:川普的軍事行動的確違反了《聯合國憲章》,也違反了美國的“國內法”。 然而,在當今以聯合國主導的一系列“國際法”已淪為一堆廢紙的事實面前,善良的人們又如何來遵守、履行契約,才能不被愚弄、不受欺騙? 其實《紐約時報》也心知肚明,社論說:“伊朗政權不值得任何同情。47年前伊斯蘭革命以來,它給本國人民、周邊鄰國乃至全世界帶來了深重苦難。今年,它屠殺了數以千計的抗議者,監禁並處決政治異見人士,壓迫女性、LGBT群體和宗教少數族裔。其領導層在腐敗中中飽私囊,卻令本國公民陷入貧困。他們掌權以來高喊‘美國去死’,在該地區殺害了數百名美國軍人,並資助恐怖主義,在中東乃至遠至阿根廷的地方造成平民死亡。” 這裡需要糾正一下,在2025年12月底至2026年1月間伊朗全國爆發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中,被哈梅內伊政府下令血腥鎮壓致死的民眾,其死亡人數當在5000以上(聯合國特別報告員),直至最高達36500(醫院與活動組織數據)!而這些被殺死的民眾,只是因經濟困境與政治不滿走上的街頭。 為何各方對死亡人數統計會有如此之大的差異呢?主要原因是伊朗當局封鎖互聯網、限制媒體進入,致使外界難以獨立核實。而伊朗官方給出的死亡人數僅約3000人。 針對這一事實,具有挑戰的問題是:一國能否對另一國實施武力干預,以阻止後者在本國領土上屠殺民眾或實施其他暴行?即實施所謂的“人道主義干預”。 理論上:可以。 但且慢,按照國際社會的主流觀點,國際“人道主義干預”需要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 只可惜,人們顯見的不爭事實是:在當下的聯合國制裁機制中,針對世界上發生的大多數人道主義災難,“安理會授權”進行“人道主義干預”早已淪為一句空話!當某些國家發生人道主義慘案,以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伊朗對抗議運動的殘酷鎮壓,等等,國際社會只能袖手旁觀。 倘若只拘泥於所謂的“國際法”,卻任由伊朗當局對民眾進行血腥鎮壓而不作為,這已經不僅僅是冷血,而是堂而皇之地助紂為虐! 這也是現今由川普主導的美國,試圖打破國際現行僵化秩序、重塑國際社會新秩序的目的。

開會
其實,在這次軍事打擊和“定點清除”事件中,伊朗本國人的態度非常要緊。路透社3月1日發文,以“在兩極分化的伊朗,哈梅內伊之死引發了慶祝和悲痛”為題。文中指出:哈梅內伊的逝世引發了伊朗人不同程度的爭議,一些伊朗人悲痛欲絕,而另一些人則歡慶不已。這位執政36年的最高領袖的突然離世,令伊朗舉國震驚,也暴露出該國社會的一道深刻裂痕。 伊朗國家電視台播音員在確認哈梅內伊喪生時聲音哽咽,來自德黑蘭的畫面顯示,哀悼者們擠滿了廣場,他們身着黑衣,許多人都在哭泣。 然而,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視頻顯示,伊朗多地、包括海外的伊朗人,出現了歡樂和反抗神權統治的景象:人們為推倒昔日的大阿亞圖拉雕像而歡呼;人們在街頭載歌載舞,呈現出一片歡騰的慶祝景象。 還有視頻顯示,在伊朗南部拉普埃鎮,人們在15歲少女普亞·賈法里(Pooya Jafari)的家門外慶祝。她在今年1月的反政府抗議活動中被槍殺。

有一位網友說: “昨天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被殺,我給之前的一個伊朗主播發消息,說伊朗陷入戰爭,希望她和她家人都好,希望她節哀。”她是在中國的留學生,日常做兼職、做生意補貼家裡人。 但她的回覆讓我大為震驚:“可惜我10天前就回中國了,錯過了這個舉國同慶的時刻,伊朗很多人都不喜歡哈梅內伊,現在很多伊朗人已經在街上跳舞慶祝了。接下來我希望戰爭儘快結束,伊朗新政權儘快上台。” 我問:“你不擔心戰後伊朗被以色列和美國控制嗎?” 她回答:“相比伊朗政府,我們國家很多人其實更站在以色列那一方,我們知道伊朗很快會被美國和以色列統治,但伊朗現政府的統治讓我們很痛苦,通脹、生活沒有保障……我們只希望有更好的生活,誰統治都不要緊。” 
在今年1月當局鎮壓中失去生命的孩子 還有一名伊朗女性對着鏡頭說的更加直白: 大家好,很抱歉我看起來亂糟糟的,但我現在正盯着電視,根本顧不上收拾自己。我知道有很多人給我發消息說“哦,伊朗開戰了”。我想說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每個人都需要知道,因為我知道你們大多數人並不真正了解伊朗正在發生什麼。這其實很成問題,因為你們在不了解的情況下發表評論,只會製造更多問題。如果有人在這場戰爭中死去,如果任何平民在這場戰爭中死去——我指的不是政權,政權的那些人都應該被剷除,他們在過去的47年裡一直在壓迫伊朗人民。他們實際上是占領了伊朗!伊朗人47年來一直在說“我們不想要你們”,他們47年來一直在抗議,說“我們不想要這個政權”。在過去的兩個月裡,情況變得更加惡劣。順便提一下,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被殺了。你們都知道伊朗政權造成的那些傷亡數字。所以,如果有人在這場戰爭中死去,那完全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錯。因為人民已經表達得足夠大聲了,但他們就是不願離開。他們只想維持權力,製造核武器來消滅美國和以色列。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們伊朗人反對政權的所作所為。所以如果有人死去,這場戰爭的爆發也是因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如果他們聽取了伊朗人民的意見,如果他們停止與哈馬斯、胡塞武裝和真主黨等所有恐怖組織勾結,現在就不會有任何戰爭。因此,如果有人死去,除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不怪任何人。請記住:伊朗人民不想要這個占領政權。這些年來,他們已經一遍又一遍地明確表達了這一點。你們必須聽聽那個國家人民的聲音。 
對於哈梅內伊,該如何為他蓋棺定論呢? 有不少媒體和個人分別給出了自己的觀點,不妨歸納總結: 1989年,在哈梅內伊成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最高領袖以來,他在其整個執政期間,一直堅決抵制伊朗走上開放和現代化道路。他的最大願望,是在有生之年親眼見證結束以色列作為國家的存在。他多次宣稱,以色列是一個“非法國家”,並一再強調伊朗對“解放巴勒斯坦事業”的堅定支持。作為所謂“抵抗運動軸心”的意識形態領袖,從1989年上任以來,哈梅內伊就同黎巴嫩、伊拉克、敘利亞、也門以及巴勒斯坦地區的武裝力量代理人結成聯盟,而他們共同的目標就是要消滅以色列。 基於意識形態,他堅定執行反美反以政策,而為此付出慘痛代價的,卻主要是伊朗民眾。長期以來,伊朗民眾不得不面對國際制裁、經濟低迷以及國際孤立帶來的壓力,並最終被捲入不斷升級的地區衝突。 哈梅內伊之所以固守立場,同他堅信自己是“真主在人間的代理人”有着密切關係。198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創始人霍梅尼去世以後,哈梅內伊繼任並承接了終身最高領袖的稱號。 1939年,哈梅內伊出生於伊朗東北部的什葉派聖城馬什哈德。過去幾十年來,作為宗教學者,他在伊朗國家事務中享有“定於一尊”的最高權力,他的決策也從來不容質疑。作為伊朗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從未接受過採訪。2018年,在一次有哈梅內伊出席的公開活動上,一名學生對着鏡頭詢問是否可以向最高領袖提出問題,稍後,這名學生就因“侮辱宗教領袖”被判監禁兩年。 哈梅內伊一直認為自己更是一名詩人和文學評論家。年輕時代,他熱衷於創作詩詞。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前,作為反對巴列維國王的宗教人士,哈梅內伊曾多次被捕入獄。當時,叼着煙斗、熱愛文學的哈梅內伊,在知識分子圈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9年5月9日,時任伊朗總統的哈梅內伊訪華,當時正值“學潮”期間
伊斯蘭革命取得勝利,宗教勢力奪取政權後,哈梅內伊在伊朗政壇迅速崛起。口才出眾的哈梅內伊很快成為德黑蘭的布道者。1981年,他在所謂聖戰者組織發起的一次暗殺行動中倖免遇難,但右手卻自此終身癱瘓。哈梅內伊以堅定意志學會了左手寫作,並在宗教權力核心中一路高升,1981年至1989年,他曾擔任伊朗總統。 成為最高宗教領袖後,哈梅內伊曾表示,他非常清楚在伊朗國王獨裁和恐怖政權下生活的滋味。然而,他自己卻成了今日伊朗大量踐踏人權事件的始作俑者。在他的統治下,針對活動人士的肆意判決、對政治反對派的屠戮以及對抗議活動的血腥鎮壓,成了伊朗的日常。 哈梅內伊最重要的權力保障是革命衛隊,這是一支成立於1979年,旨在“保衛革命”的準軍事組織。作為革命衛隊的最高指揮官,哈梅內伊任內不斷擴充這支獨立武裝,使之成為擁有陸海空武裝、負責執行海外使命的特種部隊、網絡部隊以及志願民兵的龐大軍事力量。通過旗下的Khatam al-Anbiya 建築公司,革命衛隊還控制了伊朗的部分原油及天然氣工業,成了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也使最高領袖行使權力時可以輕鬆繞過總統和議會。 2026年1月,當伊朗安全部隊在全國各大城市對抗議者開槍,造成數千人死亡時,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官方形象依然是那個穿着樸素長袍、在花園裡用塑料水壺澆花的苦行僧。 同一時期,彭博社發表了一篇長篇調查報告,追蹤哈梅內伊之子穆傑塔巴通過殼公司和離岸賬戶在全球布局的房地產帝國——倫敦“億萬富翁街”(Bishop's Avenue)上價值超過1億英鎊的豪宅,迪拜“貝弗利山莊”的別墅,多倫多價值1050萬加元的頂層公寓,以及遍布馬略卡島的五星級酒店。這些資產沒有一處登記在穆傑塔巴本人名下,但西方情報評估確認他十餘年來直接參與了這些交易。 這並非個案。路透社早在2013年的調查就揭示,僅哈梅內伊控制的“執行伊瑪目霍梅尼命令總部”(Setad)一個機構,其資產估值就約達950億美元。而美國財政部的制裁文件顯示,Setad、被壓迫者基金會(Bonyad-e Mostazafan)和阿斯坦·庫德斯·拉扎維基金會(Astan Quds Razavi)三大准政府基金會合計控制了伊朗經濟的半壁江山以上。 而與此同時,3000萬伊朗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里亞爾匯率跌至140萬兌1美元,通脹率逼近50%。 這種反差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簡單的“腐敗”所能解釋的。它是一個完整系統的產物——一個由神權階層精心構建的意識形態套利機器。 在哈梅內伊的主導下,伊朗引起廣泛爭議的核計劃和導彈計劃得到快速推進。儘管哈梅內伊以伊斯蘭法規形式,頒布了禁止製造和使用核武器的禁令,但國際社會對此並不信服。直到伊朗掌握了相關核技術,並隨時可以重啟核計劃之後,哈梅內伊才同意參加相關的國際談判。 在哈梅內伊的統治下,伊朗境內歷次呼籲政治和社會自由權利的抗議活動都遭到了當局的殘酷鎮壓。今年新年前後,經濟困境引發的抗議浪潮,也同樣遭到鎮壓。在他任內,伊朗對女性的壓制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與此同時,大量年輕學者和專業人士紛紛選擇遠走高飛、移民他國。在哈梅內伊長達數十年的統治期內,一切對現有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期盼都先後破滅。 隨着年齡的增長,哈梅內伊變得越來越強硬和多疑,他的親信圈子也變得越來越小。只要他不喜歡的事務,就不被允許在伊朗存在。民眾對政治體制的不滿、對宗教系統的不信任與日俱增,伊朗的經濟和社會矛盾也在快速激化,對此,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是否知情,批評者對此高度懷疑。有一點則是可以肯定的,哈梅內伊從未表現出同民眾開展對話的意願。 
現在,哈梅內伊掛了,這對於伊朗將意味着什麼? 2026年2月28日,哈梅內伊在美以發動的聯合打擊中身亡,其深層含義遠超“伊朗最高領導人被殺”的表面事實,它實際上意味着:那個同時連接城市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同時連接神權機構和軍事力量的樞紐節點消失了。因為哈梅內伊不僅僅是一個人,他是一個制度功能的人格化身,是唯一一個既能對革命衛隊說“停火就是勝利”(並被服從)、又能對城市中產說“改革是可能的”(並被相信)、同時還能對底層說“你們的苦難有宗教意義”(並被接受)的人。 現如今,憲法規定的三人臨時委員會(總統、司法總監、憲法監護委員會成員)雖擁有法律權力,但沒有宗教權威;革命衛隊自行任命的新指揮官擁有軍事力量,但缺乏政治合法性;88人的專家委員會理論上應該選舉新的最高領袖,但在德黑蘭遭受持續轟炸、互聯網連通率僅1%、航空全面中斷的條件下,召集88名老年神職人員本身就幾乎不可能。 難怪有人說,我們正在目睹的不是一場政權危機,而是一種社會調停機制的終結。 重要的是,神權階層的調停功能不是被導彈摧毀、而是從內部腐爛掉的: 1)信任的斷崖。伊朗文化部2023年的一項保密調查顯示,73%的伊朗人認為神職人員應該退回清真寺、放棄參與政府事務。在公眾信任排行榜上,醫生(73%)和公立學校教師(60%)遠遠超過神職人員。當一個神權國家的公民更信任自己的牙醫而不是自己的阿亞圖拉,這個神權的根基就已經被掏空了; 2)神職人員內部的大出走。僅在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運動後的幾個月內,就有多達5000神職人員脫離了組織; 3)新入學神學生人數跌至歷史新低。年輕人不再把進入神權體系視為一條有吸引力的人生道路; 4)“五一”奉獻的枯竭。這是最直接衝擊神權階層食利者模式根基的趨勢,因為食利者的客戶正在離場; 5)清真寺的空殼化。一位高級神職人員公開承認,伊朗75000座清真寺中約有50000座已經關閉; 6)...... 所以,哈梅內伊不是被從一個正常運轉的系統中奪走的。他是一個正在崩塌的系統中最後一根還在承重的柱子。他之所以能在過去幾年中維持運轉,靠的不是體制的健康,而是個人36年積累的權力網絡——那些欠他人情的將軍、那些被他提拔的法官、那些靠他的庇護髮財的教士家族。這些是人身依附關係,不是制度關係。人死了,關係就斷了。 真正的權力來自一套社會契約:底層相信你代表他們的利益,中產相信你能維持基本秩序,軍隊相信你的宗教權威高於他們的槍桿子。 然而今天,前兩項已經蕩然無存,最後一項也變得岌岌可危。因為新領袖要麼為大屠殺背書(從而永遠失去前兩項),要麼不背書(從而立即失去第三項)。 其實,神權食利者模式總是內含一個不可逆的自毀機制:他們把宗教權威變成了經濟租金的提取工具,但宗教權威不是可再生資源。你每提取一次租金——每一次以真主之名中飽私囊、每一次以伊瑪目之名鎮壓抗議、每一次以伊斯蘭之名強制戴頭巾——就消耗一點信譽存量。四十多年的高強度提取之後,存量已經歸零。 一路走到今天,一個聲稱為窮人說話的階層,卻控制着950億美元的地下帝國。一個譴責西方生活方式的群體,卻把孩子送到倫敦上學、把資產存在瑞士銀行。一個宣稱代行隱遁伊瑪目權威的機構,實際上三分之二的清真寺已經空無一人。 伊朗的什葉派神權階層完成了一個歷史上罕見的完整循環:從被壓迫者的代言人,到壓迫體制的調停者,到調停功能的喪失者。他們沒有被外力推翻——他們是被自己的商業模式耗盡的。意識形態套利的利潤率,最終取決於意識形態的可信度。當可信度歸零,利潤歸零。 也因此,剩下的問題已經不再是“誰來接班”,而是“這個位置是否還存在”? 突然覺得,這說的不僅僅是伊朗吧! 哈梅內伊掛了,這對於中東又將意味着什麼? 倘若川普的這次行動能夠取得基本的成功,又假設大家對成功有着以下基本共識,那麼所謂成功就是:推翻大小阿亞圖拉(神權)統治,伊朗得以建立起一個更人道,更能夠代表不同群體的政府。這個政府不再以擾亂中東局勢為目的,不再操縱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門,也不再試圖剷除以色列。這樣的伊朗將從根本上重塑中東的地緣政治,整個中東地區至少有了共同走向穩定與繁榮的可能性。 只不過,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總有着這樣或那樣的風險,甚至是重大風險。美國摧毀伊朗政權的主要軍事力量不難,但考慮到過去幾十年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經驗,最難的是如何維持所取得的勝利。要知道,獨裁政權對抗痛苦的耐受力往往很高,因為大部分的痛苦都是由廣大民眾來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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