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文明的溯源之旅中，“炎帝故里”始終是一個充滿爭議卻又承載着民族情感的核心命題。當各地為爭奪這一文化IP紛紛入局，陷入“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同質化競爭時，著名出版人、作家馮知明的文化大散文《共同講好華夏人文始祖的故事》，卻以一次湘西會同的探親考察為契機，跳出了非此即彼的紛爭漩渦。作品以細膩的紀實筆觸串聯起地理勘探、考古佐證與學術思辨，既客觀梳理了陝西寶雞、湖北隨州、湖南炎陵與會同“三省四地”的故里之爭，更以理性觀察者的視角，穿透紛爭表象，叩問文化傳承的本質。在馮知明的筆下，會同不再是偏遠的縣域符號，而是華夏文明源頭的重要驛站；炎帝故里之爭也不再是地域利益的博弈，而是喚醒民族文化認同、探索共同傳承路徑的契機。這篇散文的價值，不僅在於為會同炎帝文化提供了深厚的學術註腳，更在於為當代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提供了超越地域偏見的思想範式。

一、鄉關為引：一場文脈溯源的知行之約

不同於純粹的學術考據著作，《共同講好華夏人文始祖的故事》的敘事起點，是充滿溫情的“鄉關之約”。2024年底，馮知明隨唐玉文（一文）博士回到其故鄉湖南會同，這場原本兼具探親與商務考察性質的行程，在與當地學人的深度交流中，逐漸升華為一場對華夏文明源頭的溯源之旅。這種“以情為引”的敘事架構，讓嚴肅的文化探討多了幾分溫度，也讓讀者得以跟隨作者的腳步，完成從“地名符號”到“文脈聖地”的認知蛻變。

馮知明坦言，此前“會同”於他而言，僅與粟裕大將軍相關，是一個模糊的地理概念。而此次行程中，他踐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古訓，不僅親自探訪7600—7000年前的高廟遺存，更與被他譽為“會同文脈傳承者”的楊漢立先生深入對話。楊漢立先生耗費二十餘年心血研究會同方言與炎帝文化的堅守，讓馮知明深刻體會到地域文脈守護者的寂寞與執着。這種“沉浸式”的考察方式，使得文章的論述不再懸浮於典籍之上，而是紮根於湘西的土地肌理與人文煙火之中。正如作者所言，深入地方文脈、與當地學人交流，才是“讀社會大書”的正確方式，這種知行合一的探索態度，為全文的理性思辨奠定了堅實的現實基礎。

二、故里逐鹿：文明符號的多元競逐圖景

華夏人文始祖的崇高地位，讓“炎帝故里”成為極具價值的文化符號，也引發了一場跨越三省四地的激烈競逐。馮知明以客觀冷靜的筆觸，梳理出四方爭奪的核心邏輯與鮮明特色，勾勒出一幅當代文化IP競爭的生動圖景。陝西寶雞憑藉《國語》“炎帝以姜水成”的典籍依據，打出“全球華人老家”的名片，投入1.6億元推進景區建設，力圖打造世界級的精神家園；湖北隨州則憑藉省級層面的強力推動，通過規模化的祭祀活動形成品牌影響力，儘管實證不足，卻在宣推層面占據優勢；湖南炎陵則依託“炎陵”縣名的天然優勢，成為官方認定的炎帝歷史文化紀念地。

在這場競爭中，會同縣屬於“後來者”，卻憑藉紮實的實證研究實現了“強勢逆襲”。自2005年陽國勝先生提出“炎帝故里在會同”的新說後，當地學者累計發表30餘萬字的學術論文，得到李學勤、王震中等權威專家的支持。馮知明細緻梳理了會同的競爭優勢：從《論語》中“會同”意為“宗廟、祭祀”的地名解構，到連山盆地與易學八卦驚人吻合的地形地貌，從神農九井、牂牁石等實物遺存，到“炎帝有三個母親”的民間傳說，每一項證據都在試圖構建“炎帝故里”的完整邏輯鏈。作者並未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客觀呈現四方爭議的核心矛盾，讓讀者清晰地看到，這場紛爭的背後，既有對歷史真相的探求，更有地域文化發展與經濟利益的深層訴求。

三、博弈深處：文化IP的經濟邏輯與價值叩問

在梳理完三省四地的爭奪現狀後，馮知明並未止步於現象描述，而是以出版人的理性洞察與作家的人文關懷，深入剖析紛爭背後的“經濟邏輯”。他敏銳地指出，各地對“炎帝故里”的爭奪，本質上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旅遊開發競賽。在文旅融合的時代背景下，“全球華人精神家園”這一頂級IP，被視為拉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這也是為何各地動輒投入數億元推進相關項目的核心原因。

更具深度的是，馮知明並未簡單否定這種“實用主義”的文化開發，而是提出了深刻的價值叩問：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如何避免文化開發流於虛假造景，如何讓文化IP回歸民族認同的核心價值？他犀利地批判了當下文旅領域的亂象：盲目建設、同質化嚴重、重資產投入而輕文化內核建設，導致許多景區的故事傳說大同小異，難以形成真正的文化吸引力。這種批判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基於作者多年文旅領域的實踐經驗，也讓文章的思考超越了單純的炎帝故里之爭，觸及了當代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的普遍困境。在馮知明看來，文化IP的核心價值不在於“獨占”，而在於“傳承”，這一觀點為後文提出“共同講好故事”的核心命題埋下了伏筆。

四、會同底氣：文脈深處的考古佐證與學理支撐

儘管馮知明客觀呈現了四方紛爭，但在梳理過程中，他也清晰地展現了會同縣在炎帝文化歸屬權上的獨特底氣。這種底氣並非源於行政推動或商業包裝，而是植根於更深層的“文脈邏輯”——將炎帝從神話人物還原為農業文明的邏輯起點，將會同與“連山易”“高廟文化”等遠古文明脈絡緊密相連。楊漢立先生的研究指出，連山盆地北部的火神坡與南部的太陽坪，天然形成“炎”字意象，炎帝號“連山氏”、所創易學為“連山易”，均與這片土地深度綁定。

會同的底氣，更來自於紮實的考古佐證與鮮活的文化遺存。馮知明在楊漢立先生的引導下，探訪了神農九井、神農洞、藥王洞等多處遺蹟：枯水季的神農九井雖為水窪，卻藏着“一泉牽動萬泉涌”的地理奇觀；藥王洞崖壁的婦女產仔圖與硃砂遺蹟，訴說着中醫藥的遠古起源；而杜家團村的神農裸體祭舞蹈、槓菩薩等非遺文化，更將炎帝崇拜的傳統延續至今。此外，晉代歷史學家習鑿齒“神農生於黔中”的記載，與會同地處黔中核心區域的地理定位相契合；會同方言中保留的大量上古漢語詞彙，也為當地的文化厚重感提供了語言學支撐。馮知明認為，正是這些“實證完備”的文化遺存，讓會同的炎帝文化超越了“地名巧合”，上升到“哲學源頭”的高度，這也是其能夠實現“後來居上”的核心原因。

五、共生為要：超越紛爭的文明傳承新範式

在文章的結尾，馮知明跳出了“非此即彼”的歸屬權之爭，提出了一個極具思想高度的核心命題：“爭奪名分是末，共同講好故事是本。”在他看來，炎帝作為華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代表的進取精神、奉獻精神與以民為本的理念，是全體中華兒女共有的精神財富，這一核心價值與具體的出生地之爭相比，更具傳承意義。這種觀點打破了地域偏見的桎梏，展現了成熟知識分子的廣闊視野。

基於這一理念，馮知明提出了極具建設性的傳承路徑：摒棄行政區劃的口水戰，構建“差異化競爭+協同共生”的文化傳承聯盟。他設想，依託炎帝傳九世、歷時五百餘年的歷史背景，規劃一條從陝西寶雞出發，經湖北隨州、湖南會同，最終抵達湖南炎陵的“炎帝遷徙文化線路”，讓各地從“競爭對手”轉變為“合作夥伴”，通過資源互補、互相借勢，形成強大的文化合力。這種構想不僅能夠放大炎帝文化的世界級影響力，更能讓文化開發回歸精神傳承的本質，實現經濟效益與文化價值的雙贏。

《共同講好華夏人文始祖的故事》之所以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正在於它不僅是一次地域文化的溯源，更是對當代文明傳承路徑的探索。馮知明以湘西會同的土地為基點，通過對炎帝故里之爭的深度梳理與反思，為我們指明了文化遺產傳承的核心方向：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於獨占某個文化符號，而在於深入挖掘其當代價值，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推動共同傳承。在民族文化認同日益重要的今天，這篇散文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寶貴的思想啟示——唯有超越紛爭，聚焦共生，才能讓華夏人文始祖的精神財富跨越時空，滋養世代中華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