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黨”的幻夢如何吞噬蘇共？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上空的鐮刀錘子紅旗緩緩降下，標誌着一個曾令整個西方世界感到恐懼的紅色帝國的終結。

這一切發生在2000萬黨員的“見證”之下，蘇共中央走完了74年的歷史旅程。

歷史的諷刺在於，蘇共並非被外敵推翻，也不是通過武裝起義或戰場潰敗而滅亡。

它的崩潰源於一場靜默而深刻的“內部癌變”。從列寧時代的20萬黨員猛增至戈爾巴喬夫時期的2000萬，這個政黨的核心靈魂早已被侵蝕殆盡。2000萬黨員，幾乎占當時蘇聯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然而，在蘇共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上，儘管87%的代表是黨員，卻有超過70%的投票支持取消憲法第六條中“黨領導一切”的規定。

他們舉起的不是捍衛政黨的手臂，而是埋葬自己的鐵鍬。

這一現象並非偶然。從1917年十月革命開始，到1991年紅旗落下，蘇共用74年的歷史驗證了一個真理：政黨的生命力並不在於黨員數量的簡單堆砌，而在於信仰的純度、組織結構的韌性以及初心的堅守。

當“黨員”這一稱謂從“革命者”的代名詞逐漸演變為“特權階層入場券”，當入黨動機從“為階級解放奮鬥”淪為“個人升遷和財富積累的平台”，這個政黨的滅亡已經進入倒計時。

一、20萬黨員為何能撬動舊世界？

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布爾什維克的黨員人數僅為2.4萬人。

然而，這支“小而精”的隊伍在次年成功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到了1918年，黨員人數增長至20萬。這20萬人構成了蘇聯共產黨最原始的精神基礎。

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力量，源於它始終走在群眾前面，代表着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20萬黨員主要由工廠里的產業工人、前線的紅軍戰士以及農村的貧農委員組成。他們的手掌布滿老繭，衣服上沾染着機油或硝煙，對“階級壓迫”的記憶深刻而銘心。

一位1919年入黨的老工人回憶道：“我入黨那天，在車間宣誓。

黨代表問我圖什麼？我回答，我希望我的孩子不再像我一樣，12歲就去工廠當童工。”這種樸素的階級情感成為早期蘇共信仰的重要基石。

列寧深知政黨的危險往往隱藏在表面的“壯大”之中。在1922年寫給莫洛托夫的信中，他表達了自己的憂慮：“最近半年內，黨員數量激增30%，但其中許多是小資產階級分子。

他們入黨並非為了革命，而是為了獲得‘黨員’這一頭銜所帶來的種種好處，如免服兵役、優先分配住房以及在蘇維埃機構中謀職。”

因此，列寧制定了嚴格的入黨程序：工人需有十年的工齡才能入黨，農民需五年，而其他社會階層至少要經歷兩年的考察期；介紹人必須對被介紹人有充分了解，並承擔連帶責任；預備黨員期間，每月需向支部匯報思想動態。

列寧甚至表示：“如果必須在‘數量’與‘質量’之間做選擇，我寧願要10萬名純粹的布爾什維克，也不要100萬名混進來的投機者。”

這種“寧缺毋濫”的原則使得早期蘇共保持了驚人的戰鬥力。在國內戰爭期間，黨員傷亡率高達35%，但沒有人選擇退縮，因為他們清楚自己是在為“消滅剝削、建立沒有壓迫的社會”而戰鬥。

二、蘇共如何從100萬黨員淪為“空殼政黨”？列寧的警惕未能傳承。1920年代末，隨着蘇聯工業化的加速推進，蘇共開始大規模吸納新黨員。

到1927年，黨員人數突破100萬；1945年二戰結束時，黨員總數達到390萬；1976年勃列日涅夫時期，這一數字超過1800萬；而在1989年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更是接近2000萬。

然而，這一數字膨脹背後反映的是入黨標準的徹底崩潰。

1. “熟人社會”取代“階級篩選”

在斯大林時期，幹部選拔標準逐漸從“政治立場”轉向“個人忠誠”。

赫魯曉夫上台後，這種傾向愈發明顯。一位1950年代入黨的機關幹部回憶道：“當時入黨最重要的是找對‘引路人’。

車間主任的兒子、黨委書記的親戚，即使平時表現不佳，也能優先入黨。

而真正努力工作的工人則往往得不到推薦。”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這種現象更為嚴重。

1985年，他推行的“公開性”改革使得“政審”制度名存實亡。在某加盟共和國的新黨員中，有60%是企業管理人員，25%是政府職員，僅有15%來自工人和農民。

一位負責組織工作的老黨員感慨道：“現在來申請入黨的人，一開口就問‘能給我解決什麼級別’和‘分房有沒有優惠’，根本沒人談理想信念。”

2. 工農階級被“擠出”黨員隊伍

早期蘇共所代表的階級特徵，在這一過程中的不斷膨脹中徹底消失。

1918年，蘇共黨員中工人占比為70%，農民占20%，其他群體占10%；而到了1980年代，工人的比例驟降至不足5%，農民幾乎消失，公務員、企業管理者、知識分子及資本家則成為新的主力軍。

例如，在1988年莫斯科某區委的新黨員名單中，有12人是局長以上幹部的子女，7人為外貿系統中的精英，而真正的一線工人僅有2人。

這些新黨員入黨後的首要任務就是申請調往特權部門，因為他們深知，“黨員”的身份不過是打開權力與利益之門的一把鑰匙。

3. 從“為階級而戰”到“為自己而活”

隨着黨員成分的變化，其信仰也隨之瓦解。

根據1989年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全黨2000萬名黨員中，僅有8%堅信共產主義最終會實現，12%基本認同，而高達78%認為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其餘12%則表示無所謂。

戈爾巴喬夫本人對此表態尤為直白。他在1987年的一次私下談話中提到：“共產主義對我而言已經過時，我們需要的是西式民主和自由市場。”

這種“掘墓人心態”在高層蔓延，並最終演變為對社會主義制度全面否定的“新思維”改革。

三、中國共產黨如何避免“蘇共式悲劇”？  

中國共產黨對蘇共的教訓有着深刻的認識。早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就將“思想建黨”提升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以下是幾個關鍵措施：

1. 思想入黨的重要性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針對的是黨內潛伏的“投機分子”。毛澤東尖銳指出：“有些人口頭上承認黨綱，但行動上卻反對；有的人在困難時動搖，勝利後腐化。

這些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調查研究”和“群眾路線”，整風運動清除了大量“黨八股”和宗派主義分子。

同時，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黨員從單純的組織入黨轉向更加重視思想入黨的理念。

2. 嚴格的入黨程序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控制數量、提高質量”的方針。

1951年，《關於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明確規定：“入黨必須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包括對其對黨的認識、工作表現和群眾評價的考察。”

改革開放後，在市場經濟衝擊下，党進一步強化了入黨教育：發展對象需參加黨校培訓，進行全面政治審查（包括直系親屬和主要社會關係），並將預備期從一年延長至兩年（部分領域）。

同時，還建立了“責任追究制”，確保介紹人和支部書記對黨員質量負有終身責任。

3. 保持階級屬性

   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自身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與蘇共不同。在脫貧攻堅中，“黨員包村包戶”；在抗疫一線，“黨員衝鋒在前”。這些行動證明了黨員不僅僅是一種身份，更是一種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失去生命力。”

這種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從根本上杜絕了蘇共式特權階層滋生的土壤。

四、蘇聯共產黨解體對我們的啟示

蘇聯共產黨的滅亡本質上是由“信仰危機”引發的“組織崩潰”。

當黨員數量膨脹到失控的地步，入黨動機變為利益交換，黨組織淪為特權階層的工具時，這個政黨的崩潰便是不可逆轉的。

警示一：全民黨是虛幻的概念

蘇共曾提出“全民黨”的口號，試圖淡化其階級屬性。然而歷史證明，放棄階級立場的政黨最終會被各個階級拋棄。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兩大先鋒隊”的定位——工人階級先鋒隊以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這不僅保持了黨的先進性，也擴大了群眾基礎，從而有效避免了“全民黨”所帶來的陷阱。

警示二：入口關是生存之道

蘇共後期的教訓表明，黨員數量可以少，但必須保持“純潔”。

目前存在着“重數量輕質量”和“突擊發展黨員”的現象，甚至出現了“帶病入黨”和“金錢購買入黨資格”等問題。

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根治，蘇共的悲劇可能會重演。

警示三：初心是最有效的防腐劑

蘇共黨員從“為工農而戰”逐漸變為“為自己而活”，根本原因在於初心迷失。中國共產黨通過主題教育和黨史學習，不斷強化黨員的宗旨意識。

正如一位老黨員所說：“每次重溫入黨誓詞，我都感到自己回到了那個扛着紅旗鬧革命的年代——這不僅僅是懷舊，更是提醒自己：作為一名黨員，這是一輩子的責任。”

通過以上警示，我們應當深刻反思，以確保我們在未來的發展中能夠吸取歷史教訓，堅定信念，保持黨的純潔性與先進性。

兩千萬黨員的歷史教訓，銘刻着“不忘初心”！1991年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蘇聯停止存在。

當克里姆林宮的紅旗緩緩落下時，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會場外的紅場上，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默默流淚。

這位老布爾什維克於1918年加入共產黨，他一生經歷了內戰和衛國戰爭，卻在晚年目睹自己曾為之奮鬥終身的政黨，竟毀於“假黨員”的手中。

他用盡最後的力氣對身邊的人說：“我們當年入黨，是為了讓更多人過上好日子。

而後來的那些人入黨，是為了讓自己過上好日子。這就是差別。”

蘇共的2000萬黨員，最終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而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擁有10027.1萬黨員，這是否能證明：一個政黨的強大，不在於數量，而在於質量；不在於口號，而在於信仰；不在於特權，而在於初心？

——反腐敗的數字、內奸的猖獗，給了我們明確的答案。蘇共用74年的血淚換來的深刻警示，也是對我們最珍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