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舉世稱羨。
但現實中的美國人卻對他們的經濟並不滿意，而且這種不滿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這兩種說法都沒錯。坦白說，直到最近，這都讓我感到困惑。面對如此非凡的經濟增長，為何會產生如此持久的悲觀情緒，這怎麼可能是理性的？
過去25年間，美國的GDP增長遠超（除印度和中國外的）主要經濟競爭對手歐洲和日本，差距大到歐洲許多最強大國家的經濟繁榮程度僅相當於美國最貧困的州。例如，以可支配收入衡量，相比美國整體水平，英國和法國的生活水平更接近仍然是美國最貧困州的密西西比州。
我們常聽說中產階級在萎縮，但這種萎縮是因為富裕階層和中上階層在擴大。根據經濟學家斯科特·溫希普和斯蒂芬·羅斯的分析，核心中產階級（定義為家庭收入在貧困線的250%至500%之間）占全國家庭的比例從1979年的35.5%下降到2024年的30.8%。乍一看變化不大，但這是13%的降幅。
這並非因為美國人變窮了。他們變富了——遠比之前更富有。在此期間，處於貧困或接近貧困（低於貧困線150%）的美國人口比例從29.7%驟降至18.7%。中下階層家庭（貧困線150%至250%之間）的比例也從24.1%下降到15.8%。
同期，美國中上階層和富裕階層的比例急劇膨脹。1979年，有10.4%的家庭屬於中上階層，其收入在貧困線500%至1500%之間。到2024年，這一比例幾乎翻了三倍，達到31.1%，而富裕階層（收入在貧困線1500%及以上）的比例則從微不足道的0.3%增長到3.7%，增長了十倍以上。
為了讓你理解這些數字的含義，以三口之家為例，劃分五個階層的收入門檻在2024年的美元價值下分別是4萬美元、6.7萬美元、13.3萬美元和40萬美元。
結果是，與前幾代人相比，很大一部分美國人過着看起來異常富足的生活。儘管對住房可負擔性有正當的抱怨，但平均而言，美國人住的房子比前幾代美國人更大、更豪華。
過去的奢侈品——如中央空調、大屏幕電視、家用電腦和多輛汽車——如今已成為美國大多數（當然不是全部）社會階層生活的標配。
美國仍然是機遇之地。我們仍然能為數千萬人創造巨大的財富。
我過去曾是那個煩人的人，面對主觀認為的經濟萎靡，我會拋出客觀的經濟統計數據——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論證，悲觀情緒或許是真實的，但卻是不理性的。畢竟，難道不是大多數人都滿意自己的經濟狀況嗎，即使他們擔心整體的經濟大局？
此外，這不也大多是黨派之見嗎？經濟樂觀與悲觀情緒會根據誰執政而翻轉，共和黨在贏得白宮時立刻變得更樂觀，而民主黨在自己的政黨主政時也表現出完全一樣的行為。
一個分裂為兩個均勢陣營的國家永遠不會表達廣泛的經濟樂觀情緒。
但後來我讀到一篇徹底改變我觀點的文章，一旦我的觀點改變，我就看到了一個無法忽視的現實——我們之所以痛苦，部分原因正是因為我們富有。
這篇去年8月發表在《紐約時報》觀點版的文章由管理顧問丹尼爾·柯瑞爾撰寫，內容是關於迪士尼世界的經濟學。文章描述了一個曾經對大多數美國人開放的公園如今變得極其昂貴，其收費足以壓垮無數美國家庭的預算。
但暴漲的不僅僅是入園的基本費用。迪士尼還提供各種額外付費的特別福利，創造了一種多層次的體驗。不妨把這個公園想象成航班的登機組。如果你在第一組，會舒服許多。
從某種意義上說，迪士尼的故事雖然可以理解且令人遺憾，但並不算觸目驚心。在任何特定年份，只有一小部分美國人會去迪士尼世界，而且如果富裕的美國人大幅增加，那麼從經濟角度出發，迎合他們的品味（並掏空他們的錢包）來創造特別福利就順理成章了。
但不僅僅是迪士尼。這樣的例子在我們身邊比比皆是。本月，《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講述了青少年體育運動的爆炸性成本。例如，2019年至2024年間，美國家庭在棒球上的平均年支出從660美元增加到1113美元。
這部分是因為青少年體育的性質已經改變。在我小時候，我們都有球棒、手套和幾個球。我們在最近的沃爾瑪超市入口外設立的社區報名桌報名參加小聯盟，加入那些名為“湯姆換油店老虎隊”或“韋恩錄像店野貓隊”的球隊。
現在呢？旅行體育已經占據主導，而旅行體育很昂貴。正如《華爾街日報》報道的：“隨隊外出比賽的青少年穿着價值幾千美元的服裝、裝備和贈品湧入周末錦標賽。”忘記那些由本地企業贊助的本地隊伍吧。現在，你常常發現自己要輾轉於本地區甚至全美各地，為名為“A聯盟”或“B聯盟”的隊伍打比賽，這些隊伍代表着你選擇的旅行體育公司的不同分支。
如果你是個體育迷，除非手頭有大量閒錢，否則就別想去現場看職業隊比賽了。正如我的同事亨利·布什內爾去年12月在The Athletic上報道的那樣：
根據“球迷成本指數”，從1991年到2023年，觀看一場職業橄欖球大聯盟(NFL)或職業棒球大聯盟(MLB)比賽的平均價格上漲了約300%。現在，一場NFL比賽的平均票價超過300美元。
根據The Athletic本賽季早些時候的一項分析，一場普通NFL比賽的最便宜門票約為169美元——這超過了英超聯賽除阿森納俱樂部最受關注比賽最高票價之外的所有標準門票價格。
那坐飛機呢？購買機票就像打開餐廳菜單。你面臨着一個又一個的座位等級選擇。不再是只有頭等艙和經濟艙——以從後向前的順序登機。不，我們現在有頭等艙、舒適經濟艙、經濟艙和基礎經濟艙。我們有貴賓鑰匙登機、預登機和另外九個登機組。
結果可能是無盡的煩擾。我們不斷被提醒，美國是一個多層次的社會，高收入能為你帶來極其明顯的富裕享受，而一份體面的收入則什麼特殊待遇也帶不來。高收入的美國人如此之多，以至於整個經濟都在扭曲，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以滿足少數人。
換句話說，我們擁有的是一個為“第一組”設計的經濟，但身處的是一個“第九組”的國家，難怪這麼多美國人在經濟上感到不利和不安全。
有一個統計數據支持這種看法。去年2月，《華爾街日報》報道稱，收入最高的10%群體（家庭年收入約25萬美元或以上）現在占據了總消費的49.7%。這是一個驚人的比例——一個能讓整個經濟向頂層傾斜的比例。
將分析範圍擴大到收入最高的40%人群，這個比例上升到總消費的75%以上。這意味着，最貧窮的60%美國人只占了總消費的不到四分之一。把這些匯總起來，就意味着個體的理性經濟選擇正在推動整個經濟迎合富裕階層。而且，如果收入最高的10%群體是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消費者，那將意味着即使是中上階層的人也會感到維持體面生活的壓力。
如果你是汽車製造商，你會想生產低利潤的入門級汽車嗎？還是通過銷售高利潤的SUV來獲得大得多的回報？如果你是開發商，豪華住宅通常利潤要高得多。
是的，二手車仍然可以是很不錯的車，而有證據表明，通過增加整體供應，建造更多高端住宅可以降低房價，但中產階級的美國是二手車的美國。那閃閃發光的新玩意？那是給別人準備的。
結果可能就是，你不斷感覺自己是個二等公民。你在酒店前台登記時，會瞄着那條更短的黃金會員隊列。你乘坐租車公司班車經過貴賓服務亭，那裡的常旅客拿了鑰匙就可以走。
或者，更嚴重的是，你搬到一個新城市，發現要看新醫生可能需要等上好幾個月——除非你能支付高昂的月費享受“特約醫療”。那樣你就能馬上得到診治，也許中年患者還能獲得肉毒桿菌的優惠。
如果你住在一個高收入10%群體鍾愛的城市呢？那麼，即使是中上階層也根本感覺不到富裕。六位數的薪水只能買得起“鞋盒”公寓，從食品雜貨到汽油，一切都貴得離譜。很快，你就會在谷歌上搜索查塔努加或得梅因的房價——心想那裡肯定更便宜——無論你是否真的打算離開。
在此背景下，“可負擔性”不僅僅指特定商品的價格（甚至不一定指特定時期的通脹率），更是指獲得那種本應感覺是正常美國生活所需支付的成本——這種生活包括與孩子一起看棒球賽、有隨時可以看的醫生、一個你喜歡的家，以及至少一種還沒有被時代拋棄的整體感覺。
財富總是誘惑我們永不滿足。我們被那永不饜足的欲望所詛咒。我們容易嫉妒。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談論“與鄰居攀比”。
但如果“鄰居”在無意中也讓攀比變得困難呢？如果他們強大的經濟實力改變了我們的社區，使我們無力支付醫療、住房、體育以及許多其他我們需求或想要的東西呢？
在這個故事裡，問題也許不在於寡頭統治。埃隆·馬斯克的億萬財富並沒有對我的生活造成直觀的改變。但我所在城市的所有醫生、律師、工程師和會計師有。他們買下了封閉式社區的房子。他們的孩子在打旅行體育比賽。因為他們手中的錢，新開的餐館更可能是“從農場到餐桌”的小館，而不是華夫餅屋。
在這個故事裡，沒有誰是明確的壞人，這也正是問題難以解決的原因之一。我們無法找出並擊潰一群特定的、正在使美國陷入困境的“壞人”。每個人都在按照理性的自利行事。如果可以，為什麼不做律師或工程師呢？既然能向建築師收取更高費用，為什麼要向幼兒園老師賣食品賺更少的錢？如果貴賓服務能讓你的生活更輕鬆，為什麼不買呢？如果“特約醫療”醫生待遇和生活方式更好，為什麼不做呢？
正是這些被數百萬美國人重複了數百萬次的選擇，既刺激了我們的經濟增長，也——荒謬地——加劇了我們的痛苦。我們買不起我們得不到的，我們也買不起我們過去能負擔的，這種組合甚至可以讓一個按歷史標準可能已相當富裕的美國中產階級感到自己確實很窮。
GEORGE DOUGL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