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丑闻：哈梅内伊罢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正是万头攒动、人声鼎沸的时候。下午四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来到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按预定日程，他将在这里与来访的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举行正式会谈。可是，四点钟的时候，哈梅内伊并未出现，李鹏只好等待。然而，等了又等，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哈梅内伊的踪影。怎么回事？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从钓鱼台国宾馆打来电话说，伊朗总统要对双方正式会谈罢谈，以表示不满。李鹏在《六四日记》中记载说：“这是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还没有发生过的事。”[1]

伊朗总统为什么不满呢？原来，“听说小平同志不准备见他，很不高兴”。李鹏《六四日记》说：“我和（钱）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朗总统商谈。（但）他无法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戈尔巴乔夫）。”李鹏对哈梅内伊解释说：“小平同志遵照医生安排正在检查身体，不能见你”。可是，哈梅内伊不依不饶，“提出只要求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握一下手，而不举行任何会谈，就可以了”。

对此，李鹏后来补记说：“当时，小平同志是因为准备中苏会谈，同时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不想见外国客人的。”[2]可是，经哈梅内伊这么一闹，不想见也得见。拖了两天之后，五月十一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哈梅内伊。[3]

内政危机：邓小平拒见赵紫阳

这段时间里，和哈梅内伊一样想见邓小平而见不上的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位。不过，这一位不是外宾，而是中国当时的第一把手赵紫阳。

赵紫阳上次见到邓小平，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的胡耀邦追悼会上。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赵紫阳去朝鲜访问；四月三十日上午，赵紫阳回到北京。[4]

回到北京之后，赵紫阳很想尽快见到邓小平。为什么？谁都知道，当时形势并不寻常。就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这短短一周之内，北京风云突变，《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把四月五日胡耀邦逝世以来的学生悼念活动定性为“动乱”。赵在朝鲜的时候，不可能就此和北京争论；回来之后，他马上采取了缓和矛盾、降低对立的做法。但是，谁都知道，中国的最终决策权在邓小平手里。所以，如同赵紫阳后来回忆中所说：“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5]

可是，整整两个星期，尽管赵紫阳多次要求见邓，但都被拒绝了。邓的秘书王瑞林告诉赵，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6]

一直到五月十三日，也就是邓小平会见了哈梅内伊两天之后，赵才得以见邓[7]——距离四月二十二日两人上次见面，已经整整二十天过去了——这可是中国陷入“动乱”（按照邓的说法）之中的二十天。既然这个国家正处在“动乱”之中，为什么国家实际上的第一号领导人，二十天里不肯会见名义上的第一号领导人一起商量对策呢？这位实际上的掌权者，采取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

政治阴谋：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要这样关门谢客，玩起了“失踪”？查《邓小平年谱》，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到五月十一日会见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8]这段时间里，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综合李鹏《六四日记》里的说法和赵紫阳《改革历程》中的回忆，我们可以听到三种解释：第一，身体不好；第二，准备中苏会谈，要见戈尔巴乔夫；第三，“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

对哈梅内伊，用了第一个理由，但是人家认为没有说服力；对赵紫阳，开始用的是第一个理由，后来结合上第二个理由。李鹏日记其实指明了，第一个理由，即所谓邓小平身体不好、不能见客，明显是个托词。这就是说，邓小平以此理由拒绝见赵紫阳，是对赵紫阳说了谎话。既然邓“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赵要见邓就是来讨论如何应对当时的形势（即邓所谓的“动乱”），那么邓为什么偏偏不见呢？

至于说邓要准备中苏会谈，我们知道，邓小平是五月十六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9]，就是五月十一日见一下哈梅内伊，中间还相隔一周的时间，应该足够准备下一场会见了。至于赵紫阳，则是四月三十日就回到北京了，这中间邓更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见赵，不会耽误邓见戈尔巴乔夫。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凡会见某个重要来宾，就必须闭门谢客花上两个星期准备，连最重要的本国同事来商讨最紧急的事务也不要见面，我看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内政都不用搞了，这个领导人也不用当了，因为这说明他根本没有当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的能力和资格。

当然，邓小平不是没有这种能力。邓的领导风格，按周恩来的总结，是所谓“举重若轻”[10]，什么大事在他看来都是轻而易举的。现在，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来访，难道就真的需要闭关十多天？显然，这个解释是很难说得过去的。而且，十一日不还是见了哈梅内伊吗？十三日又见了赵，这不更耽误“准备”中苏会谈了吗？

我的推测是：邓小平这段时间根本不在北京。所以，他无法见赵紫阳，也无法见哈梅内伊。很可能他原本计划再晚一些返京，但被哈梅内伊那么一闹，只好尽快回京。

军事政变：邓小平“失踪”的谜底

那么，邓小平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要瞒着赵紫阳呢？我的进一步推测是：他出京安排军队去了。

安排军队干什么呢？就是要在北京实行军事戒严，以同时解决学生和赵紫阳的问题。为什么要出京才能安排军队？看一看“文革”中毛对付林彪时候的要搞所谓“南巡”，就大体可以明白了（其实还有更多的类似事例，此处不赘）。

我们目前当然无法确知邓小平离京的时间，但很可能就在四月底，也就是在定性“动乱”并激发了民众更大的抗议浪潮之后。这就是说，早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已经决定要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这次政治危机，并完成最高政治权力的改组。

准备周详之后，只是有一件大事在日程上，邓不能不等一等。这件大事，就是戈尔巴乔夫来访。但是，邓一点儿也不想多等。五月十六日上午，邓见了戈尔巴乔夫；第二天上午，邓办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午到邓家开会。会上，邓小平提出戒严。[11]

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尚未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五月十八日，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当天下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部署兵力；五月十九日、二十日，十个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就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进驻北京地区的有关目的地”。[12]

在北京戒严，在和平时期调动大批军队，这是小事情吗？如果见个戈尔巴乔夫就真的要准备十四天的话，那么，北京戒严这样一件大事，难道邓小平仅仅用了半天就决定了？决定之后，几十万军队从八方调来，倒是不用四十八小时就完成了？如果我们想象这些军队本来已经待命，是不是更为合理一些？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待命的呢？推测是在四月底五月初，邓小平失踪的这段时间里，应该也不是全无来由吧？

当时，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央军委要调动军队，应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按照中共“集体领导”的原则，军委主席调动军队，最起码应该知会军委第一副主席。难道，为了避开赵紫阳，邓小平不惜撒谎、装病、置国家脸面于不顾而闹出外交丑闻，也要秘密调动军队？难道，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到五月中，邓小平事实上是策划并进行了一场军事政变？反正，结局很清楚：通过戒严，邓小平打倒了赵紫阳，也打倒了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并最终悍然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实行了血腥的武力镇压。

【注】

[1]李鹏《六四日记》“五月九日”日记原文为：“下午四时，原定与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会谈，因为小平同志不见，对方罢谈。我和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朗总统商谈。他无法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其他引文，也出自此书，但根据李鹏前言介绍，是他在准备出书的时候“参考我（指李鹏本人——引者注）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当时有关文献、新闻报道而写成的。”

[2]同上。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1274。

[4]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页24、26、35。

[5]同上，页37。

[6]同上。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5；《改革历程》，页41。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2—74。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5。

[10]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页198。另外，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并当过其秘书处长的陈鹤桥回忆，邓的工作作风是“沉着稳健，临变不惊；反应敏锐，敢做敢为；计划周密，有条不紊；凡事抓紧，抓而必成。”陈鹤桥《永不消逝的怀念》，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上册，页399。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6—77；《改革历程》，页47—48；《李鹏六四日记》，“五月十七日”。赵紫阳是五月十六日下午5:40开始会见戈尔巴乔夫的（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出版社，1989，页82），不然也许邓不会等到第二天？

[12]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Alhambra，CA：真相出版社，2009，页17—18。

《动向》2015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