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醜聞：哈梅內伊罷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北京天安門廣場正是萬頭攢動、人聲鼎沸的時候。下午四時，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來到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按預定日程，他將在這裡與來訪的伊朗總統哈梅內伊舉行正式會談。可是，四點鐘的時候，哈梅內伊並未出現，李鵬只好等待。然而，等了又等，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還不見哈梅內伊的蹤影。怎麼回事？外交部禮賓司負責人從釣魚臺國賓館打來電話說，伊朗總統要對雙方正式會談罷談，以表示不滿。李鵬在《六四日記》中記載說：“這是在新中國外交史上還沒有發生過的事。”[1]

伊朗總統為什麼不滿呢？原來，“聽說小平同志不準備見他，很不高興”。李鵬《六四日記》說：“我和（錢）其琛同志親自去釣魚臺拜會，與伊朗總統商談。（但）他無法理解，因為鄧在他之後要見戈（戈爾巴喬夫）。”李鵬對哈梅內伊解釋說：“小平同志遵照醫生安排正在檢查身體，不能見你”。可是，哈梅內伊不依不饒，“提出只要求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握一下手，而不舉行任何會談，就可以了”。

對此，李鵬後來補記說：“當時，小平同志是因為準備中蘇會談，同時正在密切關注動亂事態的發展，而不想見外國客人的。”[2]可是，經哈梅內伊這麼一鬧，不想見也得見。拖了兩天之後，五月十一日上午，鄧小平會見了哈梅內伊。[3]

內政危機：鄧小平拒見趙紫陽

這段時間裡，和哈梅內伊一樣想見鄧小平而見不上的國家領導人，還有一位。不過，這一位不是外賓，而是中國當時的第一把手趙紫陽。

趙紫陽上次見到鄧小平，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的胡耀邦追悼會上。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趙紫陽去朝鮮訪問；四月三十日上午，趙紫陽回到北京。[4]

回到北京之後，趙紫陽很想儘快見到鄧小平。為什麼？誰都知道，當時形勢並不尋常。就在趙紫陽出訪朝鮮的這短短一周之內，北京風雲突變，《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發表措辭強硬的社論，把四月五日胡耀邦逝世以來的學生悼念活動定性為“動亂”。趙在朝鮮的時候，不可能就此和北京爭論；回來之後，他馬上採取了緩和矛盾、降低對立的做法。但是，誰都知道，中國的最終決策權在鄧小平手裡。所以，如同趙紫陽後來回憶中所說：“我當時急着想直接見鄧談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認可。”[5]

可是，整整兩個星期，儘管趙紫陽多次要求見鄧，但都被拒絕了。鄧的秘書王瑞林告訴趙，鄧最近身體很不好，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戈爾巴喬夫，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6]

一直到五月十三日，也就是鄧小平會見了哈梅內伊兩天之後，趙才得以見鄧[7]——距離四月二十二日兩人上次見面，已經整整二十天過去了——這可是中國陷入“動亂”（按照鄧的說法）之中的二十天。既然這個國家正處在“動亂”之中，為什麼國家實際上的第一號領導人，二十天裡不肯會見名義上的第一號領導人一起商量對策呢？這位實際上的掌權者，採取的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嗎？

政治陰謀：鄧小平究竟在幹什麼

那麼，究竟為什麼，在這樣的“關鍵時刻”，鄧小平要這樣關門謝客，玩起了“失蹤”？查《鄧小平年譜》，從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會見李鵬、楊尚昆定性“動亂”之後，一直到五月十一日會見哈梅內伊，中間全部空白。[8]這段時間裡，鄧小平究竟在幹什麼？

綜合李鵬《六四日記》裡的說法和趙紫陽《改革歷程》中的回憶，我們可以聽到三種解釋：第一，身體不好；第二，準備中蘇會談，要見戈爾巴喬夫；第三，“正在密切關注動亂事態的發展”。

對哈梅內伊，用了第一個理由，但是人家認為沒有說服力；對趙紫陽，開始用的是第一個理由，後來結合上第二個理由。李鵬日記其實指明了，第一個理由，即所謂鄧小平身體不好、不能見客，明顯是個託詞。這就是說，鄧小平以此理由拒絕見趙紫陽，是對趙紫陽說了謊話。既然鄧“正在密切關注動亂事態的發展”，而趙要見鄧就是來討論如何應對當時的形勢（即鄧所謂的“動亂”），那麼鄧為什麼偏偏不見呢？

至於說鄧要準備中蘇會談，我們知道，鄧小平是五月十六日會見戈爾巴喬夫的[9]，就是五月十一日見一下哈梅內伊，中間還相隔一周的時間，應該足夠準備下一場會見了。至於趙紫陽，則是四月三十日就回到北京了，這中間鄧更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見趙，不會耽誤鄧見戈爾巴喬夫。

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但凡會見某個重要來賓，就必須閉門謝客花上兩個星期準備，連最重要的本國同事來商討最緊急的事務也不要見面，我看這個國家的外交和內政都不用搞了，這個領導人也不用當了，因為這說明他根本沒有當國家領導人日理萬機的能力和資格。

當然，鄧小平不是沒有這種能力。鄧的領導風格，按周恩來的總結，是所謂“舉重若輕”[10]，什麼大事在他看來都是輕而易舉的。現在，為了一個戈爾巴喬夫來訪，難道就真的需要閉關十多天？顯然，這個解釋是很難說得過去的。而且，十一日不還是見了哈梅內伊嗎？十三日又見了趙，這不更耽誤“準備”中蘇會談了嗎？

我的推測是：鄧小平這段時間根本不在北京。所以，他無法見趙紫陽，也無法見哈梅內伊。很可能他原本計劃再晚一些返京，但被哈梅內伊那麼一鬧，只好儘快回京。

軍事政變：鄧小平“失蹤”的謎底

那麼，鄧小平幹什麼去了呢？為什麼要瞞着趙紫陽呢？我的進一步推測是：他出京安排軍隊去了。

安排軍隊幹什麼呢？就是要在北京實行軍事戒嚴，以同時解決學生和趙紫陽的問題。為什麼要出京才能安排軍隊？看一看“文革”中毛對付林彪時候的要搞所謂“南巡”，就大體可以明白了（其實還有更多的類似事例，此處不贅）。

我們目前當然無法確知鄧小平離京的時間，但很可能就在四月底，也就是在定性“動亂”並激發了民眾更大的抗議浪潮之後。這就是說，早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已經決定要採取軍事手段來解決這次政治危機，並完成最高政治權力的改組。

準備周詳之後，只是有一件大事在日程上，鄧不能不等一等。這件大事，就是戈爾巴喬夫來訪。但是，鄧一點兒也不想多等。五月十六日上午，鄧見了戈爾巴喬夫；第二天上午，鄧辦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午到鄧家開會。會上，鄧小平提出戒嚴。[11]

這個時候，戈爾巴喬夫尚未結束對中國的訪問。五月十八日，戈爾巴喬夫離開中國；當天下午，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楊尚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部署兵力；五月十九日、二十日，十個集團軍的有關部隊就從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進駐北京地區的有關目的地”。[12]

在北京戒嚴，在和平時期調動大批軍隊，這是小事情嗎？如果見個戈爾巴喬夫就真的要準備十四天的話，那麼，北京戒嚴這樣一件大事，難道鄧小平僅僅用了半天就決定了？決定之後，幾十萬軍隊從八方調來，倒是不用四十八小時就完成了？如果我們想象這些軍隊本來已經待命，是不是更為合理一些？那麼，他們是什麼時候開始待命的呢？推測是在四月底五月初，鄧小平失蹤的這段時間裡，應該也不是全無來由吧？

當時，鄧小平是中央軍委主席，趙紫陽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按照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中央軍委要調動軍隊，應該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按照中共“集體領導”的原則，軍委主席調動軍隊，最起碼應該知會軍委第一副主席。難道，為了避開趙紫陽，鄧小平不惜撒謊、裝病、置國家臉面於不顧而鬧出外交醜聞，也要秘密調動軍隊？難道，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到五月中，鄧小平事實上是策劃並進行了一場軍事政變？反正，結局很清楚：通過戒嚴，鄧小平打倒了趙紫陽，也打倒了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並最終悍然對和平抗議的民眾實行了血腥的武力鎮壓。

【注】

[1]李鵬《六四日記》“五月九日”日記原文為：“下午四時，原定與伊朗總統哈梅內伊會談，因為小平同志不見，對方罷談。我和其琛同志親自去釣魚臺拜會，與伊朗總統商談。他無法理解，因為鄧在他之後要見戈。”其他引文，也出自此書，但根據李鵬前言介紹，是他在準備出書的時候“參考我（指李鵬本人——引者注）的親筆工作記錄以及當時有關文獻、新聞報道而寫成的。”

[2]同上。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274。

[4]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頁24、26、35。

[5]同上，頁37。

[6]同上。

[7]《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5；《改革歷程》，頁41。

[8]《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2—74。

[9]《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5。

[10]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198。另外，長期在鄧小平領導下工作並當過其秘書處長的陳鶴橋回憶，鄧的工作作風是“沉着穩健，臨變不驚；反應敏銳，敢做敢為；計劃周密，有條不紊；凡事抓緊，抓而必成。”陳鶴橋《永不消逝的懷念》，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上冊，頁399。

[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6—77；《改革歷程》，頁47—48；《李鵬六四日記》，“五月十七日”。趙紫陽是五月十六日下午5:40開始會見戈爾巴喬夫的（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編，《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北京出版社，1989，頁82），不然也許鄧不會等到第二天？

[12]吳仁華，《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Alhambra，CA：真相出版社，2009，頁17—18。

《動向》2015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