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这篇写于2010年12月11日的旧文，作为祝贺刘晓波离开中国共产党一手制造的冤狱与黑狱的纪念。---- 高胜寒   2017年6月28日

我没有敌人 也没有仇恨

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主席贾格兰(Thorbjorn Jagland)在2010年10月8日宣布该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时说：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决定将2010年的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以表彰他长期以来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一直坚信，人权与和平，二者休戚相关，密不可分。人权正是诺贝尔先生在其遗嘱中所希冀的‘各国间兄弟情谊’之先决条件。”

这个应该使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感到骄傲的消息，急坏了贪污腐败、独裁残暴的中国共产党，唆使海外专为中共涂脂抹粉的五毛文奴搥胸顿足地抗议，虚假舆论捏造得铺天盖地。习惯性的强盗扮书生在露出马腿后益发狰狞，更加丑陋。

2010年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依照既定时间表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中国共产党为了要和举世公认与尊重的诺贝尔和平奖对着干，更为了掩盖其作贼心虚心态，竟然在2010年12月9日自导自演出一幕“孔子和平奖”闹剧。可笑的是，居然把奖状颁发给前国民党党魁、台湾偏安小朝廷的所谓副总统连战。

中国共産党之把这块奖牌丢给近年来频频到大陆去叩头、朝拜和投降的连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连这位国民党败军之将也羞于前来领奖，看来连战还未至于愚蠢到去北京领这块遮羞布。

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夕抛出的这个什么“孔子和平奖”，使世人觉得这个来路不明的中共外围组织，像是一批滑稽可笑的政治小丑在自我作践，自卫丑表态。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密集外交游说与利益施压，中共终于得到了18个国家的合作，联合抵制这次备受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这18个国家是哈萨克斯坦、突尼斯、巴基斯坦、伊朗、苏丹、俄罗斯、哥伦比亚、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伊拉克、越南、阿富汗、委内瑞拉、菲律宾、埃及、古巴、摩洛哥和乌克兰。

这18个国家或是一些落后愚昧、思想封建的穆斯林国家，或是一些人权记录极差的独裁暴政、贪污腐败的寡头政权，其中没有一个是西方自由国家。物以类聚，也只有这些独裁专制国家才会与中共这种寡头政权唱双簧。  

在挪威首都奥斯陆65个被邀请国家的外交代表中，有46个国家参与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盛会。挪威国王哈罗德五世(Herald Ⅴ)与索尼娅皇后(Sonja)也依照诺贝尔和平奖的传统，无视中共的政治威胁，出席了盛会。

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由于刘晓波正在中国大陆的黑牢坐文字冤狱，他的妻子刘霞和他的亲友全被中共特务非法软禁在家，不得与外界联繫，当然无法亲临领奖。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在台上为刘晓波置了一把空椅以示抗议。

当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主席贾格兰在台上说：“《中国宪法》赋予人民言论自由权，刘晓波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不过是行使了公民的权利，他必须立即被释放。而他与家人不被允许前来领奖的事实，正说明了我们决定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他的正确性。”

贾格兰将刘晓波的《得奖证书》和《奖状》置放在写着刘晓波名字的空椅子上后，全体与会者又一次起立鼓掌，向刘晓波博士致敬和支持，也向威武不能屈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不畏强权的精神致敬。

在颁奖次日，欧巴马总统在白宫又一次肯定了刘晓波倡导的普世价值，并发表声明说：“刘晓波先生和他的妻子不被允许出境，很遗憾地不能像我与妻子一样在去年亲临奥斯陆领奖。事实上，刘晓波先生远远比我更有资格领取这个奖状。”  

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Nancy Pelosi)与美国驻奥斯陆大使怀特(Barry White)一齐参与盛会时说：“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刘晓波先生就是我们时代的英雄。”  

挪威名导演兼演员丽芙·乌尔曼(Liv Ullmann)在现场用英语朗诵刘晓波在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法庭上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诉》：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民运，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了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年5月至1996年1月)，被劳动教养(1996年10月至1999年10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有意识地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   

“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们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裡，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裡，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裡，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裡，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绝不会因为发表不同意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自此以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是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是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乌尔曼有着精彩的一生。她于1938年12月16日在日本东京出生，她的父亲维戈(Viggo Ullmann)是一位飞机工程师，他与妻子扬隆德(Janna Lund)当时在东京工作。乌尔曼在挪威特隆赫姆(Trondheim)长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移居加拿大，目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定居。     

自1952至2008年，乌尔曼演过了36部电影，曾在自1992年至2000年，她执导了四部电影，两次被奥斯卡提名为最佳女主角，曾数度在瑞典导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执导的电影中演出，她曾得美国的金球奖和英国电影学院奖。   

乌尔曼结过两次婚，也离过两次婚。第一任丈夫斯唐(Hans Stang)是一位挪威心理学医生，第二任丈夫桑斯德(Donald Saunders)是美国波士顿的地産开发商。有趣的是，她与桑斯德于1995年就办好了离婚手续，但继续同居了12年才分手。       

乌尔曼的独生女肯恩(Kinn Ullmann)也是演员，亦是伯格曼的乾女儿。乌尔曼出版过两本自传，《变迁(Changing)》和《决择(Choices)》。她热心于公益，被联合国委任为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由于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上朗诵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诉》，已经澹出江湖的乌尔曼重新进入世人的视野。  

这是诺贝尔和平奖74年来第一次发生即没有获奖者到场也没有获奖者亲人代为领奖的现象。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拒绝领奖的案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件。

第一件案例是在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决定将该年的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但是在苏联共産党的黑手威胁与白色恐怖下，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冒着全家被整肃杀头的风险，“主动”拒绝了那个所有自由作家梦寐以求的桂冠。    

第二件案例是在1964年。其实也有视诺贝尔文学奖如草芥的作家，但是这个决定的大前提必须是真正的自愿，而不是来自背后的政治压力或白色恐怖。著名的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tre)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1964年以从来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奖励为理由，毅然拒绝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突显他的特立独行，使世人更加钦佩他的风骨。    

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曾有多次得奖人无法亲自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先例。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2007年12月10日英国小说家莱辛(Doris Lessing)身上，她由于在得奖时已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行动不便，因而无法从英国前往瑞典领奖 。    

在诺贝尔奖文学奖的历史上，莱辛是年龄最老的得主。如果包括其它类别的诺贝尔奖项在内，她的年龄则排在第三位；在1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中，她是第11位女性得主；由于反对超级大国核武竞争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莱辛曾被多个国家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以刻画人性而闻名于欧洲文坛的莱辛于1919年10月22日在伊朗克尔曼沙阿(Kermanshah)出生，双亲都是英国人，她以萨默斯(Jane Somers)的笔名，写出了八部流传极广的小说。

其中《亚哥斯的老人星(Canopus in Argos)》《好的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和《青草歌声(The Grass is Singing)》等，都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并不是每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都可留名青史。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苏联的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萨哈罗夫于1921年5月21日在苏联莫斯科出生，由于他对苏联共産党的忠诚与热爱，使他在1953、1955与1962年三次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和苏联最高荣誉的列宁勳章。   

萨哈罗夫本来是一位拥护苏联共産党的科学家，素有苏联原子弹之父的封号。他是苏联的特权阶级，在全苏联老百姓连买面包都要排四个小时队时，萨哈罗夫和跟着他鸡犬升天的亲戚朋友们却过着朱门酒肉臭的奢华生活。

萨哈罗夫备受斯大林的宠爱，在骨子裡，他本是一个郭沫若式的人物，风云际会，天良未泯，却使他变成了苏联的方励之。

如果苏联共産党能够因为政见不同而能容忍他，而不镇压他，不整肃他，不隔离他，不使他屈死在莫斯科，他固然得不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也成就不了世人心中的萨哈罗夫。

代号第三概念的热核武器研制成功使萨哈罗夫成为苏联最有名气的科学家之一。在偶然的机会里，萨哈罗夫发现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神秘建筑是由一批囚犯来兴建的，而那些囚犯在完成了任务后全部在“保护国家机密”的帽子下被处决。

这个残酷的事实激发出萨哈罗夫的良知，苏联共産党的冷血杀戮惊醒了他的天良，人性的尊严使他看清了苏联共産党奴役人民的庐山真面目。

萨哈罗夫因反对强权间的核子武器竞争而导致与苏联共産党反目成仇。是苏联共産党成就了萨哈罗夫，而不是萨哈罗夫成就了苏联共産党。是诺贝尔和平奖将他供上了神坛，他才更义无反顾地反对苏联共産党出兵阿富汗，他才更积极地反对暴政，鼓吹苏联人民的民主、人权与自由。

1980年1月22日萨哈罗夫公开抗议苏联在1979年侵略阿富汗而被拘捕，流放偏远而没有外国人的高尔基，他的数次绝食的政治行为使苏联在国际上灰头土脸，自此他成为苏联的自由斗士。

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了抗议苏联的拘捕与流放萨哈罗夫，在16街和M街交界处苏联大使馆正门对面之处，改名为萨哈罗夫广场(Andrei Sakharov Place)。

欧洲议会在1988年12月通过议案，成立了萨哈罗夫自由思想奖，鼓吹民主自由思想，2010年时每年颁发五万欧元的奖金予得主。

1980年美国人道主义协会把萨哈罗夫列为当年的风云人物，引起美国媒体对他的兴趣，但萨哈罗夫显然不是西方媒体期待的民权斗士，更不是什么人权或民主先锋，他是历史发展中机缘巧合的讽刺和误会。 

1983年，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得该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波兰共産党政权并没有阻止他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领取奖状，而是瓦文萨自己不敢去，所以他委托与自己育有八个子女的妻子戈洛斯(Danuta Golos)前去代为领奖。     

1990年1月6日《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瓦文萨在拿到这笔奖金后，立即捐出了二十万美元给予波兰政府，救济贫穷的儿童和无助的老人。

在诺贝尔和平奖的众多得主中，没有人能像瓦文萨那样的多灾多难，也没有得主像他拥有那样多的荣耀和光环。

瓦文萨于1943年9月29日在波兰坡坡沃(Powwow)出生，小学毕业后，从军报国，退役后开始在列宁造船厂担任电工，是典型的无産者和工人阶级。他是一位魅力型的草莽领袖，在波兰共産党傀儡政权于1968年奉苏联共産党之命以武力镇压和平游行的学生运动后，他开始自任民运领袖，带领着波兰团结工会进行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用良知与勇气和平对抗握着刺刀和锁链的暴政。

1970年瓦文萨在列宁造船厂内组织工人，以反对食物涨价为理由举行大规模的罢工运动。这场运动在波兰共産政权的武力镇压下，以死亡30名工人的悲惨结局收场。在长达十年的与波兰共産党傀儡政权斗争后，1980年8月14日瓦文萨最终成功地发动了一场使波兰共産党政权坐立难安的全国大罢工。

巨大的政治压力，使以雅盖尔斯基将军(Mieczyslav Jagielski)为首的当权派，不得不挤出了笑脸，临时故作妥协，允许列宁造船厂的工人有合法罢工、组织工会和自由贸易的权利，这个胜利不仅奠定了瓦文萨的民间领袖地位，也拉开了波兰共産党解体的序幕。   

1982年10月8日在波共的铁拳统治下，瓦文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被雅盖尔斯基将军宣布为非法组织，强行解散。为了更方便在地下继续领导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返回列宁造船厂为电工，正在他即将被波共整肃之际，适时传来了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这个突然而来的讯息改变了瓦文萨牢狱之灾的命运，也敲响了波共的丧钟。

波共对于瓦文萨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就像所有寡头政权的反应一样，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在干涉波兰内政，是对波兰主权的粗暴侮辱，是藐视波兰主权的帝国主义行为，当然还有波兰人民不答应等等谰言。

瓦文萨知道如果在当时的状况下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领奖，无疑是自我放逐，波共是不会允许他回国的，于是改由他的妻子代为领奖。波共傀儡政权虽然腐败和无能，但是没有派特务去软禁瓦文萨的妻子，也没有用见不得光的卑鄙下流手段阻止她出境，或者霸王硬上弓地软禁在家，强行不得与外界联繫。

1988年12月瓦文萨组成了不具政党之名而具政党之实的团结公民委员会，并在1989年国会大选中获胜，堂而皇之进入了全部由波共操持包办的波兰国会。这是在苏联共産党势力范围之内的第一个民间非共産党政党的胜利，震惊全世界。 

1989年年底瓦文萨巧妙地策反了波兰前共産党头子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为盟友，波兰国会推选他出任总理，这又是在苏联共産党势力范围之内的独裁体制下40年来第一位非共産党总理，再一次震惊全球。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波共傀儡政权之命运已是流水花落春去也。 1990年瓦文萨决定要在波共傀儡政权的棺材板上敲下最后一根钉子：公开竞选新设立的波兰总统职位，1990年12月9日，在“我不想如此，但我没有选择！”的竞选口号下，当选为波兰第一位民选非共産党的国家元首。

瓦文萨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的学术教育，但他拥有超过32个包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名誉博士学位，他不爱虚荣，但在全世界各国，他得到了超过47个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奖项。这些对普世价值的肯定，又岂是几句寡头政权余孽的“粗暴干涉内政”“波兰人民不答应”所能掩饰得了的？

在人类近代历史上，中共不是唯一高唱这种“粗暴干涉内政”“帝国主义的骗子把戏”的国家，德国希特勒政权就是这种败类，而刘晓波也不是第一位在监狱裡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文人。

1935年当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决定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德国作家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时，惹火了德国暴君希特勒，他除了辱骂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是“粗暴干涉德国内政”“德国人民不答应”外，还有一条罪名是现在连中国共産党都没有胆量说出来的：“这是对德国元首希特勒个人的侮辱”。

稍微有点儿纳粹德国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纳粹独裁暴政统治下对所谓伟大领袖希特勒“个人的侮辱”的必然结果是什么。    

奥西茨基于1889年10月3日在德国汉堡出生，他是一位反对战争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爱国作家与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他的父亲伊格内休斯(Carl Ignatius von Ossietzky)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新教徒，在一位国会参议员的办公室担任速记员，他在奥西茨基两岁时谢世。   

奥西茨基的母亲露萨莉(Rosalie Pratzka)则是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信徒，在她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一位天主教神父的愿望下，奥西茨基在五个星期大时就受洗为罗马天主教教徒。 奥西茨基自小爱好写作，思想开放，才华四射。中学毕业前就名气日盛，登上了德国作家位置，其作品已是广为流传。他的宗教思想和作家良知使他对威廉二世德意志帝国(William Ⅱ,Germany Empire)的军国主义国策産生了反感与抵触思想，从而成为一位和平主义运动的反战积极分子。

1923年3月奥西茨基发表文章说德国目前的大力重整军备，明显地违反了德国于1919年6月28日签署的《凡尔赛和约》。这篇被德国治安当局指控是“出卖国家军事机密”的文章为他带来了八个月的牢狱之灾。

1927年奥西茨基出任德国和平协会秘书长，同年出任德国《世界舞台日报(Die Weltbuhne)》总编辑。奥西茨基在1931年1月20日的《世界舞台日报》上撰文讽刺希特勒说：“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堕落到何种地步，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样，看到足可使人追随他的人格魅力？”这是一篇为他自己埋下日后杀身大祸种子的文章。

1933年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开始在德国公开横行，由于惧怕纳粹党徒的残暴手段，全德国的刊物统统自我收敛，无人胆敢说个不字。唯独奥西茨基不买希特勒与纳粹党徒的账，秉持独立知识分子的天职，继续发表激烈的文字，抨击希特勒与纳粹党徒的种种非法暴行。

奥西茨基拒绝了朋友们的或慎言保命、或出国流亡的规劝，继续带着患有严重肺结核的多病身体，不停地用笔杆子揭发政治无赖希特勒的无法无天，这种摸老虎屁股的勇敢行为，终于导致纳粹党徒将他冷血整肃的结局。

1933年2月28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大楼发生所谓的意外火灾后，奥西茨基终于被德国秘密警察以间谍和卖国的罪名拘捕，关进埃斯特韦根集中营(KZ Esterwegen Concentration Camp)等待审判。

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正在集中营裡坐牢的奥西茨基，作为对他在道义上的支持，引起了国际间对他的关怀和声援。这些来自自由世界的掌声和肯定，对希特勒来说，颁发1935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予被德国法庭判刑的罪犯，就是一种个人的侮辱，在纳粹党徒来说，就是对德国国家主权和独立司法的粗暴干涉。

希特勒盛怒之下，不仅不允许奥西茨基从监狱裡前往奥斯陆领奖，还下令从此以后不允许任何德国人领取任何形式的诺贝尔和平奖，违禁者将以叛国罪惩罚之。  

在希特勒的独裁残暴统治下，当年全德国的舆论就像目前中国大陆一面倒的所谓舆论一样，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在中国共産党的公开推动下成为一片疯狂咒骂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愚蠢海洋。

美国犹太裔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仅仅因为在欧洲大力公开支持奥西茨基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因而惹火了本来就痛恨犹太人的希特勒，在这位被纳粹党徒吹捧为“全人类救星”政治无赖的愤怒下，全德国声嘶力竭的大学生在校园公开焚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时间，爱因斯坦的著作在德国成了绝响。  

在纳粹党外交官的间接威胁下，大多数的国家都不敢派代表参加1936年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纳粹党外交官的直接威胁下，甚至连挪威国王和皇后都要退避三舍，“身体不舒服”，惊吓得不敢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

最可笑的是，奥西茨基明明是被关在集中营做苦工，但素有宣传天才的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Paul Goebbels)却对新闻记者撒谎说：“在自由的德国领土上，奥西茨基是完全自由的，他当然是随时可以前往奥斯陆领奖。”

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戈培尔的人生原则和名言是，“谎言重复一千次就能成为真理”，因此他能够在造谣时脸不红，耳不赤，气不喘，态度诚恳而非常认真地撒谎。 

中国共産党与德国纳粹党在对待诺贝尔和平奖的观点与评价上是前后一致的，是互相辉映的，是志同道合的，中共非法软禁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理由也与戈培尔的人生原则和名言如出一辙，是脸厚心黑和狼狈爲奸的。 

这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前几天的记者会上说，她不知道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已经被中共特务软禁在家一样的可笑荒诞，一样的掩耳盗铃。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中共特务非法软禁，不准与外界联繫和不准出境代夫领奖已经是一件路人皆知之事。难以置信的是，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堂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居然视天下人为白痴，为犬懦，形如政治打手，“我不知道”，睁着眼睛说瞎话，直追德国纳粹党宣传部长戈培尔。这个世界上居然还会有如此厚顔无耻、谎言连篇的外交部发言人！ 

党棍姜瑜天良泯灭，美化独裁，歌颂专制，践踏法律，侮辱国格，藐视公理，欺骗世人，助纣为虐，诬蔑中国人民的尊严。姜瑜罪行难恕，与戈培尔等量齐观、遗臭万年。    

别看中共在美、日、韩军演的反应犹如一只驯服的小羔羊，胆怯得连腐败的晚清政权都不如，在保卫中国钓鱼岛领土方面，软弱得足可比美末年的大清帝国，像鸵鸟一样的对小日本在中国领土钓鱼岛上张牙舞爪视而不见，任凭小日本的横抢强夺而装聋作哑，温柔敦厚得像个弱智白痴。

但是中共在欺负凌辱自己中国人，尤其是欺负凌辱像刘霞这种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女方面，却凶残得像个流氓，像个强盗，像个座山凋，狰狞得像个活土匪。小日本至今不肯在中国人的尊严前低头，不肯为南京大屠杀道歉，不肯为侵略中国认罪，就是认定了中共那种晚清低能的羔羊心态。 

事过境迁，数十寒暑，弹指即过，现在还有谁去相信希特勒的谎言和咒语呢？还有谁去相信纳粹党徒的“对德国国家主权和独立司法的粗暴干涉”呢？

“我不知道”式的谎言，还能维持多久？中国人的智慧、勇气、道德和《正气歌》到哪裡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与气节到哪裡去了？中国人的犬儒思想和奴才心态又何时才能去尽？

1938年5月4日，在德国纳粹党盖世太保的监视下，由于在集中营裡所受的酷刑、虐待与营养不良导致晚期肺结核复发，一代文豪奥西茨基病逝于德国集中营属下的医院，享年49岁。

在刘晓波和奥西茨基事件之间，有着太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刘晓波步出监狱前，是否也会“晚期肺结核复发”呢？

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自1935年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正在监狱服刑的良心犯后，就将每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焦点，放在鼓吹人权、法治与自由的异议人士身上。而每一次颁发就是对人间普世价值的又一次肯定，就是要再一次扇寡头政权们的大耳光。

大耳光子扇得最响的一次，就是将199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缅甸的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于1945年6月19日在缅甸仰光出生。她来自一个声势显赫的政治家族。她的曾曾祖父杨保民(Bo Min Yaung)，在1886年英国併吞缅甸时是反抗大英帝国主义游击队首领，她的祖父帕游(U Pha)是缅甸名律师，她的父亲是被缅甸人民尊之为缅甸之父的德钦昂山将军(Tahkin Aung San)，她的母亲是曾经出任过缅甸派驻印度与尼泊尔(Nepal)全权大使金姬伊(Khin Kyi)。

缅甸人没有姓氏，德钦是缅甸人民对德钦昂山的尊称，文武全才的德钦昂山在学生时代是全缅甸的学生领袖，曾领导着缅甸学生用罢课手段打击大英帝国主义。

德钦昂山是缅共人民革命党的创办人，也是缅甸红军的建立者，在他的英勇领导下，将大英帝国从缅甸赶出去，才有今天独立的缅甸联邦共和国。   

德钦昂山曾借助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去反英反殖，而后既反日也反英，压逼着大英帝国退出缅甸，因而得以独立，阴险而毒辣的大英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就此被德钦昂山赶出缅甸，决定用暴力手段除之。

眼见在缅甸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保守派前傀儡总理吴素的指使下，唆使缅奸优朔(U Saw)于1947年7月19日领着一批暴徒，带着武器冲进了仰光市中心的行政大楼会议室，将正在开影子政府内阁会议的德钦昂山与他的六位未来内阁成员，全部乱枪打死。那一年，翁山苏姬才是个两岁的小娃娃。

翁山苏姬的学术修养是全面而深刻的。她在印度新德里读完大学，在英国牛津大学取得学士学位，1970年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工作了三年，198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长期在西方文明熏陶下，翁山苏姬于1988年返回每七个缅甸人就有一个是特务或警察的集权政权的祖国，开始了她一生最重要的爲缅甸人民的民主自由奋斗的事业。 

1988年8月8日缅甸军事头子奈温将军(Ne Win)下台，发生全国性大游行示威，要求民主与自由的口号，遍传缅甸的大街小巷，是为著名的“8888起义事件”。

1988年8月26日，见多识广的翁山苏姬在缅甸首都，向群集的50万缅甸人民演讲现代民主政治和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重要，她的演讲风采、政治理论和人格魅力，使台下的听众如痴如醉，一举成名，自此翁山苏姬成为缅甸人民的偶像和希望。

1988年9月24日缅甸民主联盟成立，翁山苏姬当选爲秘书长。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印度读书时受到圣雄甘地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哲学的影响，使她成爲缅甸人民崇拜的偶像，但也成爲缅甸寡头政权的最大敌人。她在1989年7月20日被缅甸军政府以意图非法推翻政府的罪名拘捕入狱。

1990年缅甸举行大选，翁山苏姬领导的缅甸民主联盟独得全国选票的59%，这意味着缅甸民主联盟拥有国会80%的席位，翁山苏姬是缅甸民主联盟的党魁，顺理成章地将成爲缅甸下一任女首相。

这个事实，逼使缅甸军政府露出了赖皮流氓的嘴脸，丹瑞将军(Than Shwe)居然藐视全世界的指责和抗议，以正在制宪爲理由，拒绝移交政权。

恼羞成怒的缅甸军政府独裁头子丹瑞非但不移交政权，还宣布选举失效，将翁山苏姬软禁在家，不准出门，不得与外界联繫，实行全国戒严，对全世界的指责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关起门来当皇帝。 

在过去的21年来，翁山苏姬在软禁和释放之间生活。她被软禁在家的总时间长达15年，她无怨无悔，将生死置之度外，从不计划着报仇，但也不放弃理想，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当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决定将199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翁山苏姬时，同样惹来了缅甸军政府政治骗子丹瑞的“粗暴地干涉缅甸的主权与内政”与“是明显地鼓励缅甸境内的犯罪行为”的咒骂，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用事实告诉世人，他们不会屈服于政治压力与白色威胁。 

1994年9月20日丹瑞亲自跑到翁山苏姬家对她说，只要她肯到英国伦敦与家人团聚，不再回来闹事和惹麻烦的话，那么缅甸政府将会撤销对她的所有控罪，她立即可以得到自由，但被翁山苏姬严厉地拒绝。 

缅甸这个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的无能腐败军政府，“为了坚持与维护缅甸司法独立的尊严”而不允许翁山苏姬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领奖，于是由她的西藏文化专家丈夫阿里斯(Michael Aries)、在英国出生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 Aries)和基姆(Kim Aries)代为领奖。缅甸军政府在全世界的焦点关注下被千夫所指，万人唾弃，丢人现眼。     

2010年11月13日缅甸军政府在充满了争议的全国大选过后六天，以翁山苏姬在狱中行为良好为遮羞布，将她特赦出狱。问题是缅甸军政府的独裁者，虽然躲过了这次大选，但是只要缅甸还有大选，只要翁山苏姬不再被刘晓波掉，只要不再被刘霞掉，只要不再被魏京生掉，它能够躲得过被缅甸人民追求普世价值浩浩荡荡潮流淹没的结局吗？  

在全世界的焦点瞩目下，中国共産党无法把刘晓波将之高智晟掉，要将之魏京生掉没有那种度量，要将他老死在监狱里没有正当的理由，要改造他没有那种方法。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将成为中国共産党的烫手山芋，是胡温贪污腐败政权的最佳写照。 

刘晓波获的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就像一面照妖镜，把中国共産党因在太阳底下暴露出来的独裁专制、残暴丑陋和厚顔无耻而成为国际笑话。刘晓波是中国共産党一场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

制造一场刘晓波冤狱换来的是全世界的嘲笑和鄙视，自暴其短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拖延了中国民主体制的进展速度，但绝对无力压制住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滚滚潮流，而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正是中国共产党最响的丧钟。

在全世界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激荡下，在自由、民主和人权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组成部分时，刘晓波三个字已经变成了一颗钢钉子，有力地把贪污、腐败、独裁、专制、封建、愚民而倒行逆施的中国共産党和胡温政权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 

高胜寒 2010年12月11日

www.gaoshengh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