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這篇寫於2010年12月11日的舊文，作為祝賀劉曉波離開中國共產黨一手製造的冤獄與黑獄的紀念。---- 高勝寒   2017年6月28日

我沒有敵人 也沒有仇恨

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主席賈格蘭(Thorbjorn Jagland)在2010年10月8日宣布該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時說：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決定將2010年的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以表彰他長期以來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一直堅信，人權與和平，二者休戚相關，密不可分。人權正是諾貝爾先生在其遺囑中所希冀的‘各國間兄弟情誼’之先決條件。”

這個應該使全世界的中國人都感到驕傲的消息，急壞了貪污腐敗、獨裁殘暴的中國共產黨，唆使海外專為中共塗脂抹粉的五毛文奴搥胸頓足地抗議，虛假輿論捏造得鋪天蓋地。習慣性的強盜扮書生在露出馬腿後益發猙獰，更加醜陋。

2010年12月10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依照既定時間表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中國共產黨為了要和舉世公認與尊重的諾貝爾和平獎對着幹，更為了掩蓋其作賊心虛心態，竟然在2010年12月9日自導自演出一幕“孔子和平獎”鬧劇。可笑的是，居然把獎狀頒發給前國民黨黨魁、台灣偏安小朝廷的所謂副總統連戰。

中國共産黨之把這塊獎牌丟給近年來頻頻到大陸去叩頭、朝拜和投降的連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們卻沒有想到，連這位國民黨敗軍之將也羞於前來領獎，看來連戰還未至於愚蠢到去北京領這塊遮羞布。

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前夕拋出的這個什麼“孔子和平獎”，使世人覺得這個來路不明的中共外圍組織，像是一批滑稽可笑的政治小丑在自我作踐，自衛丑表態。

經過了兩個多月的密集外交遊說與利益施壓，中共終於得到了18個國家的合作，聯合抵制這次備受矚目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這18個國家是哈薩克斯坦、突尼斯、巴基斯坦、伊朗、蘇丹、俄羅斯、哥倫比亞、沙特阿拉伯、塞爾維亞、伊拉克、越南、阿富汗、委內瑞拉、菲律賓、埃及、古巴、摩洛哥和烏克蘭。

這18個國家或是一些落後愚昧、思想封建的穆斯林國家，或是一些人權記錄極差的獨裁暴政、貪污腐敗的寡頭政權，其中沒有一個是西方自由國家。物以類聚，也只有這些獨裁專制國家才會與中共這種寡頭政權唱雙簧。  

在挪威首都奧斯陸65個被邀請國家的外交代表中，有46個國家參與了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盛會。挪威國王哈羅德五世(Herald Ⅴ)與索尼婭皇后(Sonja)也依照諾貝爾和平獎的傳統，無視中共的政治威脅，出席了盛會。

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由於劉曉波正在中國大陸的黑牢坐文字冤獄，他的妻子劉霞和他的親友全被中共特務非法軟禁在家，不得與外界聯繫，當然無法親臨領獎。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在台上為劉曉波置了一把空椅以示抗議。

當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主席賈格蘭在台上說：“《中國憲法》賦予人民言論自由權，劉曉波沒有做錯任何事，他不過是行使了公民的權利，他必須立即被釋放。而他與家人不被允許前來領獎的事實，正說明了我們決定將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他的正確性。”

賈格蘭將劉曉波的《得獎證書》和《獎狀》置放在寫着劉曉波名字的空椅子上後，全體與會者又一次起立鼓掌，向劉曉波博士致敬和支持，也向威武不能屈的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不畏強權的精神致敬。

在頒獎次日，歐巴馬總統在白宮又一次肯定了劉曉波倡導的普世價值，並發表聲明說：“劉曉波先生和他的妻子不被允許出境，很遺憾地不能像我與妻子一樣在去年親臨奧斯陸領獎。事實上，劉曉波先生遠遠比我更有資格領取這個獎狀。”  

美國眾議院院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與美國駐奧斯陸大使懷特(Barry White)一齊參與盛會時說：“對我們美國人來說，劉曉波先生就是我們時代的英雄。”  

挪威名導演兼演員麗芙·烏爾曼(Liv Ullmann)在現場用英語朗誦劉曉波在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法庭上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訴》：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民運，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文章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了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至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至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有意識地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們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絕不會因為發表不同意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自此以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是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是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烏爾曼有着精彩的一生。她於1938年12月16日在日本東京出生，她的父親維戈(Viggo Ullmann)是一位飛機工程師，他與妻子揚隆德(Janna Lund)當時在東京工作。烏爾曼在挪威特隆赫姆(Trondheim)長大，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移居加拿大，目前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定居。     

自1952至2008年，烏爾曼演過了36部電影，曾在自1992年至2000年，她執導了四部電影，兩次被奧斯卡提名為最佳女主角，曾數度在瑞典導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執導的電影中演出，她曾得美國的金球獎和英國電影學院獎。   

烏爾曼結過兩次婚，也離過兩次婚。第一任丈夫斯唐(Hans Stang)是一位挪威心理學醫生，第二任丈夫桑斯德(Donald Saunders)是美國波士頓的地産開發商。有趣的是，她與桑斯德於1995年就辦好了離婚手續，但繼續同居了12年才分手。       

烏爾曼的獨生女肯恩(Kinn Ullmann)也是演員，亦是伯格曼的乾女兒。烏爾曼出版過兩本自傳，《變遷(Changing)》和《決擇(Choices)》。她熱心於公益，被聯合國委任為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由於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儀式上朗誦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訴》，已經澹出江湖的烏爾曼重新進入世人的視野。  

這是諾貝爾和平獎74年來第一次發生即沒有獲獎者到場也沒有獲獎者親人代為領獎的現象。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並不是沒有拒絕領獎的案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兩件。

第一件案例是在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決定將該年的文學獎授予蘇聯作家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但是在蘇聯共産黨的黑手威脅與白色恐怖下，帕斯捷爾納克不敢冒着全家被整肅殺頭的風險，“主動”拒絕了那個所有自由作家夢寐以求的桂冠。    

第二件案例是在1964年。其實也有視諾貝爾文學獎如草芥的作家，但是這個決定的大前提必須是真正的自願，而不是來自背後的政治壓力或白色恐怖。著名的法國作家、哲學家薩特(Jean-Paul Satre)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1964年以從來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獎勵為理由，毅然拒絕了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突顯他的特立獨行，使世人更加欽佩他的風骨。    

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曾有多次得獎人無法親自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先例。最近的一次是發生在2007年12月10日英國小說家萊辛(Doris Lessing)身上，她由於在得獎時已是一位88歲高齡的老人，行動不便，因而無法從英國前往瑞典領獎 。    

在諾貝爾獎文學獎的歷史上，萊辛是年齡最老的得主。如果包括其它類別的諾貝爾獎項在內，她的年齡則排在第三位；在10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中，她是第11位女性得主；由於反對超級大國核武競爭與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萊辛曾被多個國家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  

以刻畫人性而聞名於歐洲文壇的萊辛於1919年10月22日在伊朗克爾曼沙阿(Kermanshah)出生，雙親都是英國人，她以薩默斯(Jane Somers)的筆名，寫出了八部流傳極廣的小說。

其中《亞哥斯的老人星(Canopus in Argos)》《好的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和《青草歌聲(The Grass is Singing)》等，都曾被翻譯成多種文字。     

英雄造時勢，時勢也造英雄，並不是每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都可留名青史。1975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蘇聯的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薩哈羅夫於1921年5月21日在蘇聯莫斯科出生，由於他對蘇聯共産黨的忠誠與熱愛，使他在1953、1955與1962年三次得到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獎章，和蘇聯最高榮譽的列寧勳章。   

薩哈羅夫本來是一位擁護蘇聯共産黨的科學家，素有蘇聯原子彈之父的封號。他是蘇聯的特權階級，在全蘇聯老百姓連買麵包都要排四個小時隊時，薩哈羅夫和跟着他雞犬升天的親戚朋友們卻過着朱門酒肉臭的奢華生活。

薩哈羅夫備受斯大林的寵愛，在骨子裡，他本是一個郭沫若式的人物，風雲際會，天良未泯，卻使他變成了蘇聯的方勵之。

如果蘇聯共産黨能夠因為政見不同而能容忍他，而不鎮壓他，不整肅他，不隔離他，不使他屈死在莫斯科，他固然得不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也成就不了世人心中的薩哈羅夫。

代號第三概念的熱核武器研製成功使薩哈羅夫成為蘇聯最有名氣的科學家之一。在偶然的機會裡，薩哈羅夫發現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神秘建築是由一批囚犯來興建的，而那些囚犯在完成了任務後全部在“保護國家機密”的帽子下被處決。

這個殘酷的事實激發出薩哈羅夫的良知，蘇聯共産黨的冷血殺戮驚醒了他的天良，人性的尊嚴使他看清了蘇聯共産黨奴役人民的廬山真面目。

薩哈羅夫因反對強權間的核子武器競爭而導致與蘇聯共産黨反目成仇。是蘇聯共産黨成就了薩哈羅夫，而不是薩哈羅夫成就了蘇聯共産黨。是諾貝爾和平獎將他供上了神壇，他才更義無反顧地反對蘇聯共産黨出兵阿富汗，他才更積極地反對暴政，鼓吹蘇聯人民的民主、人權與自由。

1980年1月22日薩哈羅夫公開抗議蘇聯在1979年侵略阿富汗而被拘捕，流放偏遠而沒有外國人的高爾基，他的數次絕食的政治行為使蘇聯在國際上灰頭土臉，自此他成為蘇聯的自由鬥士。

美國首都華盛頓為了抗議蘇聯的拘捕與流放薩哈羅夫，在16街和M街交界處蘇聯大使館正門對面之處，改名為薩哈羅夫廣場(Andrei Sakharov Place)。

歐洲議會在1988年12月通過議案，成立了薩哈羅夫自由思想獎，鼓吹民主自由思想，2010年時每年頒發五萬歐元的獎金予得主。

1980年美國人道主義協會把薩哈羅夫列為當年的風雲人物，引起美國媒體對他的興趣，但薩哈羅夫顯然不是西方媒體期待的民權鬥士，更不是什麼人權或民主先鋒，他是歷史發展中機緣巧合的諷刺和誤會。 

1983年，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獲得該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波蘭共産黨政權並沒有阻止他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領取獎狀，而是瓦文薩自己不敢去，所以他委託與自己育有八個子女的妻子戈洛斯(Danuta Golos)前去代為領獎。     

1990年1月6日《波士頓環球報》報道說，瓦文薩在拿到這筆獎金後，立即捐出了二十萬美元給予波蘭政府，救濟貧窮的兒童和無助的老人。

在諾貝爾和平獎的眾多得主中，沒有人能像瓦文薩那樣的多災多難，也沒有得主像他擁有那樣多的榮耀和光環。

瓦文薩於1943年9月29日在波蘭坡坡沃(Powwow)出生，小學畢業後，從軍報國，退役後開始在列寧造船廠擔任電工，是典型的無産者和工人階級。他是一位魅力型的草莽領袖，在波蘭共産黨傀儡政權於1968年奉蘇聯共産黨之命以武力鎮壓和平遊行的學生運動後，他開始自任民運領袖，帶領着波蘭團結工會進行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用良知與勇氣和平對抗握着刺刀和鎖鏈的暴政。

1970年瓦文薩在列寧造船廠內組織工人，以反對食物漲價為理由舉行大規模的罷工運動。這場運動在波蘭共産政權的武力鎮壓下，以死亡30名工人的悲慘結局收場。在長達十年的與波蘭共産黨傀儡政權鬥爭後，1980年8月14日瓦文薩最終成功地發動了一場使波蘭共産黨政權坐立難安的全國大罷工。

巨大的政治壓力，使以雅蓋爾斯基將軍(Mieczyslav Jagielski)為首的當權派，不得不擠出了笑臉，臨時故作妥協，允許列寧造船廠的工人有合法罷工、組織工會和自由貿易的權利，這個勝利不僅奠定了瓦文薩的民間領袖地位，也拉開了波蘭共産黨解體的序幕。   

1982年10月8日在波共的鐵拳統治下，瓦文薩領導的波蘭團結工會被雅蓋爾斯基將軍宣布為非法組織，強行解散。為了更方便在地下繼續領導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返回列寧造船廠為電工，正在他即將被波共整肅之際，適時傳來了他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這個突然而來的訊息改變了瓦文薩牢獄之災的命運，也敲響了波共的喪鐘。

波共對於瓦文薩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就像所有寡頭政權的反應一樣，認為這是帝國主義在干涉波蘭內政，是對波蘭主權的粗暴侮辱，是藐視波蘭主權的帝國主義行為，當然還有波蘭人民不答應等等讕言。

瓦文薩知道如果在當時的狀況下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領獎，無疑是自我放逐，波共是不會允許他回國的，於是改由他的妻子代為領獎。波共傀儡政權雖然腐敗和無能，但是沒有派特務去軟禁瓦文薩的妻子，也沒有用見不得光的卑鄙下流手段阻止她出境，或者霸王硬上弓地軟禁在家，強行不得與外界聯繫。

1988年12月瓦文薩組成了不具政黨之名而具政黨之實的團結公民委員會，並在1989年國會大選中獲勝，堂而皇之進入了全部由波共操持包辦的波蘭國會。這是在蘇聯共産黨勢力範圍之內的第一個民間非共産黨政黨的勝利，震驚全世界。 

1989年年底瓦文薩巧妙地策反了波蘭前共産黨頭子馬佐維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為盟友，波蘭國會推選他出任總理，這又是在蘇聯共産黨勢力範圍之內的獨裁體制下40年來第一位非共産黨總理，再一次震驚全球。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波共傀儡政權之命運已是流水花落春去也。 1990年瓦文薩決定要在波共傀儡政權的棺材板上敲下最後一根釘子：公開競選新設立的波蘭總統職位，1990年12月9日，在“我不想如此，但我沒有選擇！”的競選口號下，當選為波蘭第一位民選非共産黨的國家元首。

瓦文薩沒有接受過多少正規的學術教育，但他擁有超過32個包括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在內的名譽博士學位，他不愛虛榮，但在全世界各國，他得到了超過47個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在內的獎項。這些對普世價值的肯定，又豈是幾句寡頭政權餘孽的“粗暴干涉內政”“波蘭人民不答應”所能掩飾得了的？

在人類近代歷史上，中共不是唯一高唱這種“粗暴干涉內政”“帝國主義的騙子把戲”的國家，德國希特勒政權就是這種敗類，而劉曉波也不是第一位在監獄裡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文人。

1935年當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決定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德國作家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時，惹火了德國暴君希特勒，他除了辱罵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是“粗暴干涉德國內政”“德國人民不答應”外，還有一條罪名是現在連中國共産黨都沒有膽量說出來的：“這是對德國元首希特勒個人的侮辱”。

稍微有點兒納粹德國歷史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在納粹獨裁暴政統治下對所謂偉大領袖希特勒“個人的侮辱”的必然結果是什麼。    

奧西茨基於1889年10月3日在德國漢堡出生，他是一位反對戰爭者、自由主義者、和平主義者、愛國作家與虔誠的天主教信徒，他的父親伊格內休斯(Carl Ignatius von Ossietzky)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新教徒，在一位國會參議員的辦公室擔任速記員，他在奧西茨基兩歲時謝世。   

奧西茨基的母親露薩莉(Rosalie Pratzka)則是一位虔誠的羅馬天主教信徒，在她希望自己的兒子將來能夠成為一位天主教神父的願望下，奧西茨基在五個星期大時就受洗為羅馬天主教教徒。 奧西茨基自小愛好寫作，思想開放，才華四射。中學畢業前就名氣日盛，登上了德國作家位置，其作品已是廣為流傳。他的宗教思想和作家良知使他對威廉二世德意志帝國(William Ⅱ,Germany Empire)的軍國主義國策産生了反感與牴觸思想，從而成為一位和平主義運動的反戰積極分子。

1923年3月奧西茨基發表文章說德國目前的大力重整軍備，明顯地違反了德國於1919年6月28日簽署的《凡爾賽和約》。這篇被德國治安當局指控是“出賣國家軍事機密”的文章為他帶來了八個月的牢獄之災。

1927年奧西茨基出任德國和平協會秘書長，同年出任德國《世界舞台日報(Die Weltbuhne)》總編輯。奧西茨基在1931年1月20日的《世界舞台日報》上撰文諷刺希特勒說：“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墮落到何種地步，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樣，看到足可使人追隨他的人格魅力？”這是一篇為他自己埋下日後殺身大禍種子的文章。

1933年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開始在德國公開橫行，由於懼怕納粹黨徒的殘暴手段，全德國的刊物統統自我收斂，無人膽敢說個不字。唯獨奧西茨基不買希特勒與納粹黨徒的賬，秉持獨立知識分子的天職，繼續發表激烈的文字，抨擊希特勒與納粹黨徒的種種非法暴行。

奧西茨基拒絕了朋友們的或慎言保命、或出國流亡的規勸，繼續帶着患有嚴重肺結核的多病身體，不停地用筆桿子揭發政治無賴希特勒的無法無天，這種摸老虎屁股的勇敢行為，終於導致納粹黨徒將他冷血整肅的結局。

1933年2月28日在德意志帝國國會大樓發生所謂的意外火災後，奧西茨基終於被德國秘密警察以間諜和賣國的罪名拘捕，關進埃斯特韋根集中營(KZ Esterwegen Concentration Camp)等待審判。

1935年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決定將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正在集中營裡坐牢的奧西茨基，作為對他在道義上的支持，引起了國際間對他的關懷和聲援。這些來自自由世界的掌聲和肯定，對希特勒來說，頒發1935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予被德國法庭判刑的罪犯，就是一種個人的侮辱，在納粹黨徒來說，就是對德國國家主權和獨立司法的粗暴干涉。

希特勒盛怒之下，不僅不允許奧西茨基從監獄裡前往奧斯陸領獎，還下令從此以後不允許任何德國人領取任何形式的諾貝爾和平獎，違禁者將以叛國罪懲罰之。  

在希特勒的獨裁殘暴統治下，當年全德國的輿論就像目前中國大陸一面倒的所謂輿論一樣，長城內外，大河上下，在中國共産黨的公開推動下成為一片瘋狂咒罵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愚蠢海洋。

美國猶太裔科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僅僅因為在歐洲大力公開支持奧西茨基的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因而惹火了本來就痛恨猶太人的希特勒，在這位被納粹黨徒吹捧為“全人類救星”政治無賴的憤怒下，全德國聲嘶力竭的大學生在校園公開焚燒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一時間，愛因斯坦的著作在德國成了絕響。  

在納粹黨外交官的間接威脅下，大多數的國家都不敢派代表參加1936年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在納粹黨外交官的直接威脅下，甚至連挪威國王和皇后都要退避三舍，“身體不舒服”，驚嚇得不敢參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

最可笑的是，奧西茨基明明是被關在集中營做苦工，但素有宣傳天才的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Paul Goebbels)卻對新聞記者撒謊說：“在自由的德國領土上，奧西茨基是完全自由的，他當然是隨時可以前往奧斯陸領獎。”

真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戈培爾的人生原則和名言是，“謊言重複一千次就能成為真理”，因此他能夠在造謠時臉不紅，耳不赤，氣不喘，態度誠懇而非常認真地撒謊。 

中國共産黨與德國納粹黨在對待諾貝爾和平獎的觀點與評價上是前後一致的，是互相輝映的，是志同道合的，中共非法軟禁劉曉波的妻子劉霞的理由也與戈培爾的人生原則和名言如出一轍，是臉厚心黑和狼狽爲奸的。 

這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在前幾天的記者會上說，她不知道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已經被中共特務軟禁在家一樣的可笑荒誕，一樣的掩耳盜鈴。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被中共特務非法軟禁，不准與外界聯繫和不准出境代夫領獎已經是一件路人皆知之事。難以置信的是，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二十一世紀，堂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居然視天下人為白痴，為犬懦，形如政治打手，“我不知道”，睜着眼睛說瞎話，直追德國納粹黨宣傳部長戈培爾。這個世界上居然還會有如此厚顔無恥、謊言連篇的外交部發言人！ 

黨棍姜瑜天良泯滅，美化獨裁，歌頌專制，踐踏法律，侮辱國格，藐視公理，欺騙世人，助紂為虐，誣衊中國人民的尊嚴。姜瑜罪行難恕，與戈培爾等量齊觀、遺臭萬年。    

別看中共在美、日、韓軍演的反應猶如一隻馴服的小羔羊，膽怯得連腐敗的晚清政權都不如，在保衛中國釣魚島領土方面，軟弱得足可比美末年的大清帝國，像鴕鳥一樣的對小日本在中國領土釣魚島上張牙舞爪視而不見，任憑小日本的橫搶強奪而裝聾作啞，溫柔敦厚得像個弱智白痴。

但是中共在欺負凌辱自己中國人，尤其是欺負凌辱像劉霞這種手無寸鐵的中國婦女方面，卻兇殘得像個流氓，像個強盜，像個座山凋，猙獰得像個活土匪。小日本至今不肯在中國人的尊嚴前低頭，不肯為南京大屠殺道歉，不肯為侵略中國認罪，就是認定了中共那種晚清低能的羔羊心態。 

事過境遷，數十寒暑，彈指即過，現在還有誰去相信希特勒的謊言和咒語呢？還有誰去相信納粹黨徒的“對德國國家主權和獨立司法的粗暴干涉”呢？

“我不知道”式的謊言，還能維持多久？中國人的智慧、勇氣、道德和《正氣歌》到哪裡去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傲骨與氣節到哪裡去了？中國人的犬儒思想和奴才心態又何時才能去盡？

1938年5月4日，在德國納粹黨蓋世太保的監視下，由於在集中營裡所受的酷刑、虐待與營養不良導致晚期肺結核復發，一代文豪奧西茨基病逝於德國集中營屬下的醫院，享年49歲。

在劉曉波和奧西茨基事件之間，有着太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在劉曉波步出監獄前，是否也會“晚期肺結核復發”呢？

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自1935年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正在監獄服刑的良心犯後，就將每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焦點，放在鼓吹人權、法治與自由的異議人士身上。而每一次頒發就是對人間普世價值的又一次肯定，就是要再一次扇寡頭政權們的大耳光。

大耳光子扇得最響的一次，就是將199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緬甸的翁山蘇姬。

翁山蘇姬於1945年6月19日在緬甸仰光出生。她來自一個聲勢顯赫的政治家族。她的曾曾祖父楊保民(Bo Min Yaung)，在1886年英國併吞緬甸時是反抗大英帝國主義游擊隊首領，她的祖父帕游(U Pha)是緬甸名律師，她的父親是被緬甸人民尊之為緬甸之父的德欽昂山將軍(Tahkin Aung San)，她的母親是曾經出任過緬甸派駐印度與尼泊爾(Nepal)全權大使金姬伊(Khin Kyi)。

緬甸人沒有姓氏，德欽是緬甸人民對德欽昂山的尊稱，文武全才的德欽昂山在學生時代是全緬甸的學生領袖，曾領導着緬甸學生用罷課手段打擊大英帝國主義。

德欽昂山是緬共人民革命黨的創辦人，也是緬甸紅軍的建立者，在他的英勇領導下，將大英帝國從緬甸趕出去，才有今天獨立的緬甸聯邦共和國。   

德欽昂山曾藉助日本軍國主義的力量去反英反殖，而後既反日也反英，壓逼着大英帝國退出緬甸，因而得以獨立，陰險而毒辣的大英帝國主義者不甘心就此被德欽昂山趕出緬甸，決定用暴力手段除之。

眼見在緬甸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在保守派前傀儡總理吳素的指使下，唆使緬奸優朔(U Saw)於1947年7月19日領着一批暴徒，帶着武器衝進了仰光市中心的行政大樓會議室，將正在開影子政府內閣會議的德欽昂山與他的六位未來內閣成員，全部亂槍打死。那一年，翁山蘇姬才是個兩歲的小娃娃。

翁山蘇姬的學術修養是全面而深刻的。她在印度新德里讀完大學，在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學士學位，1970年在美國紐約聯合國工作了三年，1985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長期在西方文明薰陶下，翁山蘇姬於1988年返回每七個緬甸人就有一個是特務或警察的集權政權的祖國，開始了她一生最重要的爲緬甸人民的民主自由奮鬥的事業。 

1988年8月8日緬甸軍事頭子奈溫將軍(Ne Win)下台，發生全國性大遊行示威，要求民主與自由的口號，遍傳緬甸的大街小巷，是為著名的“8888起義事件”。

1988年8月26日，見多識廣的翁山蘇姬在緬甸首都，向群集的50萬緬甸人民演講現代民主政治和自由人權普世價值的重要，她的演講風采、政治理論和人格魅力，使台下的聽眾如痴如醉，一舉成名，自此翁山蘇姬成為緬甸人民的偶像和希望。

1988年9月24日緬甸民主聯盟成立，翁山蘇姬當選爲秘書長。她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在印度讀書時受到聖雄甘地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哲學的影響，使她成爲緬甸人民崇拜的偶像，但也成爲緬甸寡頭政權的最大敵人。她在1989年7月20日被緬甸軍政府以意圖非法推翻政府的罪名拘捕入獄。

1990年緬甸舉行大選，翁山蘇姬領導的緬甸民主聯盟獨得全國選票的59%，這意味着緬甸民主聯盟擁有國會80%的席位，翁山蘇姬是緬甸民主聯盟的黨魁，順理成章地將成爲緬甸下一任女首相。

這個事實，逼使緬甸軍政府露出了賴皮流氓的嘴臉，丹瑞將軍(Than Shwe)居然藐視全世界的指責和抗議，以正在制憲爲理由，拒絕移交政權。

惱羞成怒的緬甸軍政府獨裁頭子丹瑞非但不移交政權，還宣布選舉失效，將翁山蘇姬軟禁在家，不准出門，不得與外界聯繫，實行全國戒嚴，對全世界的指責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關起門來當皇帝。 

在過去的21年來，翁山蘇姬在軟禁和釋放之間生活。她被軟禁在家的總時間長達15年，她無怨無悔，將生死置之度外，從不計劃着報仇，但也不放棄理想，因為她知道自己的歷史使命是什麼。 

當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決定將199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翁山蘇姬時，同樣惹來了緬甸軍政府政治騙子丹瑞的“粗暴地干涉緬甸的主權與內政”與“是明顯地鼓勵緬甸境內的犯罪行為”的咒罵，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用事實告訴世人，他們不會屈服於政治壓力與白色威脅。 

1994年9月20日丹瑞親自跑到翁山蘇姬家對她說，只要她肯到英國倫敦與家人團聚，不再回來鬧事和惹麻煩的話，那麼緬甸政府將會撤銷對她的所有控罪，她立即可以得到自由，但被翁山蘇姬嚴厲地拒絕。 

緬甸這個全世界最貧窮國家之一的無能腐敗軍政府，“為了堅持與維護緬甸司法獨立的尊嚴”而不允許翁山蘇姬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領獎，於是由她的西藏文化專家丈夫阿里斯(Michael Aries)、在英國出生的兩個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 Aries)和基姆(Kim Aries)代為領獎。緬甸軍政府在全世界的焦點關注下被千夫所指，萬人唾棄，丟人現眼。     

2010年11月13日緬甸軍政府在充滿了爭議的全國大選過後六天，以翁山蘇姬在獄中行為良好為遮羞布，將她特赦出獄。問題是緬甸軍政府的獨裁者，雖然躲過了這次大選，但是只要緬甸還有大選，只要翁山蘇姬不再被劉曉波掉，只要不再被劉霞掉，只要不再被魏京生掉，它能夠躲得過被緬甸人民追求普世價值浩浩蕩蕩潮流淹沒的結局嗎？  

在全世界的焦點矚目下，中國共産黨無法把劉曉波將之高智晟掉，要將之魏京生掉沒有那種度量，要將他老死在監獄裡沒有正當的理由，要改造他沒有那種方法。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將成為中國共産黨的燙手山芋，是胡溫貪污腐敗政權的最佳寫照。 

劉曉波獲的諾貝爾和平獎事件就像一面照妖鏡，把中國共産黨因在太陽底下暴露出來的獨裁專制、殘暴醜陋和厚顔無恥而成為國際笑話。劉曉波是中國共産黨一場永遠揮之不去的夢魘。

製造一場劉曉波冤獄換來的是全世界的嘲笑和鄙視，自暴其短的中國共產黨雖然拖延了中國民主體制的進展速度，但絕對無力壓制住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的滾滾潮流，而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正是中國共產黨最響的喪鐘。

在全世界現代文明普世價值的激盪下，在自由、民主和人權已經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生活組成部分時，劉曉波三個字已經變成了一顆鋼釘子，有力地把貪污、腐敗、獨裁、專制、封建、愚民而倒行逆施的中國共産黨和胡溫政權釘死在歷史恥辱柱上。 

高勝寒 2010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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