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白先勇：无悔青春 终生圆梦

   青春是一场梦，在悠悠时光里，那个梦曾经占据我们的脑海，让我们恋恋不舍。他说他一直在做梦，年轻时与一群同学创立《现代文学》杂志，到今天七十多岁了，他的梦还没有醒。而青春版《牡丹亭》，则在他的梦想支撑之下，公开演出超过两百场。

　时间流转，一晃眼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思绪依然停留在那个少年白先勇身上，但真实的他脸颊泛红，笑意盈盈的，那些辛辣、苍凉的文字彷佛一去不复返，剩下的只有古朴典雅的眼前人。岁月虽然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但他依然是我们最熟悉的白先勇。

　他说：「我最想做的都已经做到了，我的人生没有遗憾。」　■文：香港文汇报记者　伍丽微　图：香港中文大学提供、资料图片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做梦，梦一做就做了几十年，我现在七十几岁了，还在做梦，还不愿意醒过来。」二十出头的你在干甚么？忙学业，忙报告，还是忙着打工？白先勇说，上大学就是要做梦，大学生不做梦太可惜了。他的梦便是从大学三年级开始。

梦始．文学杂志

　白先勇回望过去，娓娓道来那段年轻疯狂的岁月，听起来，这么近，那么远。当年的小伙子今天垂垂老矣，但热血澎湃的心境，彷佛并没有随时间而消失，反而像他自己说的，他一生中觉得自己做过最有意义的事便是出版了一本文学杂志，一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文坛影响深远的杂志。

　华文文坛大概没有人不知道《现代文学》杂志，也知道是由几个读大学的小伙子一手创立的，但未必知道它是这群年轻人的梦。白先勇说，做梦好，梦愈多愈好。「那时候如果没有梦想，我觉得青春会虚度。」

　上世纪50年代，他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那时周遭的环境并没有很开放，但校园里残存了一种五四的浪漫余韵。他们这些战后成长的年轻人普遍都带有一种求新望变的情绪，白先勇坦言：「我们跟五四运动的学生有点像，有那种舍我其谁的感觉，年轻嘛，不知天高地厚，想创新。」他们认为文学就是他们的梦想，他们想再来一次五四运动。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白先勇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时欧阳子就说，想要做一件让大家年老了都可以回顾的事。有一天，白先勇兴高采烈地提议，办一本杂志吧！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几个寂寂无名的学生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做到的事其实很有限。白先勇忆道：「那时候拉稿很不容易，没有文章怎么办，自己来写吧！一篇不够怎么办，那就写两篇。」他腼腆地笑说，他觉得在同一期里发表两篇文章很尴尬，为了凑够稿子，他用了两个笔名写，而其中一篇便是我们熟悉的「玉卿嫂」。白先勇负责写小说，其他人有的翻译外国文学评论，有的帮忙设计封面，全部都是自己来。他们很幸运，第一期有余光中的诗，王文兴又提议介绍卡夫卡，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兴致勃勃地骑着脚踏车去印刷厂。

　「我们只印了两千本。」他记得很清楚，因为印刷厂的老板那时都不理他们，嫌他们印得少，把稿子放到一边就叫他们走。「我们立刻就要出版了，怎么可以这样！我坐在印刷厂里，觉得好热好热，心想你不帮我，我就不走！」他们守在那，看着稿子印出来，几个同学当场就在那里校稿。

　杂志出来了，他们自己送到杂志摊那边去。「我们很期待，跑到杂志摊去，跟老板说我要《现代文学》！」白先勇开怀地笑说。后来一行人到照相店里去照了相片，「那时是1960年5月9日，我们都是做青春梦的一群人。」

　「回头想一想，如果那时不做梦，不做一本杂志，人生就缺了那么一块。」他们想要五四运动，想要新文学，心里糊里糊涂地，却真的梦想成真了。与白先勇一起做梦的除了欧阳子、王文兴、李欧梵、刘绍铭、陈若曦等创始人以外，还有走过那个年代，当时富有才情的大学生，如陈映真、黄春明等人，甚至也有中学生投稿，撰写《香港三部曲》的施叔青便在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现在在台湾文坛有影响力的作家很多都在杂志上发表他们的处女作，大家的梦都付诸在这本穷得不能再穷的杂志上。」

梦回．改编昆曲

　「我的梦一直醒不过来，退休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第二个青春梦出现了。」2003年，他从一个思想前卫的作家走向古典的昆曲艺术，那个下笔泼辣、大胆的白先勇一头栽进昆曲的世界里，先后改编《牡丹亭》、《玉簪记》等传统剧目，一做就做了八年。六十多岁的他心里还有一团火，看到昆曲没落，心里隐隐有一种危机意识，如同年轻的时候一样，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要做他就要做到底。

　他说他与《牡丹亭》特别有缘，早在1946年便在上海看过戏剧泰斗梅兰芳与俞振飞合演的《牡丹亭》之《游园惊梦》，那时他才十岁。说起这个邂逅，他特别兴奋，「梅兰芳平时不唱昆曲的，他们那一辈的人昆曲跟京剧都要学。抗战胜利后，八年没唱戏的梅兰芳回到上海唱，刚好我家有票，去看的那一天，他演的正好是《牡丹亭》，唱得特别优雅、特别柔婉。」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昆曲，没想到一别便是39年。

　1987年他意外地又回去看昆曲表演。那时他受邀成为复旦大学的访问教授，离开前他得知上海昆剧院正在上演《长生殿》，一看之下不得了，谢幕时他站起来拍掌，观众都离开了他还在拍，甚至跑到后台跟演员们聊天。「我很高兴，不光是为了戏，也不是为了昆曲，而是这么美好的中国瑰宝，在文革十年禁演之后，竟然可以浴火重生，大放光芒。」他听到那些演员们在文革时期如何忍辱负重、默写曲目、偷偷地唱，昆曲才得以被保留下来的事迹后，便知道自己的心已慢慢为之着迭，难以自拔。

　「佛家说动心起念。」后来他常常去看昆曲，发现昆曲一直走下坡，蔡正仁等那一辈的演员都退休了，中间没有人接班，有断层的危机。2001年，昆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连联合国都知道昆曲的价值，白先勇以为一定会有人出来做点事情，但一直等不到，他开始焦急了。

　人们常说第一次相遇是偶然，第二次是必然，那第三次就是命中注定，白先勇的青春梦注定要继续做下去。2002年，他在香港偶遇俞玖林，一看之下惊为天人，发现他的气质、面相都很符合柳梦梅这个角色，有古代书生的味道。后来他又找到了演杜丽娘的苏州姑娘沈丰英，刚巧两个演员都是二十岁出头，白先勇便亲自策划青春版《牡丹亭》，找来当代昆曲大师汪世瑜和张继青，训练这两个年轻小演员。回想这一切，他笑叹：「选人真的很困难，高一点不行、矮一点不行、胖一点不行、瘦一点不行、脖子长一点不行，连手的长短也有标准。因为水袖很长，手长的一摔出去不好看，手短的又摔不出去，身体的比例要刚刚好。」

　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在台湾首演，六场九千多张票一下卖光了，白先勇知道很多人都等着看好戏，「看你白先勇到底在搞甚么名堂。」演员们很紧张，他也很紧张，他还记得柳梦梅拿着柳枝发抖的情况。没想到八年转眼过去，从台湾、香港、内地到美国加州、英国伦敦等地，公演已经超过两百场，演员们驾轻就熟，白先勇也说：「快告一段落了，『八年抗战』也差不多来到尾声。」

梦圆．回归写作

　他是一个作家、编剧、教育家，这八年，他的读者一直在等，等他回归文坛，等他出新书，而白先勇一直知道自己的位置，很坚定地说：「我是一个作者，是一个写文章的人。」

　这几年，除了推动昆曲，他忙得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但他不忘告诉读者他的新书《父亲与民国》会在五月出版，台湾时报出版社与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将同步推出。我们还记得他写母亲，说她的离去让白马两家同感天崩地裂，而他将用上下两卷书的篇幅悼念父亲，他说父亲的一生如同一部民国史，透过描写父亲勾勒出民国的兴衰。这部作品花了他好几年的时间整理，因为父亲的资料散落在内地、台湾、海外各地。除了收集资料，他还为图片添加很多说明、注释。一边忙昆曲一边写作，难怪多年来他一直不肯透露新书的出版日期，免得开出空头支票。

　办文学杂志、推广昆曲，还不忘为父亲写传记，人生几十载，他过得异常精彩，问他还有甚么事想做，他说：「人一生中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还蛮幸运，想做的事情都做到了。」现在除了看到以前的作品，觉得很幼稚、很想修改以外，他没有任何遗憾。

　当年初出茅庐，白先勇犹如在文坛投下一块石子，泛起阵阵涟漪，大胆的文字、毫不避讳的情色描写，写下其悲怆的心境，也写下同代人的故事。「重口味」的文风不仅让评论家大开眼界，也成为年轻人进入文学世界的第一把钥匙。我们的青春也一并留在那个写《台北人》、写《寂寞的十七岁》的白先勇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