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見到蔣祖慧，我不禁感到有些意外，眼前這位個子中等、衣着樸素、面容謙和的女士就是六七十年代家喻戶曉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編導嗎？然而，當坐 定之後，親耳聆聽這位為祖國芭蕾舞事業奮鬥了半個世紀的老藝術家講那“過去的故事”時，我又感到分明從她身感受到《紅色娘子軍》中革命女戰士那種對革命事 業火一樣的熱情，對芭蕾舞事業執着追求的不懈精神。                                     一

   １９３４年10月3日，蔣祖慧出生於湖南常德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母親丁鈴是我國三十年代著名的“左聯”作家。受到家庭藝術氛圍的影響，祖慧自小就對革命 文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在舞蹈方面表現出了獨特的天賦。從延安保育院到晉察冀邊區聯中，蔣祖慧一直是學校的文藝積極分子，她為兒童團編導的《霸王鞭》等 節目深受老百姓的喜愛。１９４９年底，母親通過瀋陽魯迅藝術學院舞蹈教育家陳錦清的介紹來到了平壤跟隨朝鮮著名舞蹈家崔呈喜開始了她一生為之奮鬥的舞蹈事 業。在崔承喜的指導下，蔣祖慧學習了芭蕾舞、現代舞、朝鮮舞、南方舞等，為他以後的舞蹈藝術之路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一 年以後，蔣祖慧回國成為中央戲劇學院舞蹈團（後改名為中央歌舞團）的一名舞蹈演員。１９５3年春，蔣祖慧隨中國青年藝術團參加了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 組織的世界青年聯歡節，在這次聯歡會的文藝會演上，她與同行們一起演出的荷花舞採茶撲蝶舞榮獲集體二等獎。１９５４年，蔣祖慧被選送到北京舞蹈學校插班五 年級學習。1955年，文化部決定從學校選送三名學生前往蘇聯學習編導，蔣祖慧因其優異的表現而名列其中。當學校領導為此來徵求她的意見時，在舞台上很有 發展前途的蔣祖慧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下來。作為一名舞蹈演員，蔣祖慧深知被人們稱為“芭蕾舞之魂”的編導在芭蕾舞創作中所起着中心的作用，音樂、美術、舞蹈 只有通過編導才能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使芭蕾舞成為一門完美的藝術。建國初期，在蘇聯的幫助下，經過數年的努力，我國雖已有了自已的舞蹈演員，然而，在編導 領域卻是一片空白。如果沒有高水平的編導，中國的芭蕾舞就不會有走向世界的一天！正是出于振興中國舞蹈藝術的迫切願望，蔣祖慧接受了祖國的挑選走上了芭蕾 舞編導的藝術之路，她決心用自已的勤奮和智慧在芭蕾舞藝術領域為祖國撐出一片屬於自已的天空。

    １９５５ 年初，１９歲的蔣祖慧肩負着祖國和人民的希望，懷着一腔熱血走進了莫斯科國立戲劇學院的大門。莫斯科國立戲劇學院集中了蘇聯最為優秀的音樂、美術、戲劇、 舞蹈藝術等方面的教師。蔣祖慧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她把同學們用來交友、逛街的時間都花在了學習上。在大師們的指導下，蔣祖慧在學業上有了很大的進 步。在畢業論文的設計時，蔣祖慧選擇了由羊泉鎮根據文藝復興時期與塞萬提斯齊名的作家羅伯·特·維加原著改編的《西班牙女兒》作為自已的編導劇目。《西班 牙女兒》主要描寫了西班牙鄉村兩對性格迥異的小姐妹在愛情上所遭受的不同命運，熱情謳歌了與命運抗爭的鬥爭精神。在編導中，蔣祖慧在運用原來舞劇音樂的基 礎上大膽探索，對全劇進行了重新編舞，使其更富有戲劇性。當時在中國的芭蕾舞台上演出的劇目還沒有一個出自中國編導之手，蔣祖慧因此決定將《西班牙女兒》 帶回國內，以自已的實際行動來填補這個空白。她首先來到自已的母校北京舞蹈學院尋求支持。然而，學院此時在蘇聯人指導下正在全力搞一台舞劇《魚美人》，顯 然，蔣祖慧的理想在這裡不會有實現的機會。但她並不氣妥，隨後，她又給天津歌舞劇院寫了一封信，希望學院能將她的《西班牙女兒》搬上舞台。天津歌舞劇院院 長，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曲作者曹火星在看了蔣祖慧的來信後，為她的精神所感動，當即去信表示同意。蔣祖慧接到回音，喜出望外。她立即趕到 天津歌舞劇院，懷着對舞劇事業的熱愛和對成功的渴望，帶領劇組的同志，不畏艱難，刻苦排練。經過三個月的奮戰，大型芭蕾舞劇《西班牙女兒》終於與觀眾見面 了，“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已編導的舞劇，真了不起。”劇中那優美的舞姿、精彩的場面贏得了觀眾一陣又一陣的熱烈掌聲，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不久，該劇即被調 至北京上演，同樣引起了轟動，劉少奇、周恩來、陳毅、彭真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看了《西班牙女兒》後給予了高度評價，並親切接見了劇組的全體演職員，謝覺哉看 了該劇後激動不已，並欣然提筆賦詩一首：

農村女兒盡英雄，

異國神州無不同。

水自明漪花自笑，

輕如飛燕矯如龍。

驚人吐玉鼓聲震，

耀眼威陽火炬紅。

三百年來傳頌歌，

聰明勇敢女兒風。

    當 時正值國慶節前夕，作為國慶招待外賓的節目，北京舞蹈學院正在排演由蘇聯人編導的舞蹈《海霞》，並準備於９月在人大小禮堂上演。周總理在看了蔣祖慧編導的 《西班牙女兒》後，當即指示有關方面：用我們自已編排的《西班牙女兒》代替由外國人編導的《海霞》。９月的演出在京城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京津兩地報刊雜誌 乃至蘇聯《文藝報》也對《西班牙女兒》的成功上演作了專題報道。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蔣祖慧從莫斯科國立戲劇學院編導系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學校實驗芭蕾舞團（後改名為中央歌舞劇院，現名為中央芭蕾舞團）成為一名專業編導。

                                           二

     《西 班牙女兒》的成功上演極大地鼓舞了蔣祖慧的創作熱情，１９６３年蔣祖慧決定將世界文學名著《巴黎聖母院》搬上了舞台，並得到了周總理的熱情支持，他常常到 團里和演員們交談，並就中國的芭蕾舞事業的發展提出自已的建議。同年１１月底，周總理又一次來到團里觀看《巴黎聖母院》，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幕間休息 時，周總理在劇團團長肖慎和蔣祖慧等人的陪同下來到休息室同編導及演員們就芭蕾舞創作進行了座談。在座談中，周總理親切地對蔣祖慧說：“你在戲裡用了中國 的翻筋斗，我看外國戲最好不要加中國筋斗。”蔣祖慧聽了不禁為總理獨到的藝術見解而暗自佩服。“總理，我看外國真正好的舞劇也不多，排完了怎麼辦呢？”看 着總理那慈祥和藹的面容，當時只有二十歲的蔣祖慧很天真地說道。周總理微笑着象是對蔣祖慧，又象是對着在場的所有人說：“你們可以一邊學習排演外國的古典 芭蕾舞劇，一邊創作一些革命題材的劇目嘛！”過了一會，他又說：“為了適應這種外來的藝術形式，可以先編一個外國革命題材的芭蕾舞劇，比如反映巴黎公社或 十月革命體裁的舞劇。”“是呀，我們怎麼沒想到呢。”總理的一席話說得大家心裡亮堂堂的。看完演出，周總理在舞台上和全體演職員合影留念時又對大家強調 說：“我已經對你們的編導說了，要創作革命題材的舞劇。”就在這次座談會後，１９６４年初，中央歌劇舞劇院、北京舞蹈學校、中央音樂家學院和舞蹈家協會的 專家們在北京舉行了一個舞蹈創作會議。文化部部長林默涵也前來參加了會議，他在會上說：“中國傳統京劇正在進行現代化改革，並取得很大的成績。芭蕾舞怎麼 辦，我們也要進行改革，希望大家闡所欲言，為芭蕾舞的改革闖出一條新路子。”會議在談到革命體裁作品的創作時，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開了。有人建議將當 時很火的電影《達吉和他的父親》改編成舞劇。還有人建議將《紅岩》搬上舞台。而實驗芭蕾舞團編導李承祥則在會上稱：他們幾位編導想改編《紅色娘子軍》，已 經有一個初步的構思。中央歌劇舞劇院院長趙楓在聽完了大家的發言後說：“我看《紅色娘子軍》不錯，一是題材表現的主要是女戰士，很適合芭蕾舞的特點。二是 該劇的主題歌很好。三是娘子軍的故事片很感人，家喻戶曉，比較容易為大眾所接受。”趙楓的一席話講得大家不住的點頭。

    北 京創作會議後，１９６４年１月，中央歌舞劇院專門成立了以李承祥、蔣祖慧和王錫賢為編導、馬運洪為舞美設計和由中央音樂學院著名作曲家吳祖強、杜鳴心等五 人為音樂創作的革命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創作班子。然而，要成功地將具有濃鬱南國情調的《紅》劇搬上舞台對於在北方長大的蔣祖慧等人來說並非易事，為了 深切了解劇中的人物與背景，讓自已融入劇情，《紅》創作班子和白淑湘、鍾潤良、王國華等幾個主要演員一起前往紅色娘子軍誕生地──海南島體驗生活。為了解 當年娘子軍的英勇事跡，她們幾乎繞過了大半個海南島。椰林寨旁、五指山下、萬泉河邊、天涯海角，到處都留下了她們探訪的足跡。在椰林寨，她們親眼目睹了南 霸天關押窮人的人間地獄“水牢”，更深刻地體會到了廣大婦女在舊社會的悲慘命運。站在當年紅色娘子軍連成立的大操場上，親耳聆聽紅色娘子軍老戰士講述當年 娘子軍連成立的情景及其種種感人的戰鬥故事，中國婦女頑強不屈的戰鬥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前來體驗生活的每一位成員。此次海南之行，蔣祖慧對海南婦女有了更深 刻的認識，也了解了中國第一個紅色娘子軍連誕生在海南島的原因。在此之前，她怎麼也不會想到，在海南挑水種地、乾重體力活的是婦女，在部隊行軍時，扛機 槍、背大鍋的也是婦女，正是這種艱苦的環境孕育了海南婦女不畏強暴、吃苦耐勞的精神。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此行的首要任務：塑造紅劇女主角瓊花──個叛 逆、強悍的中國婦女的形象在大家的腦海中定型了。

    在經歷了一個半月的考察後，蔣祖慧與劇組的同志們又聚集在海口進行《紅色娘子軍》舞劇劇本的創作。實際上，大家在一路生活體驗過程中已經就紅劇的基調達成 了一致。在結構上，與電影不一樣，舞劇是無聲的藝術，講究精練。在形式上，與外國舞劇所表現的外國王子、公主不一樣，作為革命體裁的作品《紅劇》應以抒情 為主，同時還應有濃郁的戰鬥氣氛和火一樣的革命熱情。在音樂語言上，《紅》劇應當與民族語言相結合，與部隊語言相結合。總之，《紅》劇要考慮我們自已的民 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不能照搬外國舞劇的結構和音樂。經過幾天的構思修改，蔣祖慧和同事們完成了《紅》劇劇本的創作，並由李承祥與吳祖強將其帶回北京向趙 楓、林默涵匯報，而蔣祖慧和劇組演員們則來到連隊進行了為期２個星期部隊生活。

   １９６４年４月，正值江南桃紅柳綠的時節，蔣祖慧一行告別了海南，踏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此次雖然在海南只有短短兩個月的時間，然而，經歷了南國蕉風椰 雨的洗禮，與劇組其他同志們一樣，蔣祖慧的心已經深深地融入《紅》劇劇情。回到北京後，《紅》劇創作班子和演員們很快進入了音樂、舞蹈的創作和排演。由於 三個編導都屬留蘇學派，具有相同的藝術風格，這使大家合作的很順利，《紅》劇第一稿只花了兩個月就搞出來了。在劇中，蔣祖慧主要承擔《紅》劇序幕及第一、 二幕的編導任務。她編導的第一場戲是“瓊花逃跑”。在這場戲的編導過程中，蔣祖慧根據《紅》劇內容將芭蕾舞這個外來藝術形式加以大膽的改革，使其更具有自 已的民族特色。如南霸天的狗腿子老四追打瓊花的一段雙人舞，蔣祖慧沒有照搬芭蕾舞中逐步展開人物性格的表現手法和雙人舞語彙，而是吸收了京劇中一開始就把 人物性格鮮明地顯示給觀眾的表現手法，在雙人舞的開頭用了一個激烈的抄旋子的動作讓老四上場，從而將惡霸爪牙的兇惡表現的淋漓盡致。與許多表現愛情的雙人 舞不同，這段舞蹈還借用了京劇中的不少動作，鮮明而強烈表現了劇中人物的敵對關係，很有民族特色。此外，《紅》劇在音樂上還採用了海南民歌的一些曲調，極 為優美。把芭蕾舞這種純屬外來的藝術形式用於表現中國人民的現實鬥爭生活，並使兩者達到水乳相融的程度，這正是革命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的成功之處。趙 楓看了送審的片斷後十分高興，並稱劇中瓊花“叛逆、強悍”的一面表現的很好，在塑造人物上有很大的創新，就按這個調子搞。７月底，《紅》劇進行第一次鋼琴 連排時，趙楓還特地請一些戲劇家、軍隊文藝家及部隊首長前來觀摩、指導。專家們在看了這齣戲的上述幾個片斷後，一致稱讚戲編得好、導得精彩、演得動人。同 時也就戲中某些片斷提出了自已的意見。如戲劇家吳雪認為序幕中“地牢”太寫實了一些，顯示不出芭蕾舞的特點。而部隊同志則認為劇中娘子軍練兵舞的舞蹈動作 缺少軍人氣質，象“娘子”不象“軍”，戰鬥場面看起來給人的感覺還比較弱等。對於專家們的意見，院團領導和創作組的同志非常重視。他們一方面研究修改方 案，另一方面組織紅劇全體演員一百三十餘人來到三十八軍一人在一個班進行為期兩周的軍事生活。後來，《紅》劇把軍隊的刺殺等素材成功地吸收到了娘子軍的舞 蹈動作中，對於增強全劇的氣氛起了很好的渲染作用。在《紅》劇整個編排過程中，文化部長林默涵自始自終都給予了深切的關注，並就戲中的某些內容提出了很好 的修改意見。原來劇中有一段戲表現的是瓊花被南霸天及其爪牙打昏澆水後從昏死中漸漸醒來的情節。林默涵在看了這段戲後對蔣祖慧說：“海南島不是常下大雷雨 嗎？我看莫若用一場雷雨代替澆冷水來表現瓊花醒來的情節，這樣既能充分與劇情相連接，又能體現海南的氣候特點。”蔣祖慧根據林默涵的建議進行了修改，效果 果然非同一般。

   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７日，《紅色娘子軍》在北京天橋劇場進行彩排，周總理也應劇團的邀請前來觀看。他在看完戲後高興地說：“我的思想比你們保守啦！我原來 想，芭蕾舞要馬上表現中國的現代生活恐怕有困難，需要過渡一下，先演個外國革命題材的劇目，沒想到你們的演出這樣成功。我們國慶節就用這台戲來招待外 賓。”周總理還當場決定，將《紅》劇的首場演出放在人大小禮堂，這使全劇組受到很大的鼓舞。９月２９日，革命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在人大小禮堂正式演出 了，並贏得了中外來賓的熱烈讚美。隨後，《紅》劇又南下廣州、深圳進行演出，同樣受到了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不久，劇組又接到命令，要其迅即回到北京，說 是毛主席要看這齣戲，蔣祖慧和劇組的其它同志們聽了這個消息十分激動。１０月８日，毛主席在觀看了《紅》劇後，高興地對大家說：這齣戲“方向是對的，革命 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毛主席的話給全劇組的同志們以極大的鼓舞。

    然而，令蔣祖慧等始料不及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江青為了把與自已毫無關係的舞劇《紅色娘子軍》竊為已有，以充當其篡黨奪權的資本，不僅把蔣祖慧等 《紅》劇主要編導和演員打成反革命、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還組織人三番五次地修改《紅》原有的音樂、舞蹈、服裝、布景，加進了許多概念化的“高、大、全” 的東西，使一些表現人物個性的優美音樂、舞蹈等遭到破壞。例如，瓊花訴苦一場，原來有一段充滿覺悟的音樂和舞蹈，對主題的渲染起了很好的鋪墊作用，但江青 卻認為這段音樂舞蹈太軟、太抒情，有小資產階級的情調而將其砍掉了，只用一段啞劇代替，大大減弱了它原有的感人程度，象這樣的地方為數還不少，這使蔣祖慧 和劇組的同志們痛心不已。不過，暇不掩瑜，傾注了蔣祖慧和戰友們大量心血的《紅》劇以其獨特的視角和高超的編演技藝贏得了廣大人民的一致好評，並成為中國 芭蕾舞藝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數十年來，革命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象一面火紅的旗幟，高高飄揚在芭蕾舞壇上，激勵着一代又一代人為着革命和建設 事業奮鬥不止。１９９４年革命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榮獲中國文聯及舞協頒發的“二十世紀經典”獎。

   三

   中 國革命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在國內成功上演後，在國外也引起了注目。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看了演出後激動地說：“我們還沒有你們這麼大膽，搞 出這麼好革命體裁的舞劇呢！”阿爾巴利亞文化部有關領導在看了《紅》劇後，也大為讚嘆，決定將《紅》劇搬上他們的舞台，並邀請中國方面派人前去指導。阿方 此舉並非一時心血來潮，阿國在反法西斯的衛國戰爭中幾乎每一家都有人參加游擊隊，即便在革命勝利後，國民都有到部隊訓練的義務。因而國民們對《紅》劇所表 現的革命軍隊生活很熟悉，對於《紅》劇自然是情有獨鍾了。接到邀請後，劇團領導便決定派蔣祖慧和另一個演員張策前去執行這一任務，並向阿爾巴利亞提供了 《紅》劇所需的布料、衣服及道具。“阿爾巴利亞與中國情況大不一樣，能拿下這齣戲嗎？”蔣祖慧對能否完成此行任務心中還真沒底。然而，當得知阿國《紅》劇 演員大部分是留蘇的，大劇院總導演還是自已留蘇時的同學，蔣祖慧的這種顧慮便消失了大半。為了使異國的演員們溶入劇情，演好中國的革命女戰士，蔣祖慧認真 地給演員們講紅色娘子軍連的歷史，講瓊花的革命鬥爭史，使演員們對中國革命女戰士有了深切的了解。演瓊花的女主角是阿國人大代表，在六歲時被人從敵人的監 獄中解救出來，與劇中的主人公有着相同的經歷，對自已演的角色很有感情，演得也非常到位。由蔣祖慧、張策編導，阿國演員擔綱主演《紅色娘子軍》一經演出便 獲得了阿爾巴尼亞人民的熱烈歡迎，並受到了阿國領導人的高度評價。１９６６年５月，周總理出訪阿爾巴利亞，隨同周總理來訪的戰友歌舞團向阿方獻演了《長征 組歌》，阿方向向中國代表團獻演的便是這齣《紅色娘子軍》（第二場）。想不到外國演員們將《紅》劇演得這麼好，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們都不禁連連稱奇。周總理 在看完後連連讚嘆說：“演得真好，連長演得很象中國人。”                        

    從 阿爾巴利亞載譽歸來後的蔣祖慧正要全力投入下一個作品的編導時，“文革”已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作為首先遭到“文革”衝擊的文藝戰線一片混亂，原先 熱鬧的劇院此時顯得冷冷清清，蔣祖慧也被掛了起來，無事可做，有生以來她第一次感到了生活的無奈。１９６７年夏的一天，《歐陽海之歌》的作者金邁近來到團 里說：江青要我們搞《南海長城》，還要我們修改《白毛女》。隨後，團里在組織一部分人修改《白毛女》的同時，還組織了以蔣祖慧、王錫賢為編導的《南海長 城》創作班子。蔣祖慧受命以後，與《南》劇組十餘人一起前往南海進行生活體驗，並搞了一個《南》劇的舞劇腳本送了上去。同年１０月，江青來團審查修改後的 《白毛女》，蔣祖慧便趁此機會詢問江青對《南》劇本子的意見，誰知江青將臉一拉說：“我沒有叫你們搞《南海長城》”。蔣祖慧當時以為江青事太多，忘了這件 事。便又提醒她：“是您叫我們搞的，還有一個材料上寫……。”“見鬼了，我根本不相信他們印的東西。”不等祖慧把話說完，江青便又氣勢洶洶地叫道。事後江 青還對人說：“丁鈴的女兒很霸道，竟敢頂撞我。”不久，象文化界許多有成就的藝術家一樣，，蔣祖慧被劃為“帽子拿在手上的反革命”（即不戴帽的反革命）， 並於70年被下放到北京郊區紅藝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不得不離開了她心愛的芭蕾舞藝術事業。

    1976 年“四人幫”被粉碎後，文藝的春天又回來了，蔣祖慧也回到了中央歌劇舞劇院，重新操起了她日夜不能釋懷的芭蕾舞編導事業。在短短的幾年中，蔣祖慧便相繼推 出了《雁南飛》《楊貴妃》《流浪者之歌》《泉邊》《莫郊外的晚上》《藍色的多瑙河》《燭光》《祝福》等一出出優美的舞劇，其中尤以蔣祖慧根據魯迅小說創作 的芭蕾舞劇《祝福》（第二幕）《不尋常的婚禮》影響最大。出色的編導和高超的演技將祥林嫂與賀老六這兩個善良的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心路歷程演繹得深刻感 人。該劇在當年中直機關文藝單位舉行文藝節目評比活動中一舉奪得了編導、作曲、演出三個一等獎。著名導演、中央實驗話劇團團長舒強在看完這場戲後激動地對 蔣祖慧說：“我以前看舞劇都是靠在椅背上看的，然而我看你編導的這場戲時身體卻不由自主地直起來向前探着看，演的真是太出色了。”此後，《祝福》還應邀到 蘇聯、英國、德國、荷蘭、菲律賓等九個國家演出。僅美國就去公演了兩次，演出城市多達四十餘個，真可謂盛況空前。美國紐約林肯中心還將該劇專門進行了錄像 作為永久保留。菲律賓芭蕾舞團還特請蔣祖慧為他們排演了《祝福》（第二幕）。當《祝福》（第二幕）與《睡美人》（第三幕）以及一個交響芭蕾舞三齣戲同台演 出後，當地報紙載文評論說：“看完三場戲後，無疑祝福是最受歡迎的。”１９８１年《祝福》（第二幕）獲文化部頒發的編導一等獎。１９９４年，《祝福》（第 二幕）又獲文聯及舞協頒發的“二十世紀經典提名”獎。在建國三十五周年大慶典禮上，當蔣祖慧看到舞劇《祝福》彩車作為典禮的十大彩車之一，緩緩駛過天安門 廣場，代表文化部接受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時，心中充滿了自豪。     

    在半個多世紀的芭蕾舞編導生涯中，蔣祖慧為芭蕾舞藝術民族化，為中國的舞劇事業走向世界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她曾多次在全國舞蹈比賽或在國內選拔參加國際芭蕾 舞比賽中擔任評委，並三次擔任文化部高級職稱評委會評委、副組長。１９９０年蔣祖慧被授予“國家中青年有突出貢專家”稱號，１９９１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 特殊津貼。在擔任中央芭蕾舞團副團長期間，他先後數十次率團出訪俄國（前蘇聯）、美國、加拿大、日本、朝鮮、台灣、香港等許多國家和地區，為促進中國與國 際間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貢獻。1999年1月，俄羅斯文化部長還專程趕來為將一枚普希金紀念章別在了蔣祖慧的胸前，以表彰她在半個多世紀的芭蕾舞編導生 涯中為中俄（蘇）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突出貢獻。１９９５年１月，蔣祖慧從中央芭蕾舞團離休了。然而，她並沒有離開她為之奮鬥了半個世紀的芭蕾舞藝術事業， 繼《祝福》之後她又編導了《元神祭》等優秀舞劇，為祖國的芭蕾舞藝術園地增添了一朵朵絢爛的奇葩。１９９８年，由她編導的，在汕頭舉辦的大型歌舞晚會《潮 風樂舞》也令人耳目一新，得到人們的一致好評。如今，已過花甲之年，但卻依然激情奔涌的蔣祖慧將主要精力放在了芭蕾舞藝術的普及上，當筆者看到由她為編 導、充滿青春活力的舞蹈《為祖國乾杯》時，我不禁為蘊含在這個節目中那濃濃的愛國情感所感染了。新中國文藝事業之所以有了今天這樣輝煌的成就，不就是因為 有了象蔣祖慧這樣一批藝術家的赤誠奉獻嗎？

作者：許江   出處：《三月風》

儘管蔣祖慧並不認為生為名人之後是一件足以稱為“幸運”的事情，但是有丁玲這樣一個“大名鼎鼎”的母親，仍然使她比大多數同齡人的人生之路更加豐富多彩。

母親的選擇成了我的選擇

回憶起往事，蔣祖慧頗多感慨，似乎有太多的事情縈繞於胸，欲言又止。談及母親丁玲對自己人生的影響，蔣祖慧說，她學舞蹈的這條人生道路正是母親給選擇的。

蔣祖慧從小在延安“保育院”長大，雖然正是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她的童年和少年卻是無憂無慮的。1948年，丁玲參加了一個和平會議後從蘇聯歸 來，住在瀋陽“魯迅藝術學院”，正在晉察冀邊區學習的蔣祖慧來到瀋陽看望母親。當時，“魯藝”剛剛開始搞芭蕾舞，而在蘇聯觀賞了烏蘭諾娃的芭蕾舞劇《淚 泉》的丁玲深深地被這種藝術形式打動，她希望自己的女兒也能去跳跳這種舞蹈。然而，不滿14歲的蔣祖慧並不是很情願，在他們這批延安長大的孩子們的心目 中，學習理工才是“正途”，才能為將來建設新中國出力。但最終，丁玲還是說服了對化學最感興趣的蔣祖慧，把女兒送到了朝鮮，跟隨著名舞蹈家崔承喜學習芭蕾 舞。

新中國成立後，蔣祖慧已是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她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經過努力成了一名舞蹈演員。但是母親希望她通過進一步學習，成為一名舞蹈 編導，能夠編出屬於自己的、民族的舞蹈劇目。於是，1956年，蔣祖慧被派往蘇聯，進入莫斯科國立戲劇學院，系統地學習芭蕾舞的編導技藝。

1957年，蔣祖慧正在蘇聯學習。在一次聯歡節上，她在中國代表團帶來的報紙上看到一條驚人的消息，丁玲被打成“反黨集團”，蔣祖慧不能接受這 個結論，她不相信在出國時還送給她一套《毛澤東選集》的母親竟成了“反黨分子”。而在國內，丁玲在一場規模空前的“反右運動”中正經受着嚴厲的批判和殘酷 的迫害，她從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人民文學》主編，一下子變成了“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主謀，戴着大右派、反黨分子、叛徒的帽 子，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遣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

丁玲沒有讓自己的處境成為女兒的負擔，或許由於是在延安長大的娃娃，遠在蘇聯的蔣祖慧沒有受到母親的株連，她仍舊如願地在1957年加入了中國 共產黨。1961年，風華正茂的蔣祖慧從蘇聯學成回國，成為中國第一代芭蕾舞編導。她滿懷激情地投入到了藝術創作當中，與同事們合作完成了芭蕾舞劇《巴黎 聖母院》。1962年，中央歌劇舞劇院芭蕾舞團上演了這齣舞劇。

女兒心中的母親丁玲

在蔣祖慧的印象中，母親丁玲是一個樂觀、健談、襟懷坦白的人，就是在被打成右派、在北大荒湯園農場勞改期間，也經常是笑聲朗朗。

1959年，在蘇聯學習了三年的蔣祖慧得到一次回國的機會，時值新中國十年大慶，她被“恩准”去北大荒看望母親。蔣祖慧回憶說：“對於被打成右 派的事，她根本不談，不談這些亂七八糟的。她就說養雞怎麼怎麼樣，那裡很多知識青年怎麼怎麼樣。完了就講，‘我也不怎麼想你，你放心，好好學吧。我這裡這 麼多的知識青年，她們都是我的女兒。’”丁玲良好的精神面貌，讓蔣祖慧在放心的同時深受激勵。 www.qikan.com.cneHT4WTqUvTOKAi1i

1975年，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從監獄出來的丁玲被下放到山西長治，活動受到限制，蔣祖慧和丈夫偷偷地再次看望了母親。丁玲依舊很樂觀，她對 女兒說：“抗日戰爭時我來過太行山，現在我又在太行山上，看到年輕人成長，看到我們種的果園，我很高興！”有時蔣祖慧勸她說話注意些，丁玲就說：“我快 80歲了說話還注意什麼，我還能怎麼樣？”

在蔣祖慧的印象中，母親丁玲還是一個非常熱愛藝術的人，除了本行寫作以外，她曾經畫過畫，很喜歡看中國的古典戲曲和各類文藝節目。“文革”後， 蔣祖慧和丁玲一起看京戲，丁玲就說：“京戲描寫英雄主義的東西比較好，而越劇表現兒女情長的東西比較好……” 又講到程硯秋，說：“程硯秋那麼胖，個子又高，完全就是個男的，可是他越演就越像個女的……”蔣祖慧說，母親從來沒有講過傳統戲曲有什麼不好。

粉碎“四人幫”之後，蔣祖慧重新煥發出藝術活力，準備排演由魯迅作品改編的舞劇《祝福》。蔣祖慧不贊成一些人把這齣劇排演得“窮兮兮、灰兮兮、 苦兮兮”，她覺得這樣不好看，於是去徵求母親的意見。丁玲告訴她，祥林嫂是中國農村上千年來青年婦女的典型，她不是死於貧窮，而是死於迷信和盲從，這卻正 暗合了“文化革命”時期的社會狀況。丁玲還提醒她可以用芭蕾舞的形式表現、強調一些美好的東西，比如婚禮呀，不一定非要“灰兮兮、苦兮兮”，芭蕾舞的形式 本身就不是這樣的，也無須受電影的影響；祥林嫂還年輕，江南又是出美女的地方，怎麼就不能把她和江南的美女結合在一起呢？蔣祖慧接受母親的意見排演出的 《祝福》收到很好的效果，提起這些往事，她至今都很感謝和佩服母親。

丁玲雖然是一個聞名遐邇的大作家，但在蔣祖慧的心中，這一點似乎卻被忘記了。在交談中蔣祖慧從沒有提及母親作為一個作家對她的影響，她說她讀母 親的書不多，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把母親的小說，諸如《莎菲女士的日記》、《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改編成芭蕾舞劇，問及原因，蔣祖慧說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什麼，似 乎還沒來得及想，時間就過去了。

蔣祖慧的芭蕾舞編導事業

蔣祖慧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人，她的心中還有很多沒有完成的目標，她說這也是受益於母親的影響，因為母親丁玲就是一個事業心極強的人。看得出來， 蔣祖慧對她的事業非常執著。從1961年排演《巴黎聖母院》以來，她相繼編導、排演了《紅色娘子軍》、《紡織女工》、《白毛女》、《祝福》、《巴黎公 社》、《楊貴妃》、《燕南飛》等等。

1962年，在周恩來的提倡下，中宣部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一次有關搞革命題材芭蕾舞的選題會。那次會議最終確定的選題是《紅色娘子軍》，當時由上 海天馬電影製片廠攝製的電影《紅色娘子軍》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有關人士認為這個故事家喻戶曉，演員多為女性，適合芭蕾舞表演，再加上這一題材有着良好的 音樂基礎，對把它搬上芭蕾舞台充滿信心。舞劇《紅色娘子軍》很快就投入了創作。蔣祖慧作為編導之一，接受了其中序幕、第一場和第二場的創作任務。

蔣祖慧接到任務之後非常興奮，在她的心中，一直想搞出一部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民族芭蕾舞劇，在蘇聯學習的時候，老師就告訴她，將來要想有出息， 就搞中國現實題材的東西。經過幾年的努力，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終於在國慶15周年前夕，與觀眾見面了，演出大獲成功，被國內外一致公認為芭蕾舞民族化 的典範，是一個成功的藝術珍品及中國芭蕾舞新的里程碑。

《紅色娘子軍》開始了全國巡演。儘管那個時候，大多數中國人可能還不知道什麼是芭蕾，但劇組所到之處，反響空前熱烈。毛澤東對這齣舞劇，也表示 出了極大的興趣，他1950年訪蘇時，對芭蕾舞劇《天鵝湖》的印象極為深刻。這一次，他想親眼看看中國人自己搞的芭蕾舞。於是正在廣東演出的劇組，被迅速 調回北京，為毛澤東做專場演出。毛澤東看後很興奮，對《紅色娘子軍》劇組表示了肯定，講了三句話，方向是對頭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

儘管《紅色娘子軍》成就斐然，但是在被問及哪部作品是她最得意的問題時，蔣祖慧猶豫了片刻，然後告訴記者是1980年編導的《祝福》，一是因為這是她自己在藝術才華壓抑多年之後獨立搞出來的作品，頗費心血；二是因為它比《紅色娘子軍》在舞蹈方面確實有突破。

為了創造我們的民族芭蕾舞，蔣祖慧一直對我國少數民族的音樂和舞蹈抱有濃厚的興趣，並進行過實地的調查，試圖把它們融進芭蕾舞的創作中去。退休以後，蔣祖慧沒有離開她熱愛的舞蹈事業，繼續在一些院校培養新的芭蕾舞人才。

蔣祖慧的身世

蔣祖慧是丁玲和馮達的女兒，但是她說她對父親沒有什麼印象，母親也幾乎不跟她談父親的事。

丁玲一生坎坷。1931年，丁玲的戀人、左聯五烈士之一胡也頻被槍決於上海的龍華司令部。半年多後，悲痛中的丁玲在上海遇到一個名叫馮達的中共 地下黨員，並同他生活在一起。1932年丁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3年5月的一天，丁玲與馮達雙雙被國民黨政府逮捕。蔣祖慧是1934年9月，在父母 被囚禁的時候出生的。

丁玲始終認為，自己的被捕是由於馮達叛變所致，所以丁玲在得到宋慶齡等人的多方營救重獲自由之後，義無反顧地離開了馮達。1937年，丁玲到達 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歡迎，毛澤東還在給丁玲的《臨江仙》歡迎詞中，寫下了著名的句子：“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生活安定後，丁玲設法把女兒蔣 祖慧從湖南接到延安。1938年，4歲的蔣祖慧進入了延安保育院。

沒有想到的是，在“反右運動”中，蔣祖慧在獄中出生的事情被一些人抓住不放，他們說丁玲如果沒有叛變，敵人怎麼會讓她好好地生出孩子，這件事就 這樣成為丁玲被打成右派、反黨分子、叛徒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由頭。多年之後，每每想起此事，蔣祖慧都說她甚為愧疚，覺得自己對不起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