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蒋祖慧，我不禁感到有些意外，眼前这位个子中等、衣着朴素、面容谦和的女士就是六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编导吗？然而，当坐 定之后，亲耳聆听这位为祖国芭蕾舞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的老艺术家讲那“过去的故事”时，我又感到分明从她身感受到《红色娘子军》中革命女战士那种对革命事 业火一样的热情，对芭蕾舞事业执着追求的不懈精神。                                     一

   １９３４年10月3日，蒋祖慧出生于湖南常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丁铃是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左联”作家。受到家庭艺术氛围的影响，祖慧自小就对革命 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舞蹈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天赋。从延安保育院到晋察冀边区联中，蒋祖慧一直是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她为儿童团编导的《霸王鞭》等 节目深受老百姓的喜爱。１９４９年底，母亲通过沈阳鲁迅艺术学院舞蹈教育家陈锦清的介绍来到了平壤跟随朝鲜著名舞蹈家崔呈喜开始了她一生为之奋斗的舞蹈事 业。在崔承喜的指导下，蒋祖慧学习了芭蕾舞、现代舞、朝鲜舞、南方舞等，为他以后的舞蹈艺术之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一 年以后，蒋祖慧回国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后改名为中央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１９５3年春，蒋祖慧随中国青年艺术团参加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组织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这次联欢会的文艺会演上，她与同行们一起演出的荷花舞采茶扑蝶舞荣获集体二等奖。１９５４年，蒋祖慧被选送到北京舞蹈学校插班五 年级学习。1955年，文化部决定从学校选送三名学生前往苏联学习编导，蒋祖慧因其优异的表现而名列其中。当学校领导为此来征求她的意见时，在舞台上很有 发展前途的蒋祖慧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作为一名舞蹈演员，蒋祖慧深知被人们称为“芭蕾舞之魂”的编导在芭蕾舞创作中所起着中心的作用，音乐、美术、舞蹈 只有通过编导才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芭蕾舞成为一门完美的艺术。建国初期，在苏联的帮助下，经过数年的努力，我国虽已有了自已的舞蹈演员，然而，在编导 领域却是一片空白。如果没有高水平的编导，中国的芭蕾舞就不会有走向世界的一天！正是出于振兴中国舞蹈艺术的迫切愿望，蒋祖慧接受了祖国的挑选走上了芭蕾 舞编导的艺术之路，她决心用自已的勤奋和智慧在芭蕾舞艺术领域为祖国撑出一片属于自已的天空。

    １９５５ 年初，１９岁的蒋祖慧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希望，怀着一腔热血走进了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的大门。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集中了苏联最为优秀的音乐、美术、戏剧、 舞蹈艺术等方面的教师。蒋祖慧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她把同学们用来交友、逛街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在大师们的指导下，蒋祖慧在学业上有了很大的进 步。在毕业论文的设计时，蒋祖慧选择了由羊泉镇根据文艺复兴时期与塞万提斯齐名的作家罗伯·特·维加原著改编的《西班牙女儿》作为自已的编导剧目。《西班 牙女儿》主要描写了西班牙乡村两对性格迥异的小姐妹在爱情上所遭受的不同命运，热情讴歌了与命运抗争的斗争精神。在编导中，蒋祖慧在运用原来舞剧音乐的基 础上大胆探索，对全剧进行了重新编舞，使其更富有戏剧性。当时在中国的芭蕾舞台上演出的剧目还没有一个出自中国编导之手，蒋祖慧因此决定将《西班牙女儿》 带回国内，以自已的实际行动来填补这个空白。她首先来到自已的母校北京舞蹈学院寻求支持。然而，学院此时在苏联人指导下正在全力搞一台舞剧《鱼美人》，显 然，蒋祖慧的理想在这里不会有实现的机会。但她并不气妥，随后，她又给天津歌舞剧院写了一封信，希望学院能将她的《西班牙女儿》搬上舞台。天津歌舞剧院院 长，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曲作者曹火星在看了蒋祖慧的来信后，为她的精神所感动，当即去信表示同意。蒋祖慧接到回音，喜出望外。她立即赶到 天津歌舞剧院，怀着对舞剧事业的热爱和对成功的渴望，带领剧组的同志，不畏艰难，刻苦排练。经过三个月的奋战，大型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终于与观众见面 了，“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已编导的舞剧，真了不起。”剧中那优美的舞姿、精彩的场面赢得了观众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久，该剧即被调 至北京上演，同样引起了轰动，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了《西班牙女儿》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切接见了剧组的全体演职员，谢觉哉看 了该剧后激动不已，并欣然提笔赋诗一首：

农村女儿尽英雄，

异国神州无不同。

水自明漪花自笑，

轻如飞燕矫如龙。

惊人吐玉鼓声震，

耀眼威阳火炬红。

三百年来传颂歌，

聪明勇敢女儿风。

    当 时正值国庆节前夕，作为国庆招待外宾的节目，北京舞蹈学院正在排演由苏联人编导的舞蹈《海霞》，并准备于９月在人大小礼堂上演。周总理在看了蒋祖慧编导的 《西班牙女儿》后，当即指示有关方面：用我们自已编排的《西班牙女儿》代替由外国人编导的《海霞》。９月的演出在京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京津两地报刊杂志 乃至苏联《文艺报》也对《西班牙女儿》的成功上演作了专题报道。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蒋祖慧从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编导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后改名为中央歌舞剧院，现名为中央芭蕾舞团）成为一名专业编导。

                                           二

     《西 班牙女儿》的成功上演极大地鼓舞了蒋祖慧的创作热情，１９６３年蒋祖慧决定将世界文学名著《巴黎圣母院》搬上了舞台，并得到了周总理的热情支持，他常常到 团里和演员们交谈，并就中国的芭蕾舞事业的发展提出自已的建议。同年１１月底，周总理又一次来到团里观看《巴黎圣母院》，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幕间休息 时，周总理在剧团团长肖慎和蒋祖慧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休息室同编导及演员们就芭蕾舞创作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周总理亲切地对蒋祖慧说：“你在戏里用了中国 的翻筋斗，我看外国戏最好不要加中国筋斗。”蒋祖慧听了不禁为总理独到的艺术见解而暗自佩服。“总理，我看外国真正好的舞剧也不多，排完了怎么办呢？”看 着总理那慈祥和蔼的面容，当时只有二十岁的蒋祖慧很天真地说道。周总理微笑着象是对蒋祖慧，又象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说：“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 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剧目嘛！”过了一会，他又说：“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或 十月革命体裁的舞剧。”“是呀，我们怎么没想到呢。”总理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亮堂堂的。看完演出，周总理在舞台上和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时又对大家强调 说：“我已经对你们的编导说了，要创作革命题材的舞剧。”就在这次座谈会后，１９６４年初，中央歌剧舞剧院、北京舞蹈学校、中央音乐家学院和舞蹈家协会的 专家们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舞蹈创作会议。文化部部长林默涵也前来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说：“中国传统京剧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革，并取得很大的成绩。芭蕾舞怎么 办，我们也要进行改革，希望大家阐所欲言，为芭蕾舞的改革闯出一条新路子。”会议在谈到革命体裁作品的创作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有人建议将当 时很火的电影《达吉和他的父亲》改编成舞剧。还有人建议将《红岩》搬上舞台。而实验芭蕾舞团编导李承祥则在会上称：他们几位编导想改编《红色娘子军》，已 经有一个初步的构思。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枫在听完了大家的发言后说：“我看《红色娘子军》不错，一是题材表现的主要是女战士，很适合芭蕾舞的特点。二是 该剧的主题歌很好。三是娘子军的故事片很感人，家喻户晓，比较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赵枫的一席话讲得大家不住的点头。

    北 京创作会议后，１９６４年１月，中央歌舞剧院专门成立了以李承祥、蒋祖慧和王锡贤为编导、马运洪为舞美设计和由中央音乐学院著名作曲家吴祖强、杜鸣心等五 人为音乐创作的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班子。然而，要成功地将具有浓郁南国情调的《红》剧搬上舞台对于在北方长大的蒋祖慧等人来说并非易事，为了 深切了解剧中的人物与背景，让自已融入剧情，《红》创作班子和白淑湘、钟润良、王国华等几个主要演员一起前往红色娘子军诞生地──海南岛体验生活。为了解 当年娘子军的英勇事迹，她们几乎绕过了大半个海南岛。椰林寨旁、五指山下、万泉河边、天涯海角，到处都留下了她们探访的足迹。在椰林寨，她们亲眼目睹了南 霸天关押穷人的人间地狱“水牢”，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广大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站在当年红色娘子军连成立的大操场上，亲耳聆听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讲述当年 娘子军连成立的情景及其种种感人的战斗故事，中国妇女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前来体验生活的每一位成员。此次海南之行，蒋祖慧对海南妇女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也了解了中国第一个红色娘子军连诞生在海南岛的原因。在此之前，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海南挑水种地、干重体力活的是妇女，在部队行军时，扛机 枪、背大锅的也是妇女，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孕育了海南妇女不畏强暴、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此行的首要任务：塑造红剧女主角琼花──个叛 逆、强悍的中国妇女的形象在大家的脑海中定型了。

    在经历了一个半月的考察后，蒋祖慧与剧组的同志们又聚集在海口进行《红色娘子军》舞剧剧本的创作。实际上，大家在一路生活体验过程中已经就红剧的基调达成 了一致。在结构上，与电影不一样，舞剧是无声的艺术，讲究精练。在形式上，与外国舞剧所表现的外国王子、公主不一样，作为革命体裁的作品《红剧》应以抒情 为主，同时还应有浓郁的战斗气氛和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在音乐语言上，《红》剧应当与民族语言相结合，与部队语言相结合。总之，《红》剧要考虑我们自已的民 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不能照搬外国舞剧的结构和音乐。经过几天的构思修改，蒋祖慧和同事们完成了《红》剧剧本的创作，并由李承祥与吴祖强将其带回北京向赵 枫、林默涵汇报，而蒋祖慧和剧组演员们则来到连队进行了为期２个星期部队生活。

   １９６４年４月，正值江南桃红柳绿的时节，蒋祖慧一行告别了海南，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此次虽然在海南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然而，经历了南国蕉风椰 雨的洗礼，与剧组其他同志们一样，蒋祖慧的心已经深深地融入《红》剧剧情。回到北京后，《红》剧创作班子和演员们很快进入了音乐、舞蹈的创作和排演。由于 三个编导都属留苏学派，具有相同的艺术风格，这使大家合作的很顺利，《红》剧第一稿只花了两个月就搞出来了。在剧中，蒋祖慧主要承担《红》剧序幕及第一、 二幕的编导任务。她编导的第一场戏是“琼花逃跑”。在这场戏的编导过程中，蒋祖慧根据《红》剧内容将芭蕾舞这个外来艺术形式加以大胆的改革，使其更具有自 已的民族特色。如南霸天的狗腿子老四追打琼花的一段双人舞，蒋祖慧没有照搬芭蕾舞中逐步展开人物性格的表现手法和双人舞语汇，而是吸收了京剧中一开始就把 人物性格鲜明地显示给观众的表现手法，在双人舞的开头用了一个激烈的抄旋子的动作让老四上场，从而将恶霸爪牙的凶恶表现的淋漓尽致。与许多表现爱情的双人 舞不同，这段舞蹈还借用了京剧中的不少动作，鲜明而强烈表现了剧中人物的敌对关系，很有民族特色。此外，《红》剧在音乐上还采用了海南民歌的一些曲调，极 为优美。把芭蕾舞这种纯属外来的艺术形式用于表现中国人民的现实斗争生活，并使两者达到水乳相融的程度，这正是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成功之处。赵 枫看了送审的片断后十分高兴，并称剧中琼花“叛逆、强悍”的一面表现的很好，在塑造人物上有很大的创新，就按这个调子搞。７月底，《红》剧进行第一次钢琴 连排时，赵枫还特地请一些戏剧家、军队文艺家及部队首长前来观摩、指导。专家们在看了这出戏的上述几个片断后，一致称赞戏编得好、导得精彩、演得动人。同 时也就戏中某些片断提出了自已的意见。如戏剧家吴雪认为序幕中“地牢”太写实了一些，显示不出芭蕾舞的特点。而部队同志则认为剧中娘子军练兵舞的舞蹈动作 缺少军人气质，象“娘子”不象“军”，战斗场面看起来给人的感觉还比较弱等。对于专家们的意见，院团领导和创作组的同志非常重视。他们一方面研究修改方 案，另一方面组织红剧全体演员一百三十余人来到三十八军一人在一个班进行为期两周的军事生活。后来，《红》剧把军队的刺杀等素材成功地吸收到了娘子军的舞 蹈动作中，对于增强全剧的气氛起了很好的渲染作用。在《红》剧整个编排过程中，文化部长林默涵自始自终都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并就戏中的某些内容提出了很好 的修改意见。原来剧中有一段戏表现的是琼花被南霸天及其爪牙打昏浇水后从昏死中渐渐醒来的情节。林默涵在看了这段戏后对蒋祖慧说：“海南岛不是常下大雷雨 吗？我看莫若用一场雷雨代替浇冷水来表现琼花醒来的情节，这样既能充分与剧情相连接，又能体现海南的气候特点。”蒋祖慧根据林默涵的建议进行了修改，效果 果然非同一般。

   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７日，《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进行彩排，周总理也应剧团的邀请前来观看。他在看完戏后高兴地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啦！我原来 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个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的演出这样成功。我们国庆节就用这台戏来招待外 宾。”周总理还当场决定，将《红》剧的首场演出放在人大小礼堂，这使全剧组受到很大的鼓舞。９月２９日，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人大小礼堂正式演出 了，并赢得了中外来宾的热烈赞美。随后，《红》剧又南下广州、深圳进行演出，同样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剧组又接到命令，要其迅即回到北京，说 是毛主席要看这出戏，蒋祖慧和剧组的其它同志们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激动。１０月８日，毛主席在观看了《红》剧后，高兴地对大家说：这出戏“方向是对的，革命 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毛主席的话给全剧组的同志们以极大的鼓舞。

    然而，令蒋祖慧等始料不及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为了把与自已毫无关系的舞剧《红色娘子军》窃为已有，以充当其篡党夺权的资本，不仅把蒋祖慧等 《红》剧主要编导和演员打成反革命、特务、修正主义分子，还组织人三番五次地修改《红》原有的音乐、舞蹈、服装、布景，加进了许多概念化的“高、大、全” 的东西，使一些表现人物个性的优美音乐、舞蹈等遭到破坏。例如，琼花诉苦一场，原来有一段充满觉悟的音乐和舞蹈，对主题的渲染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但江青 却认为这段音乐舞蹈太软、太抒情，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而将其砍掉了，只用一段哑剧代替，大大减弱了它原有的感人程度，象这样的地方为数还不少，这使蒋祖慧 和剧组的同志们痛心不已。不过，暇不掩瑜，倾注了蒋祖慧和战友们大量心血的《红》剧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高超的编演技艺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一致好评，并成为中国 芭蕾舞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数十年来，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象一面火红的旗帜，高高飘扬在芭蕾舞坛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着革命和建设 事业奋斗不止。１９９４年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荣获中国文联及舞协颁发的“二十世纪经典”奖。

   三

   中 国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国内成功上演后，在国外也引起了注目。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看了演出后激动地说：“我们还没有你们这么大胆，搞 出这么好革命体裁的舞剧呢！”阿尔巴利亚文化部有关领导在看了《红》剧后，也大为赞叹，决定将《红》剧搬上他们的舞台，并邀请中国方面派人前去指导。阿方 此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阿国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几乎每一家都有人参加游击队，即便在革命胜利后，国民都有到部队训练的义务。因而国民们对《红》剧所表 现的革命军队生活很熟悉，对于《红》剧自然是情有独钟了。接到邀请后，剧团领导便决定派蒋祖慧和另一个演员张策前去执行这一任务，并向阿尔巴利亚提供了 《红》剧所需的布料、衣服及道具。“阿尔巴利亚与中国情况大不一样，能拿下这出戏吗？”蒋祖慧对能否完成此行任务心中还真没底。然而，当得知阿国《红》剧 演员大部分是留苏的，大剧院总导演还是自已留苏时的同学，蒋祖慧的这种顾虑便消失了大半。为了使异国的演员们溶入剧情，演好中国的革命女战士，蒋祖慧认真 地给演员们讲红色娘子军连的历史，讲琼花的革命斗争史，使演员们对中国革命女战士有了深切的了解。演琼花的女主角是阿国人大代表，在六岁时被人从敌人的监 狱中解救出来，与剧中的主人公有着相同的经历，对自已演的角色很有感情，演得也非常到位。由蒋祖慧、张策编导，阿国演员担纲主演《红色娘子军》一经演出便 获得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热烈欢迎，并受到了阿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１９６６年５月，周总理出访阿尔巴利亚，随同周总理来访的战友歌舞团向阿方献演了《长征 组歌》，阿方向向中国代表团献演的便是这出《红色娘子军》（第二场）。想不到外国演员们将《红》剧演得这么好，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都不禁连连称奇。周总理 在看完后连连赞叹说：“演得真好，连长演得很象中国人。”                        

    从 阿尔巴利亚载誉归来后的蒋祖慧正要全力投入下一个作品的编导时，“文革”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作为首先遭到“文革”冲击的文艺战线一片混乱，原先 热闹的剧院此时显得冷冷清清，蒋祖慧也被挂了起来，无事可做，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感到了生活的无奈。１９６７年夏的一天，《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迈近来到团 里说：江青要我们搞《南海长城》，还要我们修改《白毛女》。随后，团里在组织一部分人修改《白毛女》的同时，还组织了以蒋祖慧、王锡贤为编导的《南海长 城》创作班子。蒋祖慧受命以后，与《南》剧组十余人一起前往南海进行生活体验，并搞了一个《南》剧的舞剧脚本送了上去。同年１０月，江青来团审查修改后的 《白毛女》，蒋祖慧便趁此机会询问江青对《南》剧本子的意见，谁知江青将脸一拉说：“我没有叫你们搞《南海长城》”。蒋祖慧当时以为江青事太多，忘了这件 事。便又提醒她：“是您叫我们搞的，还有一个材料上写……。”“见鬼了，我根本不相信他们印的东西。”不等祖慧把话说完，江青便又气势汹汹地叫道。事后江 青还对人说：“丁铃的女儿很霸道，竟敢顶撞我。”不久，象文化界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一样，，蒋祖慧被划为“帽子拿在手上的反革命”（即不戴帽的反革命）， 并于70年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红艺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不得不离开了她心爱的芭蕾舞艺术事业。

    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文艺的春天又回来了，蒋祖慧也回到了中央歌剧舞剧院，重新操起了她日夜不能释怀的芭蕾舞编导事业。在短短的几年中，蒋祖慧便相继推 出了《雁南飞》《杨贵妃》《流浪者之歌》《泉边》《莫郊外的晚上》《蓝色的多瑙河》《烛光》《祝福》等一出出优美的舞剧，其中尤以蒋祖慧根据鲁迅小说创作 的芭蕾舞剧《祝福》（第二幕）《不寻常的婚礼》影响最大。出色的编导和高超的演技将祥林嫂与贺老六这两个善良的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心路历程演绎得深刻感 人。该剧在当年中直机关文艺单位举行文艺节目评比活动中一举夺得了编导、作曲、演出三个一等奖。著名导演、中央实验话剧团团长舒强在看完这场戏后激动地对 蒋祖慧说：“我以前看舞剧都是靠在椅背上看的，然而我看你编导的这场戏时身体却不由自主地直起来向前探着看，演的真是太出色了。”此后，《祝福》还应邀到 苏联、英国、德国、荷兰、菲律宾等九个国家演出。仅美国就去公演了两次，演出城市多达四十余个，真可谓盛况空前。美国纽约林肯中心还将该剧专门进行了录像 作为永久保留。菲律宾芭蕾舞团还特请蒋祖慧为他们排演了《祝福》（第二幕）。当《祝福》（第二幕）与《睡美人》（第三幕）以及一个交响芭蕾舞三出戏同台演 出后，当地报纸载文评论说：“看完三场戏后，无疑祝福是最受欢迎的。”１９８１年《祝福》（第二幕）获文化部颁发的编导一等奖。１９９４年，《祝福》（第 二幕）又获文联及舞协颁发的“二十世纪经典提名”奖。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典礼上，当蒋祖慧看到舞剧《祝福》彩车作为典礼的十大彩车之一，缓缓驶过天安门 广场，代表文化部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时，心中充满了自豪。     

    在半个多世纪的芭蕾舞编导生涯中，蒋祖慧为芭蕾舞艺术民族化，为中国的舞剧事业走向世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她曾多次在全国舞蹈比赛或在国内选拔参加国际芭蕾 舞比赛中担任评委，并三次担任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副组长。１９９０年蒋祖慧被授予“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专家”称号，１９９１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 特殊津贴。在担任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期间，他先后数十次率团出访俄国（前苏联）、美国、加拿大、日本、朝鲜、台湾、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促进中国与国 际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1999年1月，俄罗斯文化部长还专程赶来为将一枚普希金纪念章别在了蒋祖慧的胸前，以表彰她在半个多世纪的芭蕾舞编导生 涯中为中俄（苏）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１９９５年１月，蒋祖慧从中央芭蕾舞团离休了。然而，她并没有离开她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芭蕾舞艺术事业， 继《祝福》之后她又编导了《元神祭》等优秀舞剧，为祖国的芭蕾舞艺术园地增添了一朵朵绚烂的奇葩。１９９８年，由她编导的，在汕头举办的大型歌舞晚会《潮 风乐舞》也令人耳目一新，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如今，已过花甲之年，但却依然激情奔涌的蒋祖慧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芭蕾舞艺术的普及上，当笔者看到由她为编 导、充满青春活力的舞蹈《为祖国干杯》时，我不禁为蕴含在这个节目中那浓浓的爱国情感所感染了。新中国文艺事业之所以有了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不就是因为 有了象蒋祖慧这样一批艺术家的赤诚奉献吗？

作者：许江   出处：《三月风》

尽管蒋祖慧并不认为生为名人之后是一件足以称为“幸运”的事情，但是有丁玲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母亲，仍然使她比大多数同龄人的人生之路更加丰富多彩。

母亲的选择成了我的选择

回忆起往事，蒋祖慧颇多感慨，似乎有太多的事情萦绕于胸，欲言又止。谈及母亲丁玲对自己人生的影响，蒋祖慧说，她学舞蹈的这条人生道路正是母亲给选择的。

蒋祖慧从小在延安“保育院”长大，虽然正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她的童年和少年却是无忧无虑的。1948年，丁玲参加了一个和平会议后从苏联归 来，住在沈阳“鲁迅艺术学院”，正在晋察冀边区学习的蒋祖慧来到沈阳看望母亲。当时，“鲁艺”刚刚开始搞芭蕾舞，而在苏联观赏了乌兰诺娃的芭蕾舞剧《泪 泉》的丁玲深深地被这种艺术形式打动，她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去跳跳这种舞蹈。然而，不满14岁的蒋祖慧并不是很情愿，在他们这批延安长大的孩子们的心目 中，学习理工才是“正途”，才能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出力。但最终，丁玲还是说服了对化学最感兴趣的蒋祖慧，把女儿送到了朝鲜，跟随著名舞蹈家崔承喜学习芭蕾 舞。

新中国成立后，蒋祖慧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经过努力成了一名舞蹈演员。但是母亲希望她通过进一步学习，成为一名舞蹈 编导，能够编出属于自己的、民族的舞蹈剧目。于是，1956年，蒋祖慧被派往苏联，进入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系统地学习芭蕾舞的编导技艺。

1957年，蒋祖慧正在苏联学习。在一次联欢节上，她在中国代表团带来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蒋祖慧不能接受这 个结论，她不相信在出国时还送给她一套《毛泽东选集》的母亲竟成了“反党分子”。而在国内，丁玲在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中正经受着严厉的批判和残酷 的迫害，她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人民文学》主编，一下子变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主谋，戴着大右派、反党分子、叛徒的帽 子，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丁玲没有让自己的处境成为女儿的负担，或许由于是在延安长大的娃娃，远在苏联的蒋祖慧没有受到母亲的株连，她仍旧如愿地在1957年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1961年，风华正茂的蒋祖慧从苏联学成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代芭蕾舞编导。她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了艺术创作当中，与同事们合作完成了芭蕾舞剧《巴黎 圣母院》。1962年，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上演了这出舞剧。

女儿心中的母亲丁玲

在蒋祖慧的印象中，母亲丁玲是一个乐观、健谈、襟怀坦白的人，就是在被打成右派、在北大荒汤园农场劳改期间，也经常是笑声朗朗。

1959年，在苏联学习了三年的蒋祖慧得到一次回国的机会，时值新中国十年大庆，她被“恩准”去北大荒看望母亲。蒋祖慧回忆说：“对于被打成右 派的事，她根本不谈，不谈这些乱七八糟的。她就说养鸡怎么怎么样，那里很多知识青年怎么怎么样。完了就讲，‘我也不怎么想你，你放心，好好学吧。我这里这 么多的知识青年，她们都是我的女儿。’”丁玲良好的精神面貌，让蒋祖慧在放心的同时深受激励。 www.qikan.com.cneHT4WTqUvTOKAi1i

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从监狱出来的丁玲被下放到山西长治，活动受到限制，蒋祖慧和丈夫偷偷地再次看望了母亲。丁玲依旧很乐观，她对 女儿说：“抗日战争时我来过太行山，现在我又在太行山上，看到年轻人成长，看到我们种的果园，我很高兴！”有时蒋祖慧劝她说话注意些，丁玲就说：“我快 80岁了说话还注意什么，我还能怎么样？”

在蒋祖慧的印象中，母亲丁玲还是一个非常热爱艺术的人，除了本行写作以外，她曾经画过画，很喜欢看中国的古典戏曲和各类文艺节目。“文革”后， 蒋祖慧和丁玲一起看京戏，丁玲就说：“京戏描写英雄主义的东西比较好，而越剧表现儿女情长的东西比较好……” 又讲到程砚秋，说：“程砚秋那么胖，个子又高，完全就是个男的，可是他越演就越像个女的……”蒋祖慧说，母亲从来没有讲过传统戏曲有什么不好。

粉碎“四人帮”之后，蒋祖慧重新焕发出艺术活力，准备排演由鲁迅作品改编的舞剧《祝福》。蒋祖慧不赞成一些人把这出剧排演得“穷兮兮、灰兮兮、 苦兮兮”，她觉得这样不好看，于是去征求母亲的意见。丁玲告诉她，祥林嫂是中国农村上千年来青年妇女的典型，她不是死于贫穷，而是死于迷信和盲从，这却正 暗合了“文化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丁玲还提醒她可以用芭蕾舞的形式表现、强调一些美好的东西，比如婚礼呀，不一定非要“灰兮兮、苦兮兮”，芭蕾舞的形式 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也无须受电影的影响；祥林嫂还年轻，江南又是出美女的地方，怎么就不能把她和江南的美女结合在一起呢？蒋祖慧接受母亲的意见排演出的 《祝福》收到很好的效果，提起这些往事，她至今都很感谢和佩服母亲。

丁玲虽然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大作家，但在蒋祖慧的心中，这一点似乎却被忘记了。在交谈中蒋祖慧从没有提及母亲作为一个作家对她的影响，她说她读母 亲的书不多，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母亲的小说，诸如《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改编成芭蕾舞剧，问及原因，蒋祖慧说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似 乎还没来得及想，时间就过去了。

蒋祖慧的芭蕾舞编导事业

蒋祖慧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她的心中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目标，她说这也是受益于母亲的影响，因为母亲丁玲就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看得出来， 蒋祖慧对她的事业非常执著。从1961年排演《巴黎圣母院》以来，她相继编导、排演了《红色娘子军》、《纺织女工》、《白毛女》、《祝福》、《巴黎公 社》、《杨贵妃》、《燕南飞》等等。

1962年，在周恩来的提倡下，中宣部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关搞革命题材芭蕾舞的选题会。那次会议最终确定的选题是《红色娘子军》，当时由上 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有关人士认为这个故事家喻户晓，演员多为女性，适合芭蕾舞表演，再加上这一题材有着良好的 音乐基础，对把它搬上芭蕾舞台充满信心。舞剧《红色娘子军》很快就投入了创作。蒋祖慧作为编导之一，接受了其中序幕、第一场和第二场的创作任务。

蒋祖慧接到任务之后非常兴奋，在她的心中，一直想搞出一部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芭蕾舞剧，在苏联学习的时候，老师就告诉她，将来要想有出息， 就搞中国现实题材的东西。经过几年的努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终于在国庆15周年前夕，与观众见面了，演出大获成功，被国内外一致公认为芭蕾舞民族化 的典范，是一个成功的艺术珍品及中国芭蕾舞新的里程碑。

《红色娘子军》开始了全国巡演。尽管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芭蕾，但剧组所到之处，反响空前热烈。毛泽东对这出舞剧，也表示 出了极大的兴趣，他1950年访苏时，对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印象极为深刻。这一次，他想亲眼看看中国人自己搞的芭蕾舞。于是正在广东演出的剧组，被迅速 调回北京，为毛泽东做专场演出。毛泽东看后很兴奋，对《红色娘子军》剧组表示了肯定，讲了三句话，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尽管《红色娘子军》成就斐然，但是在被问及哪部作品是她最得意的问题时，蒋祖慧犹豫了片刻，然后告诉记者是1980年编导的《祝福》，一是因为这是她自己在艺术才华压抑多年之后独立搞出来的作品，颇费心血；二是因为它比《红色娘子军》在舞蹈方面确实有突破。

为了创造我们的民族芭蕾舞，蒋祖慧一直对我国少数民族的音乐和舞蹈抱有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过实地的调查，试图把它们融进芭蕾舞的创作中去。退休以后，蒋祖慧没有离开她热爱的舞蹈事业，继续在一些院校培养新的芭蕾舞人才。

蒋祖慧的身世

蒋祖慧是丁玲和冯达的女儿，但是她说她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母亲也几乎不跟她谈父亲的事。

丁玲一生坎坷。1931年，丁玲的恋人、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半年多后，悲痛中的丁玲在上海遇到一个名叫冯达的中共 地下党员，并同他生活在一起。1932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的一天，丁玲与冯达双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祖慧是1934年9月，在父母 被囚禁的时候出生的。

丁玲始终认为，自己的被捕是由于冯达叛变所致，所以丁玲在得到宋庆龄等人的多方营救重获自由之后，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冯达。1937年，丁玲到达 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欢迎，毛泽东还在给丁玲的《临江仙》欢迎词中，写下了著名的句子：“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生活安定后，丁玲设法把女儿蒋 祖慧从湖南接到延安。1938年，4岁的蒋祖慧进入了延安保育院。

没有想到的是，在“反右运动”中，蒋祖慧在狱中出生的事情被一些人抓住不放，他们说丁玲如果没有叛变，敌人怎么会让她好好地生出孩子，这件事就 这样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叛徒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由头。多年之后，每每想起此事，蒋祖慧都说她甚为愧疚，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