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对于“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片语大概都不陌生。这个片语原来是作为被否定的陈述，然而在那十年里却成为了常态化的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来看看这句话的起源和它在当时社会面上的现实反映。 跟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显示，“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句短语最早出现在 1966 年 11 月 10 日，林彪“在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他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然后，发布于 8 月 8 日，简称为《十六条》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头，在第七条 “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里，也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撥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接下来，《红旗》杂志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相关文章纷纷用到这个短语，明确指出“挑动群众斗群众”是资产阶级路线的特征。按理说，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人绝对不应该这样做，实际情况所显示的却恰恰相反。某些“首长”向特定的“群众组织”喂料，大爆“敌对阵营”中人的“历史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反党反人民”的材料；另一边又有“知情人士”向另一派“群众组织”揭露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政治变色龙”、“混进革命队伍”的恶劣行径。不同属性的“群众组织”拿着这些材料相互攻讦，由文斗发展到武斗，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无日无之。吊诡的是，不同属性的“群众组织”所擎的都是同一面大旗，都说自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红潮退尽，当年的一些“首长”和“知情人士”因为“裸泳”被送进了各级监狱，诸般罪名之中，“挑动群众斗群众”倒成了最不起眼的一条。 “黑猫白猫”理论盛行的年代，无数新鲜事物从外部涌进神州，人们从起初的目不暇接到习以为常，进一步有所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攀升以及城市房产价格的升值带来了一片歌舞升平景象 ，当年那些“主义”、“革命”不离口的“群众组织”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兴趣团体”，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各地的“广场舞”群体。虽然“广场舞”群体有时会因为噪音和占用空间的原因，引来另外一些群众的投诉，大体都比较容易解决，不致造成“群众斗群众”的恶性事件。至于把“广场舞”跳到纽约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则更是一件令某些人感到精神一振的事。可惜当地居民少了“一份文化的包容”（搜狗百科《大妈纽约跳广场舞被逮捕》一文用语），否则将会是宣扬中华软实力的选项之一。 最近两年多，由于防疫及促进“内循环”的国情需要，人们都要遵从“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的指令。本来这是一件好事，既可以控制住外汇的无序外流，活跃国内市场 ；也可以使得国民收心养性，提高个人素质。没想到，当人们静下来，更多地关注身边的人和事的时候，一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行为“告密”，竟然悄悄地死灰复燃。 人们通常很容易混淆“告密”与“举报”这两个词。其实“告密”主要指的是向权力机构或具备某种权力的人士告发旁人的私下言论或活动。“举报”说的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旁人没有觉察的某些言论和行为反映给权力机构或执行公权力的人士。 “告密”最浅显的例子是，几个学生私下议论班主任有口臭，其中一人当时没有表示意见，转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班主任。 “举报”一词本来属于中性，兼有报告的意思。譬如“择本乡年八十以上，素有德行，从公确实举报。”现如今某些人有意无意地用“举报”来代替了“告密”，其意图无非是试图掩盖“告密”的不道德属性。 “举报”由于涉及个人的理解，有时又不免“想多了”，甚至会掉进了“构陷”的坑里。譬如最近《可惜不是你》以及《致知了》事件，还有云南某大学，有学生因为老师的普通话带有东北口音，认为老师是故意用方言教学，将老师举报的事件。 告密曾经因为符合当权者的需要而得到鼓励，因而风行一时。譬如宋神宗熙宁七年，施行“手实法”新政，“许人纠告”，鼓励告密，结果“家家有告讦之忧，人人有隐落之罪，无所措手足矣”。这项新政的推行，受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如果一项政策导致民间告密成风，社会便会进入人人自危的境地，敦厚的风俗就会被破坏殆尽。由于反对的声音太大，过了不久，宋神宗只好下诏废止了“手实法”。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 年)，曾经设立了四款铜匦，分别是延恩匦（养民劝农）、招谏匦（评判朝政）、伸冤匦（申诉冤屈）、通玄匦（建言献策），任何人都可以根据所涉事宜用文字的形式投入其中一匦。据记载，武则天是这样说的：“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为了郑重其事，还为这个箱子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匦使院”，院使由正五品的谏议大夫领头进行管理。这四个铜匦，允许民众或低级官员议朝政、言农桑、诉冤情、献良策，慢慢的正能量。 铜匦之设，旨在广开言路，并不是鼓励“告密”，有人把它视之为古代的“信访制度”。不过根据铜匦的四类功能来看，却与当下神州的“信访”有云泥之别，最起码没有发生为了“防止上访”而组建常设机构的情事。各式铜匦早已风流云散，如今草民也无缘“拦轿喊冤”，民众举报之事，如果事涉官府或官员，不了了之已是最好的结果，如彭帅；如石沉大海的则有徐州铁链女、唐山烧烤店被打女子；更有甚者则是举报者反被打压、禁言，如田奇庄。与“严防死守”对待上访户现象交相辉映的是，针对民众的“告密”和“举报”却是被大加鼓励，一告一个准。譬如处理对老师、作家、民间机构的举报绝对是高效高能，如方方、宋庚一、李田田、吴远卿、宣克炅。为了鼓励后一类举报，甚至开列明码实价的褒奖制度，下面两个例子可供参考： 扬州江都区教育局实行实名举报奖励机制。对查实确属于有偿家教的，每件奖励举报人员 1000 元，并严格执行保密制度。 浙江省瑞安市宣布首次有效举报人最高可获 5000 元的奖金。同时，奖金兑现全部采取现金支付的形式，确保举报人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有人把“告密”当作一项事业来经营，为了掩盖其逐利的动机，就披上一层“高尚”的外衣。对于这类人，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有过评价，他说“恶徼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他憎恶那种拾人牙慧而自以为聪明的人，憎恶那种无礼、蛮横而自以为勇猛的人，憎恶那种揭人隐私却自以为直率的人。 揭人隐私却自以为直率的人毕竟属于认知范畴，以揭人隐私牟利则更为恶劣。譬如那位请了一位“特级教师”为自己补了一年数学课，考上大学之后，反过来向教育局举报补习老师，索回补习费的学生，其行为简直是无耻。令人惊诧的是，事发之后，包括教育局官员、该学生的家长、录取该生的大学等有关联人士，不见有人指出那位举报的学生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是如何不道德。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营养剂，“告密”行为才得以茁壮成长。而由此形成的人人自危心态，则有利于当权者维稳，并且成本低廉，当政之人更是乐见其成。于是在这件事情上，官府与“奸民”（习惯于告密的人 - 商鞅语）心意相通，一起对付无招架之力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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