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所谓“河殇历史观”，自从我到海外后，曾颇遭批判，因为它其实仍然是一种“大一统”论说；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上了一位教授的一堂课，就彻底抛弃了它。这里贴出课后我写的一文，它有一个副标题：帝国的解体与灾难的神话，文字是三十年前的，有些陈旧，但是其观念在中文语境，恐怕仍属现卫，所以我都懒得批驳“大一统”滥调。】

这个世界完结过多次。三千年前，赫梯人洗劫了巴比伦。公元前612年，亚速的尼尼微破城。一百年后，控制黄河流域三个世纪的周室东迁，天下大乱。在西方，希腊城邦的民主和自由，到公元前338年终结了。又到前30年左右，延续了三十个王朝的古埃及，和亚力山大大帝的希腊世界，同时灭于罗马人之手。公元五世纪前后，黑白匈奴大泛滥，古典世界濒于坍塌，西罗马倾覆，中国分南北朝，波斯奄奄一息，印度芨多王朝灭亡——每一次崩溃，在当时人看来，都是世界末日，但其后又总有更灿烂的文明涌现。

一九八九年那场血光之灾后，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除了大崩溃的恐惧，仿佛没有其他更乐观的看法。邓小平说，如果共产党垮了，中国就会崩溃，亚洲就会混乱。知识菁英们说，中国一旦失去权威，就会重新陷入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生灵涂碳。海外一些名流，每每也拿东欧和苏联说故事，极言其后果不堪。这一来，中国老百性吓住了，他们说，算了吧，闹个兵荒马乱，还不是咱们当百姓的遭殃！我自己好象也颇相信此类“崩溃”说，读了那本《黄祸》，出了一身冷汗，写了一通谈“黄”色变的文字。这些看法，与其说是对未来的冷静分析，不如说是某种强迫性的历史记忆使然，它们大概包括：世界的（罗马帝国解体后的黑暗中世纪）、近代的（大清帝国崩溃后的军阀割据）以及眼前的（东欧共产体制消亡后的乱局）。中国人一时看不到出路，就只好拿这些历史记忆互相吓唬。难怪哈佛大学的史华兹教授（B I Schwartz），在一九九〇年夏天的一个讨论会上叹道：传统中国的政治总是徘徊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不曾出现其他的选择（Alternative），似乎只要能维持天下不乱，便不曾好好思考另一种政治形态的可能性。换一种思路去对付那种令人窒息的预设的“崩溃”说，或许有柳暗花明之感。

古代世界的终结

“对我这个爱尔兰人来说，罗马帝国的完结是无所谓的。”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眯眯的对我们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专治古代史，1989年发表一本专著，题为“古代后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这本书提出一个看法，从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许多古代文明毁于蛮族铁蹄，过去史家都认为，世界渐渐进入无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纪。但恰好在这个时期，从古罗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东正教（东欧和俄国）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构成一个新的文明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天布朗教授应邀来给我们讲一个题目，叫作“古代世界的终结”。开宗明义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公元475年西罗马灭于哥特人之手，这个庞大政治结构的终结，意义何在？史学界对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难解的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历史（罗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欧的文明恰恰又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才成长起来。如何解释这种连续和断裂？

演讲前，布朗向我们推荐了另一本书，《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此书成于1935年，作者亨利•皮伦 （Henli Pirenne），是一个比利时的反日耳曼主义者，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书写完十天后，皮伦去世。此书以极丰富的材料，证明西罗马灭亡后，罗马的经济和文化并没有完结，而是在比较小的结构中存活下来，演成新质。特别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横扫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纷飞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皮伦此说，一举将中世纪史提前了三百年。

大结构控制力可疑

布朗说，把罗马的政治结构，与它的经济、文化分开来看，这是皮伦的一大贡献。皮伦并不觉得罗马政治结构的终结有那么重要。他把地中海看作一个生态单位，是罗马网络的中心，有如中国的长江和运河。地中海交通快捷，从罗马到埃及走海路，只需十天，走陆路却要一个月，而且运费高出56倍。因此，公元472年罗马城的陷落，以及君士坦丁堡又延捱了一千年，其实都不重要。倒是公元642年伊斯兰海军攻占亚力山大里亚港口，控制了地中海的制海权，罗马帝国真正不存在了。所以，罗马的灭亡，是一种生态的灭亡。

然而，皮伦又指出，正因为“地中海生态”消失了，昔日帝国的贸易和税收不复存在，西欧君主们只有靠土地的税收来维持财政，农民只依附地主，职业军队没有了，世界统一的感觉也没有了，这才逼出一个封建主义。

我不知道，皮伦的这种“分离法”能否用于中国历史。我只知道，虽然我们颇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漫长”而苦恼，其实我们压根儿没有真正“封建”过。大概，不是因为封建制而漫长，恰恰因为没有封建制而漫长。漫长的不是封建制，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不是罗马式的那种大的政治结构？金观涛先生曾有“超稳定结构”之说，然而，果真有“超稳定”的东西，那不会是政治结构，而是文化的连续性。至少，按照皮伦的说法，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么，说中国社会高度整合不易转型，说中国不整合不统一便没有现代化可言，说中国一旦失去共产党的权威就会“飞灰烟灭”，大约都是神话。

我想，罗马的政治结构，又何尚不是一种生态现象呢？帝国体制的功能，集中于征服世界，从北非到撒哈拉，从西班牙到不列颠，这样大的结构，本身就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其控制力是很可怀疑的。帝国在其漫长的边境驻扎大量常备军，沿英格兰北部、莱因河甚至北非，都筑起永久性的壁垒，颇象中国的长城。但所谓的“罗马世界”，其内部另有一个看不见的疆界，仅仅环绕地中海。对罗马人来说，巴格达很近而不列颠很遥远。布朗教授说他在北英格兰看到古罗马的“长城”时就想，罗马人的生活多么乏味呀，如果它不灭亡，我们就没有阿瑟王的故事，没有后来的城堡，而城堡就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从北非出土的罗马庄园，已经有很高的墙，显示对周围有很大控制力，庄园主俨然一个小皇帝，只是为了享受繁华才去罗马。后来，他们都呆在自己庄园里不去罗马。罗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消亡了。

罗马退出历史以后，欧洲的政治结构从此变成比较小的单位。帝国式的结构，叫人不堪忍受，封建的政治单位相对小而分散，有竞争，人的生存状态，也多元一些。这是帝国终结的一大意义。那些处在边陲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逐渐走向中心舞台。他们的心态，比较容易超越那种大罗马情结。欧洲中世纪，除了基督教，没有其他大一统的结构。众口一词的“黑暗中世纪”，其实也大值得怀疑。君不见，巴黎的圣母院，科隆的大教堂，都是那时的杰作。即使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也终于打出一个洛克所说的“容忍”，打出政教分离的制度性妥协，神归神，人归人，奠定了欧洲近代社会的基础。

罗马不亡，哪来欧洲？

如前所述，公元475年西罗马崩溃之后，“古代世界”就终结了。老式帝国的政治结构，到近代纷纷解体。倒是本世纪在共产制度下，又出现令人不堪的帝国模式。不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活不过二十世纪去。苏联的解体，象一出神话，连俄罗斯人都把那个帝国弃之如蔽履，放波罗的海诸国走掉，真可谓“提得起，放得下”。我们中国人好象就差这点气度，其他大概都不在乎，就舍不得那个大一统，情愿大伙儿都在里头摽到底，否则就是玉石俱焚。中国人在大结构的生态里活惯了，除了泱泱大国的感觉，不知道“小结构”的滋味，要超越大中国情结（或可称“大罗马情结”），是不容易。

由此我便想到台湾和香港。它们好象是从一个大结构里被甩出去的碎块，在边缘自行运转。它们受那个呆板的大结构制约，但它们自身却灵便得多。久而久之，大结构慢慢僵死，而边缘的碎块却越来越活跃。大陆与港台，不过四十年的分道扬镳，当年远东第一大都会上海的风光，尽悉被香港占去；高雄跃为世界第十大港。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受“港”雨“台”风熏染渐次开化，粤语风靡大陆，北京“小痞子”径相模仿；连穷乡僻壤的海南岛，竟也引来几度“淘金”狂潮。怎能想象，当初若将港台也拢进这大一统里来，如今岂不早就一古脑憋死？这就如同布朗教授所感慨的，倘若罗马不亡，哪有他的祖先?

那天布朗最后谈到，他的老师写完《古罗马灭亡史》说，让人奇怪的不是罗马消失了，而是它为什么能在那里呆这么久？我想，这个问题如今该问中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