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那个“耳语者”吗？

英国历史学家、研究苏俄历史的权威奥兰多·费吉斯在《耳语者》一书中，探讨了斯大林时代的人们在暴政下的日常生活和道德选择。在秘密警察随时破门而入的时候，人们的生存策略是什么？沉默、谎言、友谊、背叛，抑或塑造数百万人的道义上的妥协与迁就？俄语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个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第二个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奥兰多·费吉斯认为，整个苏联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极权政治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取消人们对是非善恶的最基本的道德判断，全民“放肆”，则暴力与谎言成为最高原则。奥兰多·费吉斯指出，在苏联，举报人无处不在——工厂、学校、办公室、公共场所和共享公寓。据估计，在大恐怖的高潮时期，数百万人在举报他们的同事、朋友和邻居。据一位资深警官说，苏维埃上班族的五分之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前官员称，在管辖严格的莫斯科，每六七户家庭中至少有一名举报者。

哀莫大于心死。为了在暴政下生存，从消极的奴隶转化为积极的奴才，似乎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在苏联，每个人都知道，“忠诚的苏维埃公民”应该举报所听到的可疑交谈，“缺乏警惕”所招致的处罚迫使很多人参与举报。他们接受关于“间谍”和“敌人”的宣传，主动揭发敌人，即便是自己的朋友。在普遍的气氛中，大家都想赶在被他人举报之前，先行下手。歇斯底里的公民现身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党的办公室，罗列可能是“人民公敌”的亲戚和朋友，写下有关同事和熟人的详细信息，列出自己与他们的每一次见面。恐惧迫使人们尽量洗清自己——让自己更加清白。

“告密者社会”的殊荣并非由苏俄所独享——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得不将这一王冠转让给中国。近年来，若干大学教授被解聘、被处罚，大都是因为学生对老师的“自由化”言论的告密。告密者的年龄不断降低。日前，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热传一张图片：在某地的一间教室里，一位脖子上戴着红领巾的初中生，正在骄傲地展示按老师教导所做的“功课”：写小纸条！小纸条上呈现的，都是他观察到的同学上课时的“违规”行为的记录：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第五节物理课——沈X (说话 不听课)；X贺贺 (抠手)两次；林X雨 (玩胶水)两次；郭X (抠胳膊)；葛XX (不听课)；王X豪 (吃手)；王X (不听课)。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政治课——郭X、李X怡，王X豪：说话；付鑫 (说政治老师是“老头子”)。

网友们热议，这位观察缜密、记述周全、比摄像头还要管用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去当国保或国安警察，一定能不辱党交给的使命。也有人说，既然告密的行为受到鼓励、赞扬、表扬、奖励，那么孩子们自然会争先恐后地充当告密者。中国式的教育，让中国人从小就学会当告密者，且不用承担任何道德上的愧疚与压力，反而敢于公开展示。这是中共的极权主义比之苏共的极权主义大大“进化”的地方。

于是，这种“告密者人格”在中国当人中泛滥成灾，当局乐见“群众斗群众”的局面。甚至，即便是某些在西方自由世界生活多年的华人，即便是某些口口声声说反对中共暴政的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他们本人早已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却也忍不住充当告密者的本能与欲望，似乎永远也无法摆脱捷克作家克里玛所深恶痛绝的“阴沟中的气味”。

消灭异见，是捍卫美国民主，还是破坏美国民主？

日前，有推特活跃人士“子皮”（显然这是网名，我在网上查证，此人似乎是北大毕业生，后来赴法国留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常年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川普）发起，有茉莉、滕彪等六人签名的一封信引发极大争议。发起人“子皮”声称，这是一封“私人信件”，故而没有责任向公众公布原文，但他又情不自禁地在网上公开炫耀自己是该信的始作俑者。流亡瑞典的茉莉公开承认自己是签名者之一；流亡美国的前人权律师滕彪一开始不承认有签名，后来在他人再三追问下又承认自己是签名者之一。该信的全文和其他三名签名者是何许人也，至今仍不得而知。

据“子皮”和茉莉的自我陈述，这封写给法广广播电视台中文版主管的信，谴责资深媒体人程凯（笔名王山）在法广中文网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是“炮制假新闻”、“危害美国民主”，要求法广取消程凯撰写的专栏、解除与程凯的合约。

程凯是前《海南日报》总编辑，六四时为追求新闻自由，毅然离开体制，流亡美国，此后长期担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他的专业素质和老练文笔在业内享有盛誉，我曾多次接受他的访问，我仔细阅读他撰写的报道，完全忠实于我的陈述。程凯在法广的专栏，主要向在法国的华文读者的介绍美国，谈及美国二零二零年大选的争议、谈及黑命贵运动中的暴力打砸抢，都是如实写来，有理有据，并没所谓“假新闻”的成分。

子皮、茉莉、滕彪等人一开始洋洋得意地以“打假英雄”自吹自擂，但受到大多数网友严厉谴责之后，他们惊慌失措地自我辩护说，这是“私人信件”，故而拒绝公开。他们还说，他们如同买到伪劣产品的消费者，向商家或厂家投诉，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这些辩解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程凯的文章和观点是公开发表的，对这些公共言论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既可向法广提出意见，也可撰文反驳，投诉信显然不是“私人信件”——法广的主管，大约也不会承认与这几名签名者有任何“私人关系”。其次，法广中文网不是收费媒体，读者免费阅读，子皮等人当然不是“消费者”。那么，既然他们是堂而皇之的、为公共利益而“打假”，又何必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呢？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回到争论的焦点上：对于美国大选，难道不允许有不同看法吗？美国主流民调显示，有七成以上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大选存在舞弊现象，也有超过两成的民主党支持者承认大选有问题，难道这数千万选民都声音都应当被消音吗？这种向质疑者扣上“假新闻”、“阴谋论”的帽子的做法，跟中共给数千万民众扣上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的帽子的做法，不是如出一辙吗？

对于川普、对于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有不同的立场是正常现象。当年，国父华盛顿看到政党政治的兴起，虽不乐见，却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美国从来没有“万众一心”或“天下归心”的时代，即便在独立战争期间，也并非“同仇敌忾”，亲英的“保皇党”不在少数，美国独立之后也没有将所有“保皇党”赶尽杀绝或驱逐出境。美国民主的真谛，不在于“统”，而在于“独”——每一个公民都可持有和发表其独立的政见。所以，捍卫美国的民主，正确的方式不是充当新闻检查官消灭异见，而是让异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过一句名言：“虽然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我在青年时代曾以之为座右铭，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发现这句话标准太高，甚至太过矫情——很少有人愿意用生命去捍卫不同观点的表达权，我自问，老实说我就做不到。但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标准——“虽然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不会藉助掌权者来压制乃至剥夺你的表达权”，应当是文明社会和文明人的通行准则。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跟焚书的戈培尔又有何差别呢？

我不知道这些用告密信来捍卫美国民主的人当中，究竟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美国公民——如果不是美国公民，他们还是先去捍卫自己所在国家的民主吧。那么，真正的美国人是如何捍卫美国民主的呢？在关于一起关于焚烧美国国旗案件的判决书中，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写道：“那些为我们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我不见得赞同霍姆斯的所有判决，但他的这句话堪称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最佳诠释。对此，法学家布拉西评论说：“言论自由最鼓舞人心的地方在于它能够直接地把追随政治思想的自由留给人们；换言之，人们能够不受限制地去思考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无需思考的政治忠诚、允诺、服从和暴力。”

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也溢出美国国界，被欧洲人所借鉴。当奥地利新闻记者林根斯撰文抨击某政客是“最卑劣的投机分子”而被法庭判处犯下诽谤罪时，他向欧洲人权法院寻求救济。欧洲人权法院判定，言论自由“构成了一个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它不仅适用于那些我们乐于接受或者不那么具有攻击性的‘信息’与‘理念’……也适用于令人不快、震惊甚至深受困扰的情形。这是多元主义、宽容精神与博大胸怀的必然要求；没有上诉质量，就没有‘民主社会’”。与之对照，告密者们夫复何言？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为何被文革遗风锁定？

告密者们大都没有经历过文革，不是红卫兵或造反派，也不是生活在斯大林暴政的恐惧之下需要以保密来自保的人。他们生活在中国时，有过被中共暴政剥夺言论自由乃至人身自由的惨痛经历。如今在西方民主社会生活，为什么会如条件反射般地将中共的专政手段“拿来”为我所用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然被文革遗风和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斗争方式同化了、锁定了。

这些告密者企图用告密的方式剥夺跟他们观点不一样的作者的言论自由，我不知道法广方面会如何响应其要求。若我是法广高层主管，我会推荐他们先阅读此前法广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反思文革中的告密与忏悔》的文章。这是法广特约专栏作者和学者赵越胜撰写的文章。文章谈及文革中，有一个名叫张铁夫的人，告发自己的母亲有反党言论，导致母亲被枪毙。文革之后，张铁夫勇敢地公开其“弒母”行为，并声称“永不饶恕”自己。

对此，赵越胜评论说：张先生的忏悔再深入，也洗不凈他手上沾的母亲的血。而他父亲居然在告发了妻子之后，回家问妻子“枪毙你不冤吧”？一九四九年之后，毛泽东的这套阶级斗争理论就是把人教成禽兽不如的东西。张先生的忏悔多少触及了一点实质：“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他所说的格式化，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异化”，人不再是人了。

赵越胜进而认为，张先生因告密而造成母亲的死亡，只能看作间接的弒母，直接杀害他母亲的是中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文革忏悔的背后，必然引出一个问责问题。陈小鲁和张铁夫的忏悔都没有走到这一步，而走不到这一步，文革中的那些伤天害理的恐怖事件就有可能再次发生。有时可能变换形式，但以仇恨、背叛为核心的性质不会改变。赵越胜似乎有先见之明，类似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果然很快发生了，而且还真与法广有关。

毋庸讳言，极权主义的毒素，存在于每一个在极权暴政下生活过的人身上（甚至没有在极权暴政下生活过的人也会沾染上此毒素，这是普遍性的“人性本罪”的一部分），“刮骨去毒”是我们终其一生也不会完结的自我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这些告密者中的一员，当我们批评他们的时候，也要时刻警醒同样的黑暗与邪恶会不会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泛滥成灾。我们是受害者，但并非全然纯洁性，在另一些场景中，也有可能沦为加害者。我们是幸存者和流亡者，但幸存和流亡并非因为我们比那些死难者更勇敢、更优秀，恰恰相反，我们或许更怯懦、更卑贱，我们也是吃过人血馒头的“平庸之恶”的一员。这一次的告密信事件，再次印证了此一真相与真理——共产党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心魔”。如果不战胜此一“心魔”，在我们尚未胜过共产党之际，就已变得跟共产党一模一样了。与其说我们被共产党所“异化”，不如说我们被共产党所“同化”，我们反对的那个对象，其实是镜子中的自己。

作为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意大利作家莱维的自我追问和自我质疑，也适合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替代他人而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这不仅是一种假想，更是猜疑的阴影：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我们每个人都篡夺了邻居的房屋，并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假想，但它噬咬着我们，它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我必须重申：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以此劝勉那些凝视深渊而自己成为深渊的告密者们迷途知返、浪子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