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到底錯在哪裡？2021 年 9 月 9 日 FacebookLinkedInPinterestStumbleuponEmail Share 文：Edwardyk 2015年，美國亞裔教育聯盟（AACE）代表64個亞裔組織向美國教育部和司法部提起對哈佛等藤校有關歧視亞裔學生的申訴；2018年，「學生公平入學」組織（SFFA,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正式發起對哈佛歧視亞裔學生的司法訴訟，從有關媒體報道中我們了解到，哈佛等一批美國名校長期對亞裔學生執行的更高SAT錄取分數線。 一個最近的消息是：2020年5月21日，加州大學理事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f Regents）投票決定，加州大學系統內的十所高校將停止以SAT和ACT作為大學入學考試標準，這意味著當今美國規模最大、最具聲望的代表性大學體系，正式放棄了SAT和ACT。 哈佛等藤校針對申請學生的膚色執行不同的SAT分數線，加州大學這一次更是走向了不歸路，乾脆連標準化考試都不要了，其潛台詞就是：以後招生入學全部暗箱操作，讓外界根本無法知情，「想告我種族歧視，你連證據都找不到……」 由此事件可以看出，奧巴馬主政時期左傾自由主義泛濫導致的詭異政治正確，在今天的美國社會是多麼的嚴重，高校和媒體幾乎全部淪陷。加州大學理事會此次投票竟然是23:0的投票結果，可見美國高等教育體制中知識分子的理性自負泛濫到何種程度。 今天在美國肆意橫行的「政治正確」，到底錯在哪裡？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這是《聖經-利未記》中，上帝通過摩西頒布給猶太人的律例中的一條。 在一名強者和一名弱者之間，難道弱者就一定正義嗎？不見得，通常情況下，一個人對弱者的無條件的偏愛，都是在彰顯自己的正義優越感和道德優越感。 反之，一名強者和一名弱者之間，難道強者一定正義嗎？也不見得，通常情況下，一個人對強者的無條件的偏愛，都是在向強者行賄，是趨炎附勢。 美國亞裔教育聯盟（AACE）、「學生公平入學」組織（SFFA）為亞裔孩子爭取平等教育權益、捍衛Equal for All 的權利，反對孩子們申請入學時因膚色被校方區別對待，這些主張正是前行在聖經中上帝話語的指引中。 哈佛大學在應訴辯解時高舉的生源多樣性旗幟，對受眾很具有迷惑性。可問題的關鍵是多樣性不能凌駕於「擇優錄取」的原則之上，校方偏袒照顧某一類膚色的人群，勢必破壞公平正義的原則，造成對其他類膚色學生的不公。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換言之，校方管理層其實是試圖在重新定義公平正義的原則，妄圖以自己的原則來取代上帝的律例。可問題是：人真有能力和資格定義公平正義的內涵嗎？人真有能力判斷是非對錯嗎？ 在今天的美國，如這一家名校之招生潛規則類似的「政治正確」無處不在，充斥在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並在民主黨主政期間愈演愈烈。所謂的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代表的是民情，即公民社會共識，而不是國家政治權力意志。政治正確是一種有關公共行為的道德習慣，同時具有「道德自律」和「害怕懲罰」這兩種約束因素。這裡的「懲罰」還包括不名譽。美國社會講究寬容、正派和紳士作風，謾罵、誣衊、仇視、毀損、傷害他人是被人們普遍看不起的行為。 「政治正確」的道義標準即是公開、明確地向弱勢和易受傷害群體傾斜。因此，「政治正確」表面上的積極社會作用是重視保護弱者，但過去十多年來其蔓延發展讓美國民眾日漸擔心：這種政治正確是否正在走向其初衷的反面？或者說，「向弱者傾斜」，是道義的最高標準嗎？我們看到，美國——這個主張自由、人權，成為全世界表率的偉大國家，因政治正確導致的霸凌主義，令得公民竟然正在逐漸喪失正常而真實地表達個人意願的自由權力！ 事實上，今天原本在美國社會中的主流人群在就學、就業、輿論、執法等領域，受到愈來愈明顯的歧視——因為反歧視而造成的新歧視。如果弱勢群體被過度關照，一方面，暫時來講，對其而言有許多短期的福祉利益；但另一方面，被過度照顧長遠來看將不利於其自身發展，因為你會「恃寵而驕」或「恃寵而惰」，自身能力持續發展不了，族群勢必長期積弱。 所以，詭異的政治正確說到底錯在哪裡，錯在「向弱者傾斜」——並非道義的最高準則。這類偏袒原則，僭越上帝的公義和愛，勢必會遠離初衷，喪失意義，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聖經-出埃及記》中說： 「不可隨眾行惡，不可在爭訟的事上隨眾偏行，作見證屈枉正直，也不可在爭訟的事上偏護窮人。」 聖經中上帝的告誡是多麼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弱勢不等於善，從制度上，要對人的向罪的本能進行制約。 基於基督信仰的保守主義思想者們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人其實沒有能力判斷是非與善惡。在是非善惡的判斷命題上，人必須學會向上帝交託。任何妄圖超越上帝為人類設定的這一邊界的主張，都是明確的理性自負，都必將給人類社會造成更大的災難。 保守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之一，英國阿克頓勳爵說過這樣一句話：「同情和愛會使人忽略公正，偏袒罪惡。這是最不易察覺的危險，大多數人道災難都源於此。」 知名學者蘇小和說：「偏袒罪惡，這才是當今這個時代最不易察覺的愚蠢。要知道，對於人類的判斷力而言，無論在什麼給定的傳統語境和制度語境之下，同情和愛都似乎具有理所當然的正義性。阿克頓勳爵的意思很清晰，即使面對人性深處的『同情和愛』的精神與行為，他同樣報以絕對的懷疑。」 《聖經-羅馬書》中說：「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對人性，包括自己的人性、別人的人性，單個個體的人性，以及集合的人性，都要保持絕對懷疑。所有由人類的理性所作出的對正義的界定，都不過是人類關於正義與邪惡、對與錯、善與惡的沒完沒了的紛爭。 阿克頓的表述，隱含著一種事關人類社會正義的均衡秩序原則，即人類無法完全把握正義，但正義的精神卻又隱祕地存在於人類的日常生活之中。人性的陷阱是，當我們試圖用愛去解決所有的事務，我們一方面忽略了人性的絕對幽暗性，一方面可能拉高了我們自身對於正義的認知能力。 馬克斯•韋伯說：「我們並不排除所謂「正義感」這樣的純粹情感因素在法律發展中的作用。但是經驗表明，如果沒有客觀或主觀利益等實用主義因素的強有力引導，『正義感』就總是極不穩定的，我們至今還很容易看到，它在突然之間就會出現波動，而且，除了若干非常一般的和純粹形式的準則以外，它還沒有其他共識性的表達方式。正因為主要是一種情感作用，『正義感』幾乎不足以保持一個穩定的規範體系，毋寧說，它更多的是構成了非理性裁判的原因之一。」 蘇小和說：「為什麼韋伯言『正義感總是極不穩定的』。韋伯的意義可能是在提醒人們，一個追求正義的人，他的最大的工作，並不是努力踐行正義，而是始終懷疑自己的「正義感」是否足夠穩定。 為什麼韋伯言正義感需要『客觀或主觀利益等實用主義因素的強有力引導』。因為每個人都活在這個看得見的悲慘世界之上，這裡不是天堂，這裡不是理想國。如果一個人不會考察自己的客觀的或者是主觀的利益等實用主義的要素，其實是在把自己拔高到天使的地位。」 托克維爾在其《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道：「美國之能維護民主制度，應歸功於地理環境、法制和民情。 其中，自然環境對一個國家的命運所起的作用，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巨大。 英裔美國人的法制和民情是使他們強大起來的特殊原因和決定性因素。美國的法制是良好的，而美國民主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很大一部分應歸功於法制，但我不認為美國的法制是美國獲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雖然我認為美國的法制對美國人的社會幸福的影響大於自然環境；但另一方面，我又有理由確信，美國法制的這種影響小於民情。 因此，只有美國人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體美國人能夠維護民主制度的獨特因素。英裔美國人在各州建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在細節和發展程度上有所不同，也正是這個因素所使然。 因此，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對民主制度的壽命的影響，在歐洲被人誇大了。另外，他們對法制的重要性也評價得過高，而對民情的重要性又評價得過低。毫無疑問，這三大原因都對調整和指導美國的民主制度有所貢獻。但是，應當按貢獻對它們分級。依我看，自然環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 在進一步論述民情對於美國社會的關鍵驅動意義之時，托克維爾繼續指出：「當我走進美國的教堂，聽到那閃耀著公義之火的佈道時，我才真正明白了美國何以如此偉大和天賦非凡。美國人是虔信上帝的。而一旦美國不再虔誠了，它也將不再偉大。」 如果任由詭異的政治正確主導美國民情，美國的未來將不再偉大。從這個角度而言，川普總統的當選對於今天的美國社會而言是多麼的意義重大！ 民主黨主政期間泛濫的政治正確其背後的根本原因是以羅爾斯<正義論>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理性自負左傾思潮推動愈來愈多的美國民眾遠離基督信仰，遠離《聖經》指引。 歐美左傾自由主義者高舉羅爾斯正義論思想旗幟，妄圖擺脫上帝的絕對命令，宣稱：「人的權利高於終極的善」。這個宣稱破壞了人類社會關於人性論的基本原則，走向了「敵基督」的角色。人類歷史上所有災難性的錯誤，幾乎都是基礎的常識性錯誤。羅爾斯的正義論正是一個常識錯誤的範例。 試圖自己來定義公平正義，一直是左傾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努力的方向。然而具有保守主義思想觀念的人很清楚，這是明確的理性自負。現代自由主義看上去高舉了人類理性的價值，其實是高估了人類理性，使得人類理性不再是一個有限秩序，變成了對真理的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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