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对于人类的思维的影响之深刻恐怕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当我们用似乎是生来就会的语言（当然做父母的知道教小孩学说话是一项挑战，只不过每个人恐怕都已记不住自己是怎么学说话的了）来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而很少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语言的影响。我这里所指的还不是语言所表达的意思的影响，而是语言的形式本身的影响。 前两天教会里的一位非华人弟兄借给我由基督徒哲学家Francis A. Schaeffer写的一本书。当我读了其中的一些章节之后，我对这位弟兄表达了我长期以来对于中西方哲学思维的对比的一个看法。我说，西方的主流哲学思维就像是代数演绎，先要有一个基本前提A，然后运用逻辑得出B，然后C，然后D，…。为了做到这一点，西方的哲学家（除了象亚里士多德，康德这样的超级人物之外。其实即便是他们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模式，只不过因为他们思维比较细致而使得他们所用的模型比较完整）往往先要构造一个模型（model），然后从这个模型出发一步步地推出各种抽象的结论来。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哲学思维却不在乎这样的模型构造和相应的逻辑推导，我们的思维更象是几何的观察和构造。他问我，怎么能用几何的思维来思考哲学问题，我就指着屋顶的两个点对他说，假设这两个点一个是A点一个是B点，根据代数的思维，我需要先从A点出发，然后运用逻辑推导出B点的存在，而在实际生活中我根本不需要这样做，我直接就可以在整体的几何构型中同时看到A点与B点的存在。 我接着对他说，西方的代数式思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为了要构造那个作为出发点的模型，西方的哲人们常需要对问题进行大大的简化，这样简化的结果往往造成模型中的片面性，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个世纪里，很多西方哲学家猛批形而上学（当然我没有提到其实中国的哲学界跟在西方人后面比西方人对形而上学批得还要狠得多，形而上学一词甚至成为了政治上的负面词语）而且喊出哲学已经死了的口号。然后，我多少带有些得意地说，我本人的优势就是既掌握了你们西方人的代数思维，也熟悉中国传统的几何思维，所以我可以运用中国人的几何式思维来帮助西方人克服他们在哲学上的代数式思维特征（我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这位弟兄知道而且支持我写哲学书）。 其实，中西方在哲学思维上的这两个不同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们各自所用的文字的不同。西方人用的是不同部位可以彼此替换的字母语言，而中国人用的是具有局部整体特性的象形字语言。对于西方人来说，虽然不同的词根具有不同的意思，但是每个字母在单词中的主要作用是占地方（place holder），而中文从其根源上来说就是从几何外形上来描写世界。所以，中西方在哲学思维上就相应地形成了几何式思维与代数式思维的不同。 从历史上来说，西方的代数式哲学思维使得他们很容易形成抽象的数理逻辑体系，这对于现代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中国在历史上没能出现以抽象符号为基本的代数运算，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独自产生现代科学。 可是，存在是完整的，不可割裂的。代数也罢，几何也罢，都是存在的不同的特性而已，因此两种思维方式对于人类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尽管在历史上西方人的代数式哲学思维帮助人类产生了现代科学，但是他们目前在哲学发展上所面临的停滞本身也正表明了他们的哲学思维上所存在的缺陷。 不过，虽然不同的语言文字特征在彼此不相往来的历史上曾影响了中西方人在哲学思维上的不同，在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的今天，人类的思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原始的文字特征的束缚，今天的中国除了国学以外的哲学界恐怕已经没有什么人还在用传统的几何式的思维来进行他们的本职工作了，当然西方人也还没有学会中国人的几何式思维。所以，人们在拯救大熊猫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一下正在濒临灭绝的古中国的几何式的哲学思维----因为人类需要这样思维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