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張學良弒父調查（上）

“我這個人睫毛長，比一般人長，你看到沒，是不是特別長一點？我們東北有一句話，說眼睫毛長的人不認親。”

流產的27年新鄉“兵諫”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派京師警察廳憲兵搜查蘇聯大使館，逮捕李大釗，公布了蘇聯煽動、製造中國內亂，策動、操縱中國內戰，顛覆北京政府的大量證據（《蘇聯陰謀文證匯編》），譬如：指示國共兩黨在北京政府控制區域煽動、組織街頭群眾運動，煽動、組織農民運動，利用、引導、改造紅槍會從事反政府活動；製造排歐、排外混亂，包括搶掠和慘殺；在全華各地建立特務組織、間諜網絡；以大量軍械、巨額資金扶植南北二赤（南赤國民黨集團，北赤馮玉祥集團，含胡景翼、孫岳的國民二、三軍），等等。

6天后，蔣介石、白宗禧、李宗仁、李濟深、蔡元培等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變”，實施清共並驅逐蘇方顧問，表示與蘇聯劃清界限（反共不絕蘇，仍與蘇聯藕斷絲連），13日，李濟深又迅速返回廣州組織清共。“四一二事變”6天后，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仍奉行聯俄容共政策的武漢國民政府對峙。

“寧漢分裂”後，武漢國民政府內部一度就東征、南征、繼續北伐三個選擇爭執不下，大約4月底前後，鮑羅廷（蘇聯和共產國際駐國民政府政治總顧問）傳達了斯大林指示，斯大林要求武漢國民政府刻不容緩地繼續北伐以支援正在北方與奉軍作戰的馮玉祥；馮玉祥、白宗禧等人也積極調停寧漢雙方勿起戰端。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遂決定分別北伐。

5月中旬，唐生智、張發奎率領的國民革命軍與張學良、韓麟春率領的安國軍第三、第四聯合軍團在河南展開大戰，雙方接連在西平、上蔡、臨穎等地激烈廝殺（有資料顯示，白崇禧也率部參加了國奉河南大戰），戰境膠着、慘烈。5月底，安國軍退往黃河以北。武漢國民軍並未乘勝追擊，而是回師湖北，將河南讓給了自陝西出潼關的馮玉祥國民軍。當時，武漢國民政府內部矛盾嚴重，叛亂頻發（如許克祥、夏斗寅、楊森等的兵變、叛亂），還有兩湖，特別是湖南過激的農民運動也亟需處理。國奉在華中、中原一帶進入休戰期。不過，在華東，孫傳芳、張宗昌率領的安國軍（包括直魯軍）其後仍在與南京國民政府作戰。

國奉河南大戰期間及奉軍北撤前後，張學良以作戰失職、作戰不利等罪名槍決了數名奉軍軍官，以致聯合軍團共同指揮官，第四軍團軍團長韓麟春與張學良大吵一場。張學良其實是在藉機剪除異己，代之以自己的親信。被殺的軍官中包括十七軍炮兵旅旅長陳琛。早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的1924年10月前後，郭松齡、張學良就要殺掉陳琛，當時姜登選哭着給張學良下跪，為陳琛求情，陳琛才暫免一死。在一些描述中，相關情節被篡改為，張學良給郭松齡下跪為陳琛求情。

國奉河南大戰後，張學良曾返京勸說張作霖停戰息兵，退出關外。在《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中，張學良的說辭是：“中國打內戰。。。不過是你要搶這個地盤，我要搶這地盤，各人爭勢力。中國大家要好好的，和和平平的，各人守各人的疆土。。。老百姓受苦是我們搞出來的。。。我看見老百姓受苦我難過死了。我們爭的是什麼？你也統一不了。”

看得我直想吐。誰是中國內戰的罪魁禍首？是張作霖？還是蘇聯及在蘇聯扶植下發動北伐的國民黨？張學良難道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蘇聯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死敵嗎？張作霖就該被國民黨、被蘇俄攻擊、消滅而不應自衛、還擊嗎？中國就該被蘇俄赤化、荼毒而不能拒絕、反抗嗎？張作霖停止抵抗，退出關外，蘇聯就能放過他了嗎？這不是愛好和平，這是強姦和平，強姦正義，這是混淆是非、顛倒因果，這是要求自己的父親不顧民族大義、放棄保衛國家、人民的責任，這是巴不得老爸認慫鼠竄，甚至垮台、喪命。

北伐戰爭不是簡單的內戰；張作霖與國民軍之戰，是中國傳統力量對抗蘇聯代理人的反赤化之戰。

再看看張學良衛士鄭景山的說法。據鄭景山回憶，張學良是這樣勸張作霖的：“日本人盼着我們打，（如果）我們向前打，（叫）日本人抄了我們的後路，我們打不過日本人，要吃苦頭的。”

張作霖聞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話，你是個膽小鬼。我們兵工廠里有二三十萬支好槍，有一千多門迫擊炮，天上有飛機下蛋，地上有四條腿的騎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他撐死了在南滿有一萬三千人，要收拾他，我讓藏式毅把遼寧各縣的縣長、公安局長召集起來開個會，三天就把他的鐵路扒了。咱東北軍有三十萬，重兵占領旅順大連，一萬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幹啥呢？”

鄭景山說，當時在場的，有張學良的幾個衛士，包括鄭本人，還有東北軍將領邢士廉（第2方面軍副軍團長，北京軍警督察長）。

對照相關史料，張學良的這次勸說發生在安國軍政府成立前的6月上中旬。

1927年6月9日，奉系高層在北京順承王府召開會議，會上，張學良、韓麟春主張接受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軍及閻錫山停戰合作，張作相、吳俊升也願意有條件接受，張作霖未作明確表態。6月11日，孫傳芳與奉系直魯軍首腦張宗昌聯袂到京，二人極力反對言和，對其它奉系將領進行了遊說、勸說。6月16日，奉系將領在順承王府再次開會，風向逆轉，多數人反對屈從南方。楊宇霆說，應團結起來抵禦南方，立即組織安國軍政府，以號令全國。張宗昌也慷慨陳辭：“如今敵人，已不是北洋系了，不再有通融餘地，非戰不可，不戰必亡，與其入棺待死，不如痛快大幹一場”；張宗昌還建議，張作霖以“大元帥”名號領導安國軍政府，如此則“人心即告安定，猶可戮力同心，奮勇作戰，前途仍有希望。”

16日深夜，孫傳芳、張宗昌等8位將領發出擁護張作霖就任安國陸海軍大元帥的通電（“銑電”）。6月18日，張作霖在中南海懷仁堂就任中華民國安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

勸說不成，在張作良意料之中，他當着手下面勸說張作霖，不是為求成功，而是為了師出有名。返回豫北後，張學良密令心腹將領們到新鄉召開軍事會議。會上，張學良說:“最近我想來想去，還是覺得老郭（郭松齡）的主張對。現在要想停止內戰只有以武力逼老帥停戰了。”

奉軍炮兵司令鄒作華等人當即表示:“一切聽從軍團長的指揮！誓死追隨軍團長！”張學良和心腹們不久即擬定了“兵諫”計劃。

也就是說，安國軍政府剛剛成立，張作霖剛剛就任大元帥，張學良就開始策劃“兵諫”了。

據這次“兵諫”的重要組織、籌備者高仁紱回憶，當時張學良有以下部署和安排:
公推鎮威上將軍張作霖為北方革命軍總司令，率領奉、吉、黑、熱、察、直、魯、豫八省軍隊起義；
公推閻錫山為北方革命軍副總司令，率領晉綏軍起義；
孫傳芳負責消滅張宗昌在山東的軍隊，張學良負責消滅張宗昌在河北的軍隊；
高仁紱指揮在北京附近15個奉軍步兵和炮兵團，消滅張宗昌在京津地區的軍隊；
如果張作霖仍然不採納張學良的建議，高仁紱即率奉軍包圍張作霖居住的順承王府，切斷王府同外界的一切通信聯絡和交通，但不能向王府開炮。行動具體時間等候張學良的命令。

從上述計劃看，張學良不只是要控制張作霖，逼其停戰，他還要把忠於張作霖，最堅決反對易幟的張宗昌的部隊徹底消滅。這不是兵諫，是政變，是火併；是要顛覆剛剛成立的安國軍政府，逼張作霖交權下台，結束其政治生命。張學良要在已經風雨飄搖的奉系內部再製造一次大規模的自相殘殺。

高仁紱當時負責京畿警備區，沒有參加新鄉會議，張學良專門派鄒作華去北京向高仁紱傳達指示，要求高仁紱為“兵諫”作好準備工作，準備內容包括：接收西直門的守衛、警戒，以在北京城郊區進行軍事演習為名，逐漸形成對北京城的包圍等等。

當時，張學良與“新鄉兵諫計劃”中提到的閻錫山接觸頻繁。閻錫山的代表李慶芳正奔走於奉系高層間，試圖說服奉系易幟為國民軍。臨穎戰役後的6月1日，閻錫山曾致電張學良、韓麟春，再次呼籲取消安國軍稱號，將安國軍改組為河北國民革命軍。大約同一時期，閻錫山還曾勸說張作霖易幟，服從三民主義，被張作霖拒絕。

張學良還聯絡了孫傳芳共同舉事。孫傳芳26年11月中下旬投靠張作霖後，張作霖既往不咎，對孫傳芳很熱情，要張學良等人好好地招待孫。不久，孫傳芳和張學良等人換譜結拜，相關資料顯示，孫、張二人相當合得來。結拜應該是張作霖授意的，因為當時共同結拜的還有張宗昌、褚玉璞、潘復、楊宇霆等人，後面這四人中，和張學良親近的只有潘復，其它三人都是張學良的政敵。

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與北伐軍方結難解深仇；前面資料也顯示，孫傳芳是安國軍內的反對易幟派。如果張學良聯絡孫傳芳確有其事，那麼，可能是在張面前，孫曾曲意迎合，表現騎牆，讓張學良產生了錯覺，以為可以把孫傳芳也拉進來。孫傳芳不太可能真正支持張學良親蘇親南方性質的政變。

27年6月底前後，兵變計劃應該已傳達完畢。按高仁紱的說法，他不久就按張學良的要求準備就緒了，但直到27年秋，張學良也未發出實施“兵諫”的指令。

1927年8月底，孫傳芳在龍潭戰役中慘敗於南京政府國民軍，丟掉了他爭雄中國的最後一點軍事本錢。基於高仁紱的說法判斷，倉皇北逃後，孫傳芳以某種方式向張作霖透露了張學良“新鄉兵諫”計劃（孫應該只知道張學良的部分計劃），已焦頭爛額的張作霖把張學良叫去痛罵了一頓，似乎沒有做過多的追究。有說法稱，韓麟春1927年12月24日參加安國軍政府高層晚宴後，身體不適，25日昏睡了一天，於晚間死亡。如果此說屬實，那麼韓應該是被毒殺的。不能確定韓麟春之死與張學良兵變計劃的關係。 韓麟春的死亡時間和死因有多種不同說法，最常見的說法是，韓麟春1927年底突然中風，後於1930年1月18日病故。

流產的“27兵變”是灤州兵變後，張學良的又一次兵變嘗試，也是九年後西安事變的一次排練。

奉軍炮兵司令鄒作華，灤州兵變時是郭松齡兵變軍--“東北國民軍”的參謀長；27年“新鄉兵諫”，鄒又是核心骨幹，張學良的左右手；9年後，張學良故技重演，發動西安事變，時任國民政府炮兵學校（在南京）校長的鄒作華，看穿了張學良以兵諫之名進行政變的意圖，堅決投向了國民政府一邊。

為什麼張學良遲遲不發動“27兵變”，直到孫傳芳告密？高仁紱事後認為，這是因為張學良受到封建倫理的影響，遲遲下不了決心。

高仁紱太“小瞧”他們的少帥了。孫傳芳對政變態度不明，可能才是張學良不敢冒險發動的首因。25年10月，時任浙江督軍的孫傳芳反奉，月底，與山東督軍張宗昌在徐州一帶交戰，孫張二人不打不相識；26年11月，敗於北伐軍的孫傳芳投靠奉系時，引介者和說合人就是張宗昌；此後一年半，二人並肩與北伐軍作戰，合作融洽，惺惺相惜。對張學良，孫傳芳恐怕是逢迎的成分居多。即使孫傳芳加入政變一方，“新鄉計劃”的危險係數仍很高，副作用非常大，它極可能造成奉系的大崩潰、大瓦解，使奉系和張學良變得無足輕重；張學良背後的組織，需要保留一個相對完整、強大，能對中國政局發揮重大影響力的奉系。組織的態度可能是“新鄉計劃”擱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早在“新鄉計劃”出爐前，組織就已經開始策劃、嘗試成本和副作用低得多的張作霖問題解決方案了。組織的方案將在一年後成功殺死張作霖元帥。

“新鄉兵諫計劃”是在安國軍政府成立後不久即出爐的。27年6月16日，孫傳芳、張宗昌等通電擁戴張作霖擔任安國軍政府大元帥的當晚，張作霖曾發出一份“討赤通電”，通電中說：“

比者共產分子歸降蘇聯，宣傳赤化，甘心賣國。。。為驅除洪水猛獸，不能不戰。為世界人類生存，不能不戰。用是聯合諸帥，共起義師。。。。
討除共產，實為世界公共之事業，亦為人類共同之事業。。。
此後海內外各將帥不論何黨何系，但以討赤為標題（宗旨），即屬救亡之同志。不特從前之敵此時已成為友。即現在之敵，將來亦可為友。惟獨對於赤逆則始終一致對敵，決不相容。一息尚存，此志不改。。。

在6月18日的就職通電中，張作霖再次表示：“中央無負責之人，邪說乃乘虛而入。作霖睹茲赤氛日熾，不忍使五千年神明衣冠之胄，論為異類。三萬里城社農商之盛，夷為荒墟。。。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與在事諸公之責一日未盡。”

所以，和戰分歧只是表象，張氏父子的根本衝突在於，兒子強烈親蘇親赤，老子誓死反蘇反赤。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張學良送的輓聯是：“關懷之殷，有如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張學良與張作霖的政見衝突，比之與蔣介石，更為嚴重，更為無法調和（蔣介石反共但不絕蘇）。

皇姑屯謀殺 上

本部分內容已更新為《皇姑屯謀殺內奸分析》一文。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