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遺產

談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中國時報》「藝文副刊」（2014年06月23日）

⊙傅正明／文

莎士比亞在多首十四行詩中，謳歌聖愛，把愛描寫成為一種可以戰勝時間的暴政、戰勝死神超越塵世的偉大力量。作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詩人，莎翁實際上把基督教的聖愛提升為普世人文主義的大愛。這是我們今天紀念莎士比亞應當承傳的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舉世紀念莎士比亞誕辰450周年之際，英國乃至世界各地，高潮迭起。蕩漾的波瀾永遠不會止息。

筆者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新詮》結集時，我在互聯網上搜索有關莎翁的圖片作為部落格貼圖，選擇了一幀帶有英文文字的圖片。主題文字Shakespeare life,love & legacy（莎士比亞生平，愛和遺產）這幾個簡單的詞，把握了莎翁十四行詩乃至全部作品的精髓內容和現代意義。

莎翁生平，人盡皆知。可是，莎翁著作的真實作者問題早就有爭議，加上近年來的新發現新爭議，這個問題也複雜化了。相比之下，這位偉大詩人和戲劇家遺澤後世的「愛」，問題似乎簡單一些。可是，細究起來，英文的love一詞，實際上有豐富的內涵，它涵蓋了希臘文的四種既有所不同又密切相關的「愛」，可以分別意譯為情愛、親愛、友愛和聖愛。

愛洛斯與柏拉圖

以希臘神話中的小愛神命名的「愛」（eros），是包含性愛的情愛，音譯為愛洛斯。從第1首到第126首，詩人致辭的英俊青年（Fair Youth），究竟實有其人，本為何人，或純屬虛構，詩人與他是否有同性戀的性愛關係，或純粹的柏拉圖式的愛，很難確說。從127首到152首的黑膚夫人（the Dark Lady）系列，也有類似的問題。相比之下，詩人與她的性愛關係要明顯一些。至於三者之間的微妙的三角關係，更難釐清。

在第20首中，詩人把他所戀對象描繪成一個雌雄同體的人物，因為「造化原本想塑造女相，可她落筆時情迷意亂，誤添一筆耍我的花樣──那把戲使我無權把君獨占。」詩人最後表示∶「君之情歸我，愛撫技藝由別人珍藏」。由此可見，詩人絕不會把性愛置於真情之上。

第116首，詩人撇開以上各種帶有自傳色彩的具體關係來描寫「兩心真情的聯姻」，把這種愛喻為恆定的燈塔和「照亮迷航的星辰」。

依照柏拉圖的界定∶愛洛斯最初是由人的感官覺察的，但是，隨之而來的注視，很快升級為對審美對象的內在美和美本身的欣賞，變為捨棄肉體的「精神戀愛」。在《會飲篇》中，柏拉圖和蘇格拉底都認為愛洛斯可以幫助靈魂回憶對美的認識，對真的理解，領會美的理想的理式（Form），步入超越的勝境。十四行詩第13首的sweet form這一片語，就是源於理式說的用詞。柏拉圖美學和新柏拉圖主義的神光「流溢」說，對十四行詩的深刻影響，更鮮明地表現在第53首中∶

問君質地，造化取捨何物？

萬千倩影，何以為君服侍？

萬眾之一，各得一個影子，

君亦是一，何以借得千姿？

詩人謳歌的英俊青年，實際上是絕對的美本身的代名詞，是光芒四溢的光源。詩人接著寫道，神話中的美少年阿都尼的金童肖像和絕代佳人海倫的藝術形象，都是「以君為模特，出自斧鑿丹青筆」，這正如柏拉圖把藝術視為對現實的摹仿，而現實又是對理式的摹仿，只是理式的影子而已。

親愛與政治關懷

在現實中，親愛（storge），首先是父母的撫愛和子女的敬愛。十四行詩從兩個方面逼近這種意義上的愛。開頭的17首詩，詩人勸說英俊青年結婚生子，以便使他的美能傳之後世而不朽。在詩人眼裡，沒有子嗣，這種愛就失去施予的對象，而人到老年，最重要的安慰便是子女的敬愛。更重要的是，子女應當繼承父輩未竟的事業和精神求索。

莎翁有時從政治角度來審視這種愛，因為家庭是國家的細胞。例如第124首，詩人把國家喻為遺棄兒女的父親，把自己喻為沒有得到父愛的私生子∶

要說心中愛，好比國家養的崽，

便是苦命私生子，親爹遺棄成另類。

國家也得臣服時神，由他凌辱寵愛──

賤作草中朽株，捧為花中名貴。

原詩的state 一詞，宜直譯為「國家」，但該詞同時暗示了伊麗莎白時代的民族國家與國情民生「狀況」之間的密切聯繫。這首詩表明，詩人並不愛戴作為政體形式的國家，他的愛國主義，愛的是作為故土和養育國民的父母之邦（fatherland or motherland）。

友愛和誠摯求善

友愛（philia），包括朋友和兄弟姊妹之間的愛，像親愛一樣，也是有條件的。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中採用的這一詞，英譯為「友誼」（friendship），亞氏把友誼分為三種∶「功利的友誼」、「取樂的友誼」和「求善的友誼」。這不同的友誼，宛如中國古人所作的區分∶「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以權相交，權失則棄。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遠」。莎劇《雅典的泰門》對於這類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作了淋漓盡致的描繪。大致而言，「以心相交」的真正的友愛往往既施予也受取，是雙方的互動，以誠摯求善為特徵。十四行詩第31首一開筆，詩人就這樣讚揚他心目中英俊青年∶

君之胸懷乃眾心所歸，

我常擔憂死別難重逢，

愛神君臨，統領可愛之全體，

不意舊友落葬，統統葬於君心。

詩中的「眾心」，包括詩中的「我」，和英俊青年所有的知心朋友。詩人與英俊青年的關係，可以僅僅解讀為摯友關係。他們以心換心。即使摯友謝世了，也會給人留下抹不去的美好回憶。

聖愛與普世之愛

聖愛（Agape），即精神意義上的愛，無私的或帶有自我犧牲精神的愛。依照十四行詩最後兩首描寫小愛神丘比特的詩歌，情愛的升華，也可以達到聖愛的層次。十四行詩第153首中的「神聖愛火」（this holy fire of Love）就是用來形容愛洛斯之愛的。但是，在莎翁著作中，聖愛往往指基督教所說的上帝之愛或基督之愛，同時指人對上帝或基督的愛。這是一種真正的無條件的普世之愛。這種聖愛，最典型地表現於十四行詩第124首∶

心中愛，無懼政令不作異教徒，

絕不僅僅權衡一時利弊，

心中愛，昂首獨立，堪稱大政府，

不隨熱潮發跡，不因陣雨沉溺，

我請歷史作見證∶時代愚人

或求善而死，或贖罪而生。

在這裡，詩人把缺乏基督精神的國家政令或政策（policy）人格化為異教徒。而詩人的「心中愛」可以超越一切別的政治，屬於更偉大更重要的政治。結尾對句，依照一種解釋，「時代愚人」，典出《新約·哥林多前書》保羅的話∶「為基督的緣故我們是愚人」，crime一詞，在莎翁著作中往往不是指刑事罪，而是「原罪」（sin）的同義詞，因此，原文的lived for crime，可以解讀為「為贖罪而生」，換言之，這裡典型地表現了與「異教徒」不同的基督徒生死觀。

在多首十四行詩中，莎翁謳歌聖愛，把愛描寫成為一種可以戰勝時間的暴政、戰勝死神超越塵世的偉大力量。作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詩人，莎翁實際上把基督教的聖愛提升為普世人文主義的大愛。這是我們今天紀念莎士比亞應當承傳的最寶貴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