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遗产

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中国时报》「艺文副刊」（2014年06月23日）

⊙傅正明／文

莎士比亚在多首十四行诗中，讴歌圣爱，把爱描写成为一种可以战胜时间的暴政、战胜死神超越尘世的伟大力量。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莎翁实际上把基督教的圣爱提升为普世人文主义的大爱。这是我们今天纪念莎士比亚应当承传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举世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之际，英国乃至世界各地，高潮迭起。荡漾的波澜永远不会止息。

笔者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新诠》结集时，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莎翁的图片作为部落格贴图，选择了一帧带有英文文字的图片。主题文字Shakespeare life,love & legacy（莎士比亚生平，爱和遗产）这几个简单的词，把握了莎翁十四行诗乃至全部作品的精髓内容和现代意义。

莎翁生平，人尽皆知。可是，莎翁著作的真实作者问题早就有争议，加上近年来的新发现新争议，这个问题也复杂化了。相比之下，这位伟大诗人和戏剧家遗泽後世的「爱」，问题似乎简单一些。可是，细究起来，英文的love一词，实际上有丰富的内涵，它涵盖了希腊文的四种既有所不同又密切相关的「爱」，可以分别意译为情爱、亲爱、友爱和圣爱。

爱洛斯与柏拉图

以希腊神话中的小爱神命名的「爱」（eros），是包含性爱的情爱，音译为爱洛斯。从第1首到第126首，诗人致辞的英俊青年（Fair Youth），究竟实有其人，本为何人，或纯属虚构，诗人与他是否有同性恋的性爱关系，或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爱，很难确说。从127首到152首的黑肤夫人（the Dark Lady）系列，也有类似的问题。相比之下，诗人与她的性爱关系要明显一些。至於三者之间的微妙的三角关系，更难厘清。

在第20首中，诗人把他所恋对象描绘成一个雌雄同体的人物，因为「造化原本想塑造女相，可她落笔时情迷意乱，误添一笔耍我的花样──那把戏使我无权把君独占。」诗人最後表示∶「君之情归我，爱抚技艺由别人珍藏」。由此可见，诗人绝不会把性爱置於真情之上。

第116首，诗人撇开以上各种带有自传色彩的具体关系来描写「两心真情的联姻」，把这种爱喻为恒定的灯塔和「照亮迷航的星辰」。

依照柏拉图的界定∶爱洛斯最初是由人的感官觉察的，但是，随之而来的注视，很快升级为对审美对象的内在美和美本身的欣赏，变为舍弃肉体的「精神恋爱」。在《会饮篇》中，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都认为爱洛斯可以帮助灵魂回忆对美的认识，对真的理解，领会美的理想的理式（Form），步入超越的胜境。十四行诗第13首的sweet form这一片语，就是源於理式说的用词。柏拉图美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神光「流溢」说，对十四行诗的深刻影响，更鲜明地表现在第53首中∶

问君质地，造化取舍何物？

万千倩影，何以为君服侍？

万众之一，各得一个影子，

君亦是一，何以借得千姿？

诗人讴歌的英俊青年，实际上是绝对的美本身的代名词，是光芒四溢的光源。诗人接著写道，神话中的美少年阿都尼的金童肖像和绝代佳人海伦的艺术形象，都是「以君为模特，出自斧凿丹青笔」，这正如柏拉图把艺术视为对现实的摹仿，而现实又是对理式的摹仿，只是理式的影子而已。

亲爱与政治关怀

在现实中，亲爱（storge），首先是父母的抚爱和子女的敬爱。十四行诗从两个方面逼近这种意义上的爱。开头的17首诗，诗人劝说英俊青年结婚生子，以便使他的美能传之後世而不朽。在诗人眼里，没有子嗣，这种爱就失去施予的对象，而人到老年，最重要的安慰便是子女的敬爱。更重要的是，子女应当继承父辈未竟的事业和精神求索。

莎翁有时从政治角度来审视这种爱，因为家庭是国家的细胞。例如第124首，诗人把国家喻为遗弃儿女的父亲，把自己喻为没有得到父爱的私生子∶

要说心中爱，好比国家养的崽，

便是苦命私生子，亲爹遗弃成另类。

国家也得臣服时神，由他凌辱宠爱──

贱作草中朽株，捧为花中名贵。

原诗的state 一词，宜直译为「国家」，但该词同时暗示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民族国家与国情民生「状况」之间的密切联系。这首诗表明，诗人并不爱戴作为政体形式的国家，他的爱国主义，爱的是作为故土和养育国民的父母之邦（fatherland or motherland）。

友爱和诚挚求善

友爱（philia），包括朋友和兄弟姊妹之间的爱，像亲爱一样，也是有条件的。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中采用的这一词，英译为「友谊」（friendship），亚氏把友谊分为三种∶「功利的友谊」、「取乐的友谊」和「求善的友谊」。这不同的友谊，宛如中国古人所作的区分∶「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莎剧《雅典的泰门》对於这类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大致而言，「以心相交」的真正的友爱往往既施予也受取，是双方的互动，以诚挚求善为特徵。十四行诗第31首一开笔，诗人就这样赞扬他心目中英俊青年∶

君之胸怀乃众心所归，

我常担忧死别难重逢，

爱神君临，统领可爱之全体，

不意旧友落葬，统统葬於君心。

诗中的「众心」，包括诗中的「我」，和英俊青年所有的知心朋友。诗人与英俊青年的关系，可以仅仅解读为挚友关系。他们以心换心。即使挚友谢世了，也会给人留下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圣爱与普世之爱

圣爱（Agape），即精神意义上的爱，无私的或带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爱。依照十四行诗最後两首描写小爱神丘比特的诗歌，情爱的升华，也可以达到圣爱的层次。十四行诗第153首中的「神圣爱火」（this holy fire of Love）就是用来形容爱洛斯之爱的。但是，在莎翁著作中，圣爱往往指基督教所说的上帝之爱或基督之爱，同时指人对上帝或基督的爱。这是一种真正的无条件的普世之爱。这种圣爱，最典型地表现於十四行诗第124首∶

心中爱，无惧政令不作异教徒，

绝不仅仅权衡一时利弊，

心中爱，昂首独立，堪称大政府，

不随热潮发迹，不因阵雨沉溺，

我请历史作见证∶时代愚人

或求善而死，或赎罪而生。

在这里，诗人把缺乏基督精神的国家政令或政策（policy）人格化为异教徒。而诗人的「心中爱」可以超越一切别的政治，属於更伟大更重要的政治。结尾对句，依照一种解释，「时代愚人」，典出《新约·哥林多前书》保罗的话∶「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是愚人」，crime一词，在莎翁著作中往往不是指刑事罪，而是「原罪」（sin）的同义词，因此，原文的lived for crime，可以解读为「为赎罪而生」，换言之，这里典型地表现了与「异教徒」不同的基督徒生死观。

在多首十四行诗中，莎翁讴歌圣爱，把爱描写成为一种可以战胜时间的暴政、战胜死神超越尘世的伟大力量。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莎翁实际上把基督教的圣爱提升为普世人文主义的大爱。这是我们今天纪念莎士比亚应当承传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