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門事件共有四位特別檢察官：被尼克松炒魷魚的科斯、將尼克松逼下台的賈沃斯基、餘勇追尼克松窮寇的魯斯(Henry Ruth)，和在尼克松繼任人的雞蛋裡找骨頭的魯夫(Charles Ruff)。在這四位特別檢察官的嚴厲執法下，尼克松政權應聲顛覆，徹底垮台。

在美國司法史上，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的歷史地位，猶如約翰.馬歇爾在最高法院的影響一樣，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馬歇爾使美國司法開始走向獨立，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在嚴格講究權力制衡與監督的美國政治體制下，使在任總統戰戰兢兢，不敢任意胡來。

科斯開始接任特別檢察官時，耶魯法學院出身的魯斯，就是他主要的助手。五個月後，科斯因為堅持尼克松必須交出錄音記錄而被炒魷魚，並解散特別檢察官辦公室。兵荒馬亂之際，魯斯臨危不亂，接管所有調查檔案，穩住陣容，保持原狀，等到賈沃斯基接任後，將完整的檔案移交，得以順利開展工作。

賈沃斯基在自傳《懺悔與迴避(Confession And Avoidance)》中說，在他接受出任特別檢察官之初，對水門事件的觀點，是與科斯一致的：尼克松是無辜的，是被幕僚們蒙蔽的。但是調查出來的事實，否定了這種初步的推論，錄音帶事件證明了尼克松全程參與了掩蓋犯罪的勾當。

善意的預測往往與事實的發展背道而馳。美國參議院水門事件委員會的成立，與聽證會上的驚人爆料，徹底顛覆了魯斯與賈沃斯基的原本觀念。

司法獨立是一個文明國家的底線。沒有司法獨立的國家，必然沒有言論自由與政治民主，也必然是由政治騙子集團包辦壟斷的專制國家。當爆破水門大廈的五位所謂小偷，全部自動認罪時，引起審理案件的西里卡法官(John Sirica)的嚴重懷疑，他絕不相信這只是一件“三流的小偷爆破事件”，他接受了被告們臨時認罪，但暫不宣判，留待調查結果。西里卡直接指責美國司法部的草率行為，絕不允許犯罪者朦朧過關。

在《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與《洛杉磯時報》等主流報紙的逐日追查下，白宮發表愚蠢的官方說辭說：“尼克松總統曾命令法律顧問迪安，對此進行徹底調查，結論是沒有發現任何的白宮人員與此案有任何的關係。”

擁有言論自由與司法獨立的美國人民，當然不會有人去相信這些狡猾的託詞。美國參議院以全體同意的票數，宣布成立參議院水門事件委員會，徹查醜聞。參議院水門事件委員會剛開始聽證，就爆出三件大事：

第一，尼克松的律師迪安，在聽證會上爆料說，尼克松總統早在1972年9月，就知道水門事件的掩飾過程了；第二，尼克松的加州律師，共和黨募款專家卡姆巴克(Hebert Kalmbach)，在聽證會上爆料說，尼克松總統的死黨兼內政顧問埃利希曼，親自批准從競選經費里，支付巨額現金，給水門大廈的五位爆破者，作為封口費；第三，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的顧問巴特菲爾德，在聽證會上爆料說，尼克松在白宮所有的地方，全安裝有錄音設備。

現代文明社會，政府官員講究的是政治責任制度，無論是民選，還是委任，必須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尼克松的處理辦法，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坦誠認錯道歉，而是掩飾與切割：炒迪安魷魚，強逼埃利希曼、霍爾德曼與巴特菲爾德辭職。

法治的社會，就是要講究法律程序。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擁有向犯罪嫌疑人簽發傳票的法定權力。當科斯向白宮發出索取錄音帶的傳票時，白宮以總統行政特權拒絕之，科斯立即採取法律行動，要求法庭介入，裁決是非。

尼克松曾考慮以維護總統行政特權為理由，將所有的錄音帶全數銷毀，但律師出身的尼克松清楚地知道，銷毀犯罪證據的嚴重後果就是政治自殺後，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對於尼克松為什麼不一把火將錄音帶燒毀掉的問題，賈沃斯基在自傳《懺悔與迴避》中，曾有不同的觀點：“尼克松如果燒毀掉所有的錄音帶的話，他可能會保住他的總統寶座，但他強烈地相信，永遠不會有人看到這些錄音帶。他可以辯論說，燒掉這些錄音帶，對國家利益有利，因為內容牽涉到本國與許多外國間的國家安全利益。既然大家無法證明真假，假以時間，現實逐漸地將被大家所接受。”

看來，尼克松還是不夠老辣，還是不夠深思遠慮，還是缺少有像賈沃斯基這樣有經驗的法律顧問。如果尼克松在錄音帶事件初發的當時，就徹底毀滅掉的話，美國的近代史，將會重寫，他可能會背負罵名，但不會成為美國第一位辭職的在任總統。尼克松的愚蠢，不在沒有及時的銷毀所有的錄音帶，而是在法庭徹底失敗後，將動手腳刪減後的錄音帶交出去。

白宮的律師團，將案件上訴至聯邦上訴法院，還是以總統行政特權為法理，要求取消錄音帶傳票令。1973年10月12日，美國聯邦上訴法院裁決，科斯的傳票依然成立與有效，白宮必須立即交出特定的錄音帶。

尼克松一方面準備將傳票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一方面拋出了所謂的史坦尼斯妥協案(Stennis compromise),作為挽回面子的遮羞布，但立即被科斯嚴厲拒絕，尼克松惱羞成怒之餘，就在上訴到最高法院截止期前夕，爆發了星期六大屠殺事件。

所謂的史坦尼斯妥協案，就是白宮願意妥協，交出錄音帶，但不是交給科斯，而是交給代表密西西比州參議員史坦尼斯，由他來決定尼克松是否犯有掩飾犯罪的行為。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里，史坦尼斯是一位最種族歧視的政客，其罪惡的勾當，舉不勝舉，筆者曾有專文抨擊之。

星期六大屠殺的政治後果是超級嚴重的，殺傷力也是無可救藥的。水門事件案情，就此急轉之下，兵敗如山倒。《華盛頓郵報》記者伍德沃與伯恩斯坦合著的《最後的末日(The Final Days)》中，是這樣描寫星期六大屠殺後果的：

“這是水門醜聞的關鍵性轉捩點。幫助着將彈劾看起來更有真實的可能性。電視網絡推出長達一小時的特別節目，也成為全國報紙的熱點頭條新聞。兩天之內，共有十五萬份要求彈劾尼克松的電報湧進了國會，打破西聯電報單一事件的歷史記錄。全國主流法學院院長齊齊發表聲名，要求彈劾尼克松。接着的周二，四十二份與水門事件有關的立法提案，在眾議院正式提出。二十二份要求彈劾尼克松的提案，也進入了眾議院的議程。”

一夜之間，堂堂的在任美國總統，變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伍德沃與伯恩斯坦是《華盛頓郵報》全程追查水門事件的記者，在這兩位年青愛國者的窮追猛打，細查深挖，加上深喉(Deep Throat)提供的內幕消息，使白宮幕僚與尼克松政權陷進萬劫不復之地，最後以尼克松辭職為結局。1974年6月，伍德沃與伯恩斯坦合著的《總統人馬(All The President Men)》出版，成為美國歷史上二十本影響美國的書之一。

在水門事件期間，深喉是一位向新聞界提供內幕消息的神秘人物，由於伍德沃與伯恩斯兩人嚴守消息來源保密的承諾，使深喉更加深不可測。這個秘密，在保密三十年後，終於真相大白 —- 原來是七十年代聯邦調查局副局長、第二號人物的費爾特(William Felt)。

2005年5月份的《浮華世界(Vanity Fair)》,用一百萬美元的代價，購買這個天大的秘密，並在三藩市律師歐康諾(John O’Connor)陪同下，採訪時年九十一歲的費爾特，詳細道出泄密過程，這個消息被伍德沃證實無誤後，解開了困擾世人三十年的秘密。

尼克松把科斯炒魷魚後，引起軒然大波，夾雜着謾罵與藐視的抗議之聲，響徹雲端，遍地皆是。憤怒的國會兩院議員，一邊加緊立案彈劾尼克松，一邊物色恰當人選，出任調查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白宮深恐委任新特別檢察官的主導權落在國會手裡，於是儘快尋找科斯繼任者，成為白宮上下主要的當急之務。

尼克松的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因水門事件醜聞被革職後，海格(Alexander Haig)被總統委任為大內總管。賈沃斯基的朝野名望與呼聲，無人出其左右。1973年11月30日，在尼克松勉強點頭後，海格親自致電賈沃斯基，邀請他出任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職位。

賈沃斯基唯一的條件，是必須擁有包括有權起訴在任總統在內的不受干涉的絕對獨立調查權。在口頭應允後，海格派一家專機，到德州空軍基地，把賈沃斯基接到白宮，細談特別檢察官的權力權限，在再次得到尼克松的確認，與接受職務後，當天返回德州老家，收拾行囊，搬到華府，準備大幹一番。

在白宮的會談後，海格試圖安排賈沃斯基與尼克松見見面，緩和一下關係，但被賈沃斯基避免利益衝突為理由，直接婉拒之。尼克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後悔說：“在開除科斯之後十天，我為此付出了驚人的政治代價。白宮在12月1日宣布任命賈沃斯基為新的特別檢察官。我又重新掉進接受特別檢察官的陷阱里。”

賈沃斯基答應出任特別檢察官之後，人在德州，還未曾赴華府就任，第一個電話，就是打給法學教授出身的魯斯，邀請他出任自己的副手。兩人是舊相識，曾在約翰遜總統的犯罪研究委員會裡共事。魯斯謙虛地感謝他對自己的信心與信賴，慷慨而豪爽地答應全力以赴。

賈沃斯基與科斯來自不同的背景。科斯出身生活富裕的司法世家，五代以來，處了科斯的女兒從事金融業務外，其餘的家族，全是從事法律事業，不是執業律師，就是法學教授，可謂家學淵源。

賈沃斯基的母親是說德語的奧地利移民，父親是自波蘭移民新教會派基督教牧師，小康之家，但不富裕，小時候的家境，可由他需要點油燈或蠟燭來讀書中看得出來。

賈沃斯基在二十歲時，即取得德州律師資格，是德州司法史上最年青的律師。二次世界大戰後，賈沃斯基在德國任職特別檢查官，起訴納粹戰犯，成績斐然。賈沃斯基畢業自首都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

賈沃斯基在德州擁有三百一十四名律師的律師樓，是美國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賈沃斯基曾出任德州律師協會總裁，德州商業協會總裁，美國律師協會總裁，可謂德高望重，名利雙收。

不像科斯，賈沃斯基沒有太多的黨派色彩帶來的政治包袱，他雖然是民主黨約翰遜總統的私人好友，但是兩次選舉，他都投共和黨尼克松的支持票，也曾捐款給老布什的總統競選委員會。

賈沃斯基生於德州，也死於德州，1982年12月9日，身患胰臓癌的賈沃斯基，在占地三百畝，他最喜歡的德州溫伯里（Wimberly, TX）農場劈柴時，心臟病爆發而謝世，享年七十七歲。

賈沃斯基去世次日，《紐約時報》的新聞報道，就生動地點出他剛毅的現代御史大夫風範：“賈沃斯基毫無困難地查清了水門事件有關的幕僚犯罪證據，但是當他發現駕馭這架犯罪之車的司機是尼克松時，他亦毫不猶豫的徹查這位在任總統。”

賈沃斯基已經謝世三十六年了，但他的英明，因水門事件而名傳後世。調查水門事件是賈沃斯基生平事業的巔峰，也是百年難得的青史留名機遇。他已經與水門事件結為一體，只要是研究水門事件，就無法避開他的名字，。

美國司法部在邀請科斯出任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之前，就曾邀請賈沃斯基出任該職，但他因擔憂該職位沒有足夠的獨立性而婉拒之。

1973年11月5日，賈沃斯基帶着德克薩斯旋風抵達首都華盛頓。但是美國新聞主流媒體並沒有看好賈沃斯基，因為大家覺得這不過是行政部門自己派人調查自己的政治遊戲而已。

特別檢察官的年薪是三萬八千元。對賈沃斯基來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他接受特別檢察官的任務，是出於愛國情懷，這就是為什麼海格美譽他，“你真一位偉大的美國人！”的真實原因。

在杜拉斯機場應付完記者群後，賈沃斯基先到位於華盛頓東北區1425號 K街的特別檢察官辦公室，面對着七十五名大部分是由年青人組成的班底，接受禮貌性的歡迎。

特別辦公室使用了整個九樓，和部分的八樓，擁擠不堪。賈沃斯基對這裡是不陌生的，1925年就讀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時，他就住在斜對面的公寓裡。

面對着因為科斯的革職而遺留下來的陰霾，時年六十八歲，已經滿頭灰發的賈沃斯基，簡單地對同事說：“我們會把事情辦好的，因為現在我們有了更多的獨立性！”，一時間，並沒有什麼可以鼓舞大家的台詞。

賈沃斯基先到美國聯邦賠償法院，由斯凱爾頓法官(Byron Skelton)主持簡單的宣誓就職儀式。沒有重量級的政客參加，也沒有社會名望的助陣，只有只是寥寥的幾個新聞記者，和官方攝影師在場。

按理說，賈沃斯基的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烏紗帽，是海格給的，起碼也是知遇之恩，但是並沒有得到他太多的美言。他在自己的回憶錄《權力與權利(The Right And The Power)》中， 開卷就諷刺海格說，“為了成為基辛格的親信顧問，海格跨越了他前面兩百名資深將軍而變成了四星上將”。

在私底下，賈沃斯基是相當尊重與肯定海格的。在1979年出版的自傳《懺悔與迴避》第226頁中，賈沃斯基除了肯定海格的正直和忠誠，與“從來沒有對我撒過謊”“他盡忠職守，全力以赴地挽救我們的三軍統帥”外，還讚美他說：

“外界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知道，其實當時，海格就是代理總統。當尼克松被周圍殘酷的環境折磨得癱瘓時，他全力以赴的設法挽救總統的職位。那時是海格在運作白宮，在尼克松最後的歲月里，是海格在運作整個國家，他就是我們第三十七個半任的總統。”

賈沃斯基與海格一直保持住友好的關係，在尼克松與賈沃斯基都辭職後不久，兩人在一場為海格授獎的宴會上又碰到了頭。在台上致答謝詞時，海格幽默台下的賈沃斯基說，“在那段特殊的時光里，雖然沒有發生，我一直擔心會收到賈沃斯基的傳票呢！”

賈沃斯基的調查作業，就是從處理錄音帶開始的。白宮的錄音帶記錄，是最能證明尼克松是否犯罪的直接證據，因而成為雙方爭辯的主力戰場。尤其是1972年6月20日，也就是水門事件爆發的次日，尼克松與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討論有關水門大廈爆破事件的錄音。這個錄音是尼克松知法犯法，掩飾犯罪的直接證據。

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全票裁決，尼克松不得以總統行政特權為藉口，拒絕交出犯罪證據。1974年8月5日，白宮無路可走，只得乖乖交出錄音帶。問題來了，就是在最重要最關鍵的1972年6月20日錄音，卻被人為的刪除了十八分半鐘，而那段關鍵性錄音，恰恰正是尼克松與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的談話記錄。

白宮的官方解釋，是尼克松的秘書伍德斯(Rose Woods)“一不小心”而刪除掉的。霍爾德曼在自己的回憶錄《權力的終結(The End Of Power)》裡說，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但他相信是尼克松自己親自動手將之刪除的。

伍德斯自1951年開始，就是尼克松的機要秘書，直到尼克松辭職，搬回加州，她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隨在他身邊，她與尼克松的家人，尤其是尼克松的妻子賴安(Patricia Ryan)極度親近，尼克松的家人也以親人待之，尼克松的兩個女兒特里西婭(Tricia)和茱莉(Julie)，全以“露絲阿姨”稱呼之。

伍德斯是尼克松一生中最寶貴的資產之一。她對尼克松的忠誠，與尼克松對她的信賴，眾所皆知。當尼克松決定了要在1974年8月9日，成為美國第一位辭職在任總統時，他第一個通知的人，就是伍德斯，並請她把這個決定，轉告妻子和女兒，其密切關係，於此可見。

1974年，伍德斯的前任雇主米勒(Beatrice Miller)，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評論她的忠誠說：“露絲可以隨時可以放棄自己的生命，去為尼克松而死。”

伍德斯的忠誠，得到後世的肯定和表揚。1971年1月，《女性家庭期刊》，譽她為“美國七十五位最重要的女性之一”，《洛杉磯時報》曾譽她為“年度女性風雲人物”，1973年12月，《時代周刊》把她作為封面人物。

尼克松離開白宮後，難過萬分的伍德斯，並沒有立即跟着離開，她留下來處理剩餘業務。在老行政大樓的尼克松辦公室里，桌面上的尼克松眼鏡，抽了半截的雪茄，還有半滿的小垃圾藍，她都一絲不動，維持原狀，直到福特總統下令，請她離開為止，她才依依不捨的告辭。

伍德斯於1917年12月26日，在俄亥俄州西布林(Sebring, Ohio)出生，中產階級的父母親都是民主黨，她的哥哥是當地的警長。中學畢業後，在當地的瓷器工廠任職。

1943年，未婚夫的驟然去世，為伍德斯帶來致命的刺激，企圖轉換環境來得到新生命，決定搬到首都生活，任職國會眾議院援外委員會時，偶遇時任眾議員的尼克松，逐漸熟悉。

1951年，深感伍德斯儀態出眾與辦事精幹，尼克松邀請她出任自己的機要秘書，自此直到尼克松退出政壇，不再需要秘書為止，一直沒有中斷。

就像任何的官場一樣，白宮亦是充滿了勾心鬥角的權力鬥爭傾扎。尼克松自傳的作家艾特金(Jonathan Aitkin)說，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曾不停地努力，拉遠伍德斯與尼克松的關係，但以失敗告終，原因是伍德斯與尼克松，有着幾乎相同的個性和作風，工作上的默契，無人可以替代。

在尼克松被全國咒罵時，伍德斯不離不棄，盡忠職守。她被特別檢察官票傳至大陪審團前作證，依然立場堅定，將刪除錄音帶的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事實已經證明，那是一件難以達到，也絕不可能的“不小心”，但她堅持，就是如此。

2005年1月22日，伍德斯病逝俄亥俄州養老院，享年八十七歲。隨着她的謝世，水門事件中的十八分半鐘關鍵錄音之謎，也將成為難以論斷的秘密。

賈沃斯基宣誓就職的當晚，帶着魯夫與特別檢察官律師拉科瓦拉(Philip Lacovara)，約老朋友科斯便飯，一來為即將返回哈佛法學院的科斯踐行，二來談談業務上的青黃不接事件。科斯向賈沃斯基介紹了自己的安排，但沒有向他提出任何未來的的工作建議。

拉科瓦拉是科斯特別檢察官的業務律師，主要的責任，是監督着三十五位特別檢察官的調查工作，必須在法律允許權限之內運作。他豐富的專業法學修養與經驗，不僅科斯對他依賴甚深，賈沃斯基接任後，立即親自要求他繼續留下來，協助自己，拉科瓦拉豪爽地應允之。

賈沃斯基在回憶錄《權力與權利》中，是這樣描寫拉科瓦拉的：“拉科瓦拉是特別檢察官科斯的法律顧問。他大約是三十歲，矮矮胖胖，身體結實，留着一頭黑長髮，與英俊的八字須。我很早就知道了他的辦事能力，很明顯，我一直儘快地找機會告訴他，我希望他留下來協助我。”

拉科瓦拉是目前美國頂尖級的大牌律師，日前接受新聞記者，就特別檢察官是否有權起訴一位在任總統的法律議題，發表意見說：“答案是肯定的，並且已經有多件最高法院的判例可查，尼克松的副總統安格扭、尼克松和克林頓，就是如此。”這句話，使任何知道自己屁股不乾淨的在任總統聽來，都會耳刺心顫，坐立難安，繞室彷徨。

賈沃斯基與科斯是熟悉的，在肯尼迪總統任間，科斯是負責在最高法院為美國政府辯護的副司法部長，而賈沃斯基則是特別委任的助理司法部長，一來由於業務上的關係，經常見面，二來兩人曾有聯合辦案的經歷，因而相識相重，交情匪淺。

就職後的次日早上，賈沃斯基從酒店走回辦公室後，就以科斯已經布置好的天龍大陣，稍作調整，然後兵分五路，進行徹查水門事件中的所有犯罪行為。

高勝寒 201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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