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放逐與珈音流亡

               （瑞典）傅正明

               《聯合早報》2018年6月11日

自從楚國古人划船尋找屈原沉江的遺體之後，中國人每年端午節划著龍舟在水中為這位大詩人招魂。
　　與悲劇性地自我放逐自投汨羅的屈原不同，以《魯拜集》彪炳史冊的波斯大詩人奧瑪.珈音充滿喜劇精神，享年83歲。這兩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詩人，除了類似的「天問」之外，似乎少有可比性，但鮮為人知的是，珈音也有過長達一年的流亡生涯，甚至動過沉江的念頭。

楚國宮中和塞爾柱王朝的嫉賢妒能

屈原所處的楚國宮中，楚懷王有個寵妃鄭袖，姿色艷美卻惡毒善妒，且工於心計。她與嬖臣靳尚勾結，內外用事，設計陷害屈原，迫使屈原放逐，楚國國事日非。

傅抱石《屈原漁父圖》（1954年）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眾女嫉予之娥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屈原在《離騷》中抱怨的原因是：世界渾濁黑暗，官場妒賢嫉能，遮蓋美德，稱頌惡行。詩人以美女自況，把嫉妒他的奸佞喻為造謠惑眾的女人。朝廷小人當道的現象，是世界歷史上屢見不鮮。在珈音所處的塞爾柱王朝蘇丹馬利克沙的宮中，也有一個頗像鄭袖的女人，即蘇丹的正宮王后吐康嘉敦(Terken Khatun)。王后原本黑汗王朝，即突厥人在中亞和今新疆地區建立的汗朝公主，是個權欲薰心的女人。她憑藉財富籠絡武官將士，壯大自己的政治勢力。薦舉珈音的宰相尼讓謀反對後宮干政，因此與王后結怨。蘇丹原本有意讓他和王后的長子即位，但長子幾歲就夭折了，蘇丹因此想另立。可是，王后希望她四歲的幼子即位，以便「垂簾聽政」。1092年，宰相和蘇丹先後去世，朝廷權爭激烈。王后一度主政，號稱「突厥女皇」，自然仇視宰相重用的珈音，立即停止珈音興建天文台的後續資金，廢止珈音改進的曆法，可能還斷了詩人的皇糧。面對這場政壇變局，珈音處在絕對弱勢。下面這首以弈棋喻雙方較量的詩，可以視為詩人的影射之作：

女皇陰毒擒拿我，馬踏炮轟招數多，

五卒雙車淩弱勢，三軍無主亦弦歌！（Whinfield 356）

珈音與強手對弈  《魯拜集》插圖，沙利文（E.J. Sullivan）作

波斯象棋源於印度的恰圖蘭卡（caturaṅga），是現代國際象棋的前身。中譯歸化為中國象棋。末句暗含兩個典故，一是《論語》說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二是象棋有「無主報仇」的特殊殘局：一方只剩孤主（將），另一方無主（帥），只剩雙炮雙仕，要費心思才能將死對方。譯詩化用典故，消解了成王敗寇的勝敗二元對立，符合珈音的哲學思想。事實上，弄權一時的突厥女皇不到兩年就被政敵謀殺了，珈音卻流芳千古。

屈原和珈音的流亡苦旅

身處逆境的珈音，立即離開宮廷是非之地，開始為時一年名為朝聖實為流亡的苦旅。屈原放逐時，渡長江，過鄂渚，入洞庭，溯沅水，經枉陼、辰陽，到漵浦，躑躅獨行。珈音的流亡之旅，孤身一人從都城伊斯法罕一路西行，先到巴格達，然後南下麥迪那，最後到麥加「朝聖」。
　　屈原在放逐途中同時看到老百姓都在戰亂中流亡。《九章·哀郢》是詩人哀悼楚國郢都被暴秦攻陷後的作品，作者目擊的歷史慘像是：「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都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大意是說：像君臣離散我被貶謫一樣，老百姓妻離子散，不知下落，正當仲春二月遷往東方。離別家鄉走向遠處，沿著長江和夏水到處流亡。《楚辭·哀時命》云：「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饑饉而絕糧。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意思是說：我猶豫徘徊久留此地啊，天天飢腸轆轆斷了食糧。我形影相弔孤獨無依啊，情思綿長思念我的故鄉。《哀時命》可能出自西漢辭賦家嚴忌手筆，王逸認為系作者「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嘆而述之」，堪稱楚辭中躑z屈原絕境的最沉痛的辭章。
　　借用這樣的辭句來描繪珈音流亡中的見證和困境，可以說恰到好處，《魯拜詩詞新譯五百首》（唐山出版社）中的多首新譯，可以作為比照，例如：

時晷無情伸黑掌，窮追瘦骨去逃荒，
絕糧只好挨門討，焦渴沉淪臭水塘。(IV.058)

正像《哀時命》很難說是作者嚴忌的代言體還是自聾@樣，這首魯拜也很難說，它究竟是珈音流亡中自襲x境，還是詩人見證民間疾苦的記禳A或後世為珈音立言的代言之作。
　　戰國時代，曾經雄踞長江、漢水流域，擁有燦爛文化的楚國之所以衰敗，導致國人流亡，根本原因在於楚悼王宮中吳起推行的政治改革夭折，楚懷王沒有採納屈原等大臣的政見，簡言之，是因為統治者的霸道、昏庸和腐敗。因此，借用珈音的詩句來考察歷史，應當記取的是：「人禍橫來請莫罪蒼天」（I.024）。另一方面，天意從來高難問，人事推移有其難以預測的歷史的反諷。珈音因此這樣質疑天和真主：「善人小過遭天罰，莫非主亦醉癲狂？」（I.017）像珈音一樣，屈原質疑天和神：「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詩人詰問的是：天道不能專一，反覆無常，為什麽要讓老百姓在動亂中遭殃呢？

屈原和珈音流亡中的悲劇意識

珈音與屈原酷肖的另一方面，是對於蒙昧的民眾，都有魯迅的那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矛盾態度，並且以反諷的對比表現出來：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但在清醒的孤寂中，詩人深感「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在《九章·涉江》中，詩人自述心志：「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詩人的確矢志不渝，最後導致悲劇結局。流亡中的珈音，也曾回憶在蘇丹宮中擔任御醫的歲月，展開今昔對比：「回春昨夜侍君主，茹苦今朝悲眾生」(V.006)，同時有孤高的自白：「舉世無明千水濁，一人獨醒萬家鼾」（III.105）。後一聯原意是：所有的人都沉溺在水中，只有一個人留在陸地上，所有的人都睡著了，只有一個人是醒覺的。由此可見，珈音和屈原的孤絕感多麽類似。有所不同的是，屈原對那個勸他何必「深思高舉」的漁父回答道：「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因此寧願自沉湘流。珈音則明哲地正視現實：「濁世有誰能至清？無魚無米怎謀生？」（I.018）因此沒有像屈原那樣選擇自殺。但珈音也萌生過自殺的念頭：

宇宙洪流如捲軸，詩魂不幸逆行舟，
與其浮泡壯潮水，不若沉江澤國游。（II.107）

此處潮水的象徵意義是雙重的，其洪波洶湧，既是統治者的暴政、貪腐掀起的濁浪，也是民眾全面潰敗攪起的髒水。一向以清流自許的詩人覺得，與其隨波逐流，壯大潮水，不如以身殉節。換言之，在詩人眼裡，人的肉體生命並非最高價值，在某種特殊情境中，可以犧牲生命來肯定某種更高的價值，這是《魯拜集》中鮮見的與屈原精神相通的悲劇意識。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屈原沉江，同時有以身殉國的意義，甚至把君主等同於國家：「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離騷》），意思是說：我並不害怕自己遭受災禍，而是擔心楚國或楚王的車駕將要覆傾！相比之下，珈音以科技特長為之服事的那個突厥王朝，是波斯處在異族統治下的專制國家，詩人唯恐它不垮台！因此，珈音不是屈原那種「愛國詩人」。他愛的是古波斯文明，沒有必要以身殉國，而是繼續過他飲酒賦詩的平淡日子。
　　依照波斯類似於佛教的蘇菲主義（Sufism）詩學觀點，珈音的流亡，屬於「靈魂的流亡」，即人類被造之後，人的靈魂與神分離，然後踏上漫長的尋覓和回歸之旅。作為信奉蘇菲之道的哲人，深諳人生苦諦的詩人，珈音和許多通靈的蘇菲詩人，都是這種意義上的精神漂泊者。一般來說，中國文人騷客少有人心懷這樣的流亡意識。當然，珈音同時也是政治意義上的流亡者。詩人在流亡中同樣守志持節，這是精神修煉和政治操守雙重意義的矢志不渝的精神：

新釀酒，手捧陶杯花地走，性空緣起尋真有，
雖然意滿非醉後，持操守，前行羞作回頭狗。（III.059歸自謠）

原詩雖然泛寫詩人以飲酒賞花為象徵的精神之旅，卻不妨解讀為他的雙重意義上的流亡。陶杯的意象，彰顯了詩人的素樸的面相。「性空緣起」，借用佛家語，依照佛教空觀的悖論，空和有並非一分為二，因為空才能有，有也是空。「空即是有」就是「性空緣起」。詩言志。詩的原意，可能側重於修道路上勇往直前，也可以解讀為在政治流亡途中好馬不吃回頭草。這種氣節，像現代俄羅斯流亡詩人一樣，把人生，把流亡生涯視為絕不回頭的「單行道」，用布羅茨基自己的話來說：「一個人只沿一個方嚮往前走」。
　　作為流亡詩人的珈音，不會通過悔過回到統治者身邊。在這種意義上，珈音的流亡同樣是單行道，是陶淵明式的「覺今是而昨非」，是對官場看空之後進一步尋找「真有」，即尋找真正的人生意義的精神苦旅。流亡一年之後，珈音辭去官職，回歸故里，聚徒講學，安享晚年。比起屈原來，珈音要樂觀得多，在他的身上，浸透著在屈原身上看不到的樂天知命的喜劇精神，以及不斷開悟而達成的類似禪宗的圓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