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和文革所代表的民主精神的文章，引发巨大争议。一些读者非常激动，无法接受毛泽东代表民主精神的这种界定。有些人甚至歇斯底里，破口大骂。从尊重事实的角度看，这其实是很奇怪的现象。无论如何，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议题，有这么大的分歧，这必然会进一步引发如何评价邓小平的议题。

此前的文章里也多次强调：邓小平上台，他主持的历史决议，对新中国头三十年的评价，相应的历史记录，各种叙事，非常不可靠，右派官僚存在集体造假现象，制造出大量的虚假历史。这其实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具体推进过程，是邓小平实际上是间接地通过政变上台。1976毛泽东去世后，叶剑英成功说服华国锋，快速发动政变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毛远新等人。这明显是一种非法方式，此后，邓叶等人又联手迫使华国锋靠边站。

当邓的权力来源，合法性有问题，他自然要掩盖真相。于是，此后邓就通过策动老干部群体整合右派官僚，又与海外的美台和跨国资产阶级势力联手，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再打着给文革中受迫害的右派和群众平反的旗号，到处笼络人心。在这个格局中，最后搞出的集体共识，必然是妖魔化毛泽东时代，否定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巨大成就。

虽然在名义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在讲功过“七三开”，但实际上，邓基本上否定了毛泽东的主要贡献，只是保留了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和旗帜，但又反复强调“晚年错误”，把新中国的精神内核，整个指导思想，都逐渐改成了基于走资派路线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邓小平理论”。

对于这一点，有些人，比如一些海外民运人士，89风波后跑到美国煽动反共，包括近期中共流亡海外的反对派，他们都否认这一点。他们的基本论调是声称，邓小平最大的错误并不是否定毛泽东，而是没有否定毛泽东。但这些人对历史的解读显然南辕北辙，他们没有认识到，邓小平上台这件事本身，从最初，合法性就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内部的巨大分歧，邓事实上没有能力去彻底否定毛泽东。

因此，邓小平采取的是实用主义路线，即“形式肯定，实质否定”的策略，邓上台后通过控制媒体，不断宣扬1978年的中国已经行将就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制造所谓“十年浩劫”所催生出的恶果。于是，按照这个“不得以而为之”的集体造假套路，对毛泽东当然就要搞“功过七三开”，所谓解放前的毛泽东英明无比，而晚年的毛泽东就日渐昏庸，党内斗争似乎都是他一个人挑起的，而发动文革更是十恶不赦……

正是通过这套虚构的历史叙事，邓小平可以有效地掩盖自己在1949后的整个政治轨迹，一边是内外勾结，拉拢美台等海外势力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一边又挂着共产党的牌子，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肯定毛泽东“功大于过”，但同时又严禁研究文革，尤其是所谓“不争论”。但事实上邓是间接利用海外舆论诋毁毛泽东，否定文革，同时又以历史决议的名义封杀相关档案，严禁中国内部为毛辩护，干脆就把1949后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变成了谁都无法触碰的“违禁品”。

由此可见，邓小平明显留了一手，他与台湾的国民党，海外的资产阶级势力，包括美国的反共舆论宣传，事实上是形成了某种跨国联盟。一方面，邓小平在国内打着“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旗号，来划定舆论禁区，另一方面，海外的舆论宣传，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其实又完全是顺着邓小平原有的政治轨迹，让邓用无声无息的方式，心安理得地看着妖魔化毛泽东的舆论态势迅速地占领覆盖全球，再反戈一击变相助攻邓的改开路线，甚至不断吹捧邓的伟大历史功绩。

这其实是体现出了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借刀杀人，而且是“杀人不见血”。然而，海外民运那些人，却颠倒黑白，把邓小平说成是不愿否定毛泽东，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并不是邓小平自己不想否定毛泽东，而是邓小平要借刀杀人，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半斤八两，根本做不到彻底否定毛泽东，这就干脆转而借用美国舆论的巨大全球影响力，来推动倒毛的“持久战”，正所谓“一切向前看”，“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些”，以便通过跨国资产阶级的联手效应，全面复辟，最终迟早会实现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

那么，毛泽东时代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这个议题很复杂，这里只能简单叙述一下这个背景。首先，1912-1949，清帝退位后这个阶段，东亚大陆事实上并不存在统一的政权，而是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到处战乱，饥荒和灾难不断。正如此前的文章所分析的建国过程，这是认知毛泽东建立新中国重要意义的出发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清楚地理解毛泽东缔造新中国的难度，并且搞明白1949建国之初内部的各种问题，以及经济发展的障碍。

其次，1949-1980，在这个阶段，新中国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都改天换地，取得了蓬勃的大发展。很多案例我都反复说过，比如1959年的国庆大阅兵，短短十年，中国的国产喷气式战机就满天飞，无论是解放军战士，还是工人，农民，整个国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到1970年卫星上天，短短的二十年，就真正实现了两弹一星的惊人成就，突破了以往由超级大国确立的技术垄断门槛。即使是在1966-1976这十年，中国也在快速进步，比如杂交水稻育种工作正在快速推进，1976年正式全国推广。

到这个时候，新中国事实上已经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点，杂交水稻的全国推广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真的彻底解决吃饭问题了。对于一个近十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既实现了两弹一星，又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当然也就意味着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都有了最可靠的保证。接下来，中国的爆发式发展，其实是顺理成章，只是具体路径如何选择，以及时间早晚的问题。

尤其是，1969-1980年，毛泽东精心布置的708工程取得成功，运十大飞机飞上蓝天。之前，两弹一星这些还主要是军事项目，并不是民用项目。而杂交水稻的增产，在科技上是重大创新，意义当然也很重大，但增产本身算不上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重大科技产品。运十的首飞，则完全不同，这是足以媲美波音707的民用大飞机项目，此前只有美苏英法能够制造。大飞机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需要的零件数量极其惊人，这种技术产品对可靠性的要求极高。但当时中国凭借自己的生产能力，除了发动机，整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国产化的。运十这个案例实际上是说明，在两弹一星之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在最先进的民用航空领域，也再次打破了以往由超级大国垄断的技术门槛。

但接下来邓小平意外上台，1982年就迅速地停止对运十项目拨款，要求让运十下马，这引发巨大的争议。到1986年，项目早已停滞的运十，还成功地七飞拉萨，开创新中国的历史纪录，这非常了不起。但此时邓小平正式终止运十项目。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大概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与王洪文联系在一起，运十是王洪文负责的项目，王洪文曾任中共第一副主席，当时还年轻，邓小平担心运十项目成功后，会有人给王洪文翻案，最终会危及邓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假如运十真的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促成了中国版的空客公司，王洪文事实上变成了空客之父，那邓小平还怎么做改开之父？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必然要把运十项目彻底斩尽杀绝。这时，就出现了第二个因素，美国有意插手介入运十项目，他们提出麦道公司与中国合作研发新型大飞机，但前提是中国要废止运十计划，拆除生产线，另搞一套所谓更先进的国际化大飞机生产线。邓小平本来就想废止运十，正好借驴下坡，立刻答应了美国的要求。等到运十项目废止，生产线拆除，美国那边又开始出现变故。由于波音收购麦道公司，之前的合作研发大飞机的计划就终止了，中国只是生产了一些麦道支线飞机，此外一无所获。就这样，作为新中国头三十年最重大科技成就的运十大飞机，其实本来是代表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天花板，也是历史性的全新起点，但投入巨资搞了十几年，最后没能腾飞，反而被邓小平扼杀于摇篮中。

就从运十的案例来分析，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有严重问题，动机和目的不纯，而且面临各种困难。事实是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邓小平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所谓邓小平理论的神奇魔力，那是后来中共官方舆论的吹捧和忽悠。在当时，中国内部要强推私有化改革，破坏毛泽东预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更改以往的计划经济格局和企业模式，这就很自然地不断引发分歧，加上很多工人下岗失业，官倒，贪污腐败盛行，最后干脆导致89爆发政治风波。此后邓干脆下令开枪镇压，接下来引发连锁反应，苏联解体后，邓又不得不南巡强推改革计划，不断发动走资派势力，来与美国对接。

在这个紧要关口，美国的大资产阶级还是暴露出“利润高于一切”的堕落本质，他们要搞全球化，要拉拢中国的走资派加入WTO。尤其是，他们要扶持邓小平控制中共搞改革，以便最终否定毛泽东。这就一拍即合，再没人去追究邓小平下令军队开枪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法西斯暴行，资产阶级内外勾结，一起携手，做起生意，搞出了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的“双赢”。

因此，邓小平理论带来的所谓经济奇迹，其实并不是改革开放最初二十年的产物，而基本上是到了1999年前后，在西方的推动下，才突然爆发。事实上，改革开放头二十年，中国内部的各种问题非常严重，经济的发展效果并不理想。而1999年开始的经济爆发式增长，主要推动因素，并不是邓小平理论，更不是邓本人的谋划，而是美国推动全球化，尤其是互联网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扩散，充分刺激中国的庞大需求和市场潜力。

在这个阶段，由于毛泽东时代的末尾早已解决吃饭问题，加上各种基础设施早都大量建成，工业农业的生产体系也很完善，而且教育、医疗、人口规模和文化素质都已经有大幅提升，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通过信息时代的科技传播，也就充分地激发出中国内部蕴含的强大经济潜能和生产力的全面升级。因此，首先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雄厚工业实力和各种社会基础，而不是邓小平时代的所谓英明决策，才真正支撑了改开后半部分二十年的加速大发展。

尤其是到2020新冠疫情之后，我们更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大发展，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与美国对接的庞大外贸体系和技术传播链条是优势产业，此外就是房地产。而那些真正由中国自己掌控的优势科技领域，其实都是源于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比如高铁，造船，化工，制造业，C919，也包括房地产的超强生产能力。尤其是对疫情的系统化成功防控，全是依靠毛泽东时代确立的公立医疗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强大控制决策能力。

我们也可以试想，如果当初是按照邓小平的思路，不断搞私有化和市场化，大规模地取消公立医院，中国的新冠疫情恐怕就变得相当严重，死亡人数会增加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很有可能会彻底摧毁中国改开四十年的经济增长成果。最低的标准，假设中国按美国的防疫模式发展下去，中国的十四亿人口，死亡人数至少是美国十倍，而上千万的人口损失必然导致邓小平的改开神话彻底失去合法性，引发政局动荡。

因此，身处邓小平改开神话的末尾，中国人亟需重新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更客观地看待改革开放的各种问题和成就。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其最大问题和缺陷，还并不只是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集中体现于国民教育和精神文化。由于邓小平搞改开的本质，是发动走资派群体，煽动右派官僚群体和跨国资产阶级集体造假，甚至还借刀杀人，借用美国的舆论宣传来否定毛泽东，否定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历史功绩，变相否定新中国，复辟中华民国，以此在国内树立邓自身的权威和合法性，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国民认知障碍。包括以往各种政治运动的悲剧，文革，大饥荒的历史，都被海外舆论严重地夸大其辞，甚至颠倒黑白。

而邓小平时代确立的教科书体系，也严重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本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从一穷二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精神面貌全面改观。虽然那时的教科书体系也强调1840年的屈辱起点，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发展而来，但毛泽东是强调新中国，批判五千年文明。以朝鲜战争为例，全新的国家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还确立了全新大国形象。因此，毛泽东时代的国民教育，并没有不断暗示新中国是落后国家，新中国的人民是落后群体，而是反复强调新中国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希望，中国人肩负世界革命的使命，要不断推进继续革命的事业。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是普遍振奋，斗志昂扬，而不是精神分裂的形态。

然而，邓小平时代的国民教育，是转而强调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就逐渐走入误区。邓小平理论一方面否定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巨大发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世界革命的重要意义，转而反复强调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同时又不断突出所谓中国积贫积弱倍受屈辱的形象，此外又使劲拉拢海外资产阶级，利用美国的势力和舆论宣传，不断对中国搞舆论渗透，又禁止中国内部的相关研究。这样不断发展下去，就逐渐地把中国人塑造为一个精神分裂的群体。

邓小平理论带来的这种精神分裂的具体症状，是一边反复强调近现代落伍造成的百年屈辱，文化如何落后；一边又使劲鼓吹五千年文明如何灿烂辉煌，举世无双；一边煽动民族复兴；一边崇洋媚外，追捧欧美的资产阶级文化和生活方式；一边到处宣扬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和大屠杀暴行，刺激极端民族主义；一边鼓吹全球化，国际化，要融入世界，一边又在国内设置重重屏障，限制和排斥无产阶级群体；一边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一边宣讲着中华民国的故事。

当邓时代的教科书一边教育民众称中国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地大物博，举足轻重，一边又强调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各方面非常落后，再加上1949后的各种失败案例，什么大跃进，大饥荒，反右，文革，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赵紫阳反党集团，总之全都是问题，邓时代的舆论方向，事实上是不断制造出大量愚民叙事，摧毁新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尤其是邓还大搞计划生育，这不但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而且也是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势头提前停滞的错误决策，更是在肉体上彻底摧残中国人的民族自尊。

这一切的综合效果，也就造成中国人这个群体经常自相矛盾。面对邓一手制造的大量愚民叙事，人们既搞不清楚历史真相，也严重缺乏真正的共识，甚至都缺乏同一个共同体的意识。因此，相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有严重的缺陷，甚至都缺乏构筑“中国意识”的能力，客观效果是大量制造出精神分裂的中国人群体认知。

只有在彻底告别精神分裂的邓小平时代之后，只有当中国人这个群体回归毛泽东思想，人们才能普遍地构筑出坚强有力的共识，真正形成基于“新中国意识”的伟大共同体，作为毛主席用一生推动的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大人民拥有与之相应的民族自信、民族自尊以及舍我其谁、照耀世界的独特使命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