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1886年出生於湖南安福縣，與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並稱“中共五老”，一生娶了四個妻子：第一任妻子叫伍復明，是他的家鄉人，生有4女1子；第二任妻子叫范樂春，生有1子，幾年後病逝；第三任妻子叫李俊，倆人1937年在延安結婚，育有1子，4年後因感情不和離婚。朱明是他的第四任妻子，跟她共同生活了15年。
26歲的朱明嫁給60歲的林伯渠
朱明，原名王鈞璧，安徽省定遠縣人，1919年，出生於一個官宦家庭，3歲念唐詩，12歲看《紅樓夢》。1930年代，在上海光華大學讀書。抗日戰爭爆發後，隨家人流亡到四川。在那裡，受到中共宣傳的影響，對擔任國民參議員的中共官員林伯渠很仰慕。1939年春，在林伯渠的幫助下，與一批熱血青年到達延安，就讀於專門培養中共女幹部的延安女子大學，改名朱明。之後，調入中央研究院，再後來，被送入中央黨校第三部學習。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經過中共反覆“洗腦”和“搶救”，朱明從一個有錢人家的“大家閨秀”，被“改造”成一個心甘情願“做無產階級的牛”的“新人”。她因一篇題為《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的反省材料，被樹為典型。
當時，延安的許多中共高官，娶了從上海、北平等大城市來的漂亮女青年。比如，45歲的毛澤東，拋棄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娶了來自上海的三流演員、24歲的江青。50歲的劉少奇娶了第五任妻子、來自北平的女研究生、27歲的王光美。39歲的林彪娶了22歲的葉群，40歲的陳毅娶了18歲的張茜。43歲的謝覺哉娶了22歲的王定國。43歲的朱德娶了17歲的康克清。
那時，林伯渠任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兼任陝甘寧邊區學習指導委員會主任，負責在政府系統中開展整風運動。朱明這個“整風積極分子”在“組織”的安排下，與林伯渠有較多接觸。1945年3月28日（黃曆2月15日），是林伯渠60大壽，中共中央為他舉行了祝壽活動。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林伯渠當選中央委員、中共政治局委員。就在七大召開期間，1945年5月，60歲的林伯渠迎娶了26歲的朱明。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後，林伯渠先後任中央政府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第二屆副委員長。朱明先後職於中央組織部，中央紡織工業部監察室。林伯渠因是“中共五老”之一，年紀大，身體也不好，他在國內外的許多活動，朱明常伴左右，成為他的拐杖和影子。無論是上廬山，去杭州，還是到莫斯科，這對老夫少妻形影不離。
江青在杭州收到一封匿名信
1953年12月27日，毛澤東與江青到杭州，在西湖邊住了70多天。毛澤東1954年3月14日離開後，江青繼續滯留杭州。3月18日，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從上海發出的，由浙江省交際處長唐為平轉交。江青看信後，非常惱怒。信中寫道：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剛剛開過，高崗、饒漱石等已被揭露出來。你江青的歷史是墮落的，我已經寫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組織部……信中列舉了20世紀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種種風流醜事和被捕變節的歷史問題，內容非常具體。寫信人深知江青的歷史，對中共高層的情況也很了解，特別是，居然知道她的行蹤。江青據此推斷，寫信人必是中共高幹，或文化界名人，或他們的夫人。
第二天，江青找時任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談話。據王芳回憶，江青“把匿名信遞給我看。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江青一臉嚴肅地說：‘你不看誰看？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廳長看清楚了，要給我破案。有人編造謊言誣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頭實際上是針對主席的。’江青給我看了匿名信後，突然問我：‘你熟悉揚帆嗎？’我隨口就說：‘他在上海當公安局局長，我們來往比較多，關係較密切。’聽我這樣一說，江青有點不高興，半陰半陽的說：‘你知道他過去叫什麼名字？他過去不叫揚帆，叫殷楊。在國民黨南京劇專工作過。’江青又問我，‘你認識覃曉晴嗎？’覃曉晴當時是浙江省婦聯福利部副部長，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我說：‘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後來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時，覃和江同住一個牢房。覃回憶自己被捕的原因是因為江青首先被捕，在敵人面前供出了她。”
神秘的“18號案件”
回到北京後，江青將收到匿名信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說這是一起性質嚴重的反革命案件，要求公安機關立即組織偵破，得到毛澤東認可。因為收信日期是1953年3月18日，這個案件被稱為“18號案件”。
不久，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召開專門會議，由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主持，華東局第二書記陳毅出席，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參加，會議確定把這封匿名信事件作為一個“特大案件”來偵查。同時宣布：“18號案件”由公安部長羅瑞卿負總責，上海市由黃赤波負責，浙江省由王芳負責。會議之後，偵查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況下進行。
由於匿名信封上寫有“華東文委”的字樣，信又是從上海發的，江青要求偵查部門將重點放在上海市黨、政部門和30年代曾在上海文藝界工作過的人身上。案件一時未能偵破。1954年，柯慶施調任上海市委書記後，親自負責案件偵破，抓得非常緊，專案組100多人，每隔幾天就開一次碰頭會。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個嫌疑人的筆跡，凡是過去和江青關係不好或議論過她、說過對她不滿話的人，都作為嫌疑對象，其中，包括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的夫人朱嵐，30年代江青在上海住的房東家的女傭秦桂貞等。
受偵查時間最長、被懷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長賴少其的妻子曾菲。當時，曾菲與住在上海的毛澤東前妻賀子珍是鄰居，對賀子珍的生活處境深表同情，常去看望她，並對毛澤東1952年到上海沒有去看望病中孤寂的賀子珍頗有微辭。賴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屆黨代會上，專門提過一個議案，要求對賀子珍在生活上給予照顧。柯慶施在專案組會議上說：曾菲有重大作案嫌疑。專案組曾秘密提取曾菲的筆跡，經過鑑定，筆跡相似。但是，專案組經過大量的秘密調查，沒有掌握到可靠的直接證據，僅憑相似筆跡，還不能定案。
江青多次過問案件偵破進展情況，懷疑專案組裡有人搗鬼，幾次對公安部長羅瑞卿、副部長徐子榮表示不滿。案子一時破不了，但專案組對此案一直沒有放棄偵破。公安部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直到1961年，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意外發現”，案件在峰迴路轉。
朱明“畏罪自殺”
1960年5月29日，74歲的林伯渠在北京病逝。他的夫人朱明，一度非常悲傷，情緒低落。1961年2月，朱明向中央辦公廳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得到批准。期間，朱明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反映林伯渠逝世後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主要是文稿處理問題）需要解決。信送到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手上。1953年，因工作關係，楊尚昆曾多次看過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對匿名信的筆跡印象很深。當楊尚昆看到朱明寫給中央的報告後，發現上面的筆跡與那封匿名信的筆跡很相似。
楊尚昆立即打電話告訴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經過公安部專家鑑定，兩封信的筆跡為同一人所寫。隨後，楊尚昆、徐子榮找朱明談話。朱明很痛快地承認8年前給江青寫過匿名信。原來，在江青收到匿名信之前、毛澤東回北京之後的這段時間，林伯渠和朱明也到杭州小住了幾日，是時任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負責接待的。據王芳回憶，當時江青身邊缺少一個人陪伴，是他讓陪林伯渠夫婦一起來杭州的林莉（林與前妻的女兒）去陪伴江青的。林莉從小生活在莫斯科國際兒童教養院，後在蘇聯讀大學。1949年江青到蘇聯治療期間，林莉擔任她的翻譯，倆人朝夕相處，感情很融洽。當時江青對王芳這樣的安排並無不滿。那封匿名信很可能是朱明在杭州時寫成，到上海後發出的。
朱明深知此事暴露後，江青百分之百要置他於死地。於是，在江青對她下毒手之前，就在家中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了。朱明死時42歲。不久，朱明之死被定性為“反革命畏罪自殺”。文革時期，朱明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
結語
當年，投奔延安的女青年，在她們人生的關鍵時刻選擇跟中共走，特別是跟中共高官結婚後，雖然，一段時間內，可能得到一些虛榮的滿足和特殊的待遇，但是，大多數都難逃厄運。林伯渠的妻子朱明自殺了。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最後也自殺了。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秦城監獄關押11年。林彪的妻子葉群，最後跟林彪一起葬身蒙古溫都爾汗……靜心翻閱中共的歷史，一幕幕悲劇，教訓彌足深刻，後人理當鑒之、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