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供需关系理论的最基本的政治意涵是政府不应介入市场经济而应让市场的供需来调节市场的价格。在市场经济环境里成长的人们或许会把这一点作为天经地义的事因而反而不会体会其中的特别意义。可是凡经历过诸如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前的由政府来统一制定市场价格的经济环境的读者对于这种由市场的供需来调节市场价格的意义的感受可能反而更深。也正是因为有着在上一世纪曾流行于很多所谓的东方阵营国家的效率极低乃至拖垮了各国经济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作为对比，才使得所谓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显得格外的合理，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天然的合理。

以一个事物的某个反面的缺失作为该事物本身的合理性的依据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的论理方式。尽管这种论理方式也经常是一种合理的论理方式，它本身并不是一种逻辑上很严格的论理方式。最主要的是因为任何一个事物，尤其是社会性事物的反面并不是单一的，因而某个反面的缺失并不一定就完全代表这个事物本身的完美。因此，这种论理方式能够比较有效地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能够找到合适的对立面。但遗憾的是，人们在运用这种论理方式的时候通常忽略了它本身的先天缺陷因而往往并没有在意由于对立面的选择缺陷而给论理的结论本身带来的缺陷。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负面作为由供需关系调控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合理性的依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社会逻辑上来说上世纪流行在很多国家的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失败的实验（当然，如同任何社会实践的失败一样，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中自然包含了人类的自私愚昧贪婪等共同的负面本性），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确实可以用来纠正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缺点。但是，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模式这个实验的最初的逻辑依据却正是针对了所谓自由经济中的不公平的现象，虽然它失败了，但是它的失败并不等于那个由供需关系对市场调控的理论本身已经解决了那个实验当初所针对的不公平因素。而只要这个不公平因素仍然成立，那个由供需关系对市场调控的理论就不但不是天然的合理，反而是天然的不合理，只不过它对于发展经济来说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更有效而已。

之所以会有人认为那个供需关系理论是天然的合理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是公平的。你有需求（demand）我有供给（supply），你情我愿非常公平。但是这种公平背后掩盖了一个事实：人们的需求（demand）本身是一个混杂了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和人类享受欲望还有很多社会文化的需要的一个极为复杂的抽象混合体，而在所有这些因素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人们的经济地位和相应的购买力而不是人们实际的需求。也就是说，所谓的供需关系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公平因素在里面。因而虽然由供需关系所调节出来的市场在一定的条件下确实可以达到市场的各种流通与生产上的平衡并促使社会利润及GDP等指数的上升，它本身并不能保证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

世界各地的房地产业在所谓的自由竞争的由供需关系所调节出来的市场平衡中所带有的严重的不公平的现象就是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听似公平的供需关系理论所具有的实际上不公平的意涵的最好诠释。房地产业不但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支柱之一，而且也实实在在地直接影响到生活在现代都市及乡郊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存在权利。因此，对于房地产业背后的公平逻辑的讨论是帮助人们认识经济相对性和公平意义的一个最有效的例证。今天世界上很多贫穷的人们没有房屋住，很多国家的大都市里的普通百姓都要拥挤在狭小的简易屋内，很多草根的打工阶层一辈子也攒不够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家的钱。可是富豪们却一个人可以拥有数栋豪宅。这就是对于所谓的自由经济中公平地调节市场价格的供需关系中的“需（demand）”字背后所掩盖的虚伪和实际不公平的最好的诠释。 是穷人不需要住房吗？是草根百姓不需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吗？是富豪们的肉体比别人更娇嫩因而一个人需要有多栋豪宅来保障他的基本生存需要吗？显然都不是。

很显然，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到如何更有效地创造财富和如何分配财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用今天很多人喜欢用的通俗话语来说，就叫做如何把蛋糕做大和如何切蛋糕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人类自古以来的社会性的思想上的困惑甚至混乱常常是来自所涉及的逻辑的复杂。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首先在于如果没有创造就谈不上分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块蛋糕谁也分不着。这个很简单且正确的道理在逻辑上的局限性也是很明确的：没有蛋糕就谈不上分蛋糕这一点并没有在逻辑涵盖有了蛋糕一定能够分好蛋糕这一点。尽管如此，如果社会问题是线性过程的话，那么只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用眼睛盯住了切蛋糕的那只手就行了。但是，高度非线性的社会实践使得人们在现实中并不可能真地做到这一点，因此为了从理论上厘清创造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对其间所涉及到的复杂的逻辑细节有所了解。

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包含了众多的人力与物质资源的社会体系犹如一个浩瀚的大海，它可以平静如微波荡漾的湖面，但在适合的扰动条件下却也可以积聚起汹涌的数丈高的波涛或甚至产生一些更为奇妙的异象。而经济体系中的财富积聚的如海涛般的变化尺度便使得人类的经济繁荣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也就是说繁荣的经济不一定意味着对所有人或甚至不一定意味着对大多数人的公平。这句话也可以被反过来表达为：一个经济体系即便对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不公平仍然可以在特定的层次和范围内表现出繁荣来。历史上的王公贵族的的宫殿可以在后来的千百年中展现当初宫廷生活的奢华，但是并不代表那些时期的百姓们可以安居乐业。金字塔，泰姬陵，长城都被看做人类古文明的辉煌成就，但是这辉煌成就的背后又有多少苦不堪言的百姓的血与泪呢？再以今天文明世界的住房为例，在一个拥挤的都市即便房价让多数工薪阶层不堪其昂贵，仅凭高薪阶层及少数极富有阶层的消费，人们就照样可以维持在有限的土地上的房市的兴旺。

我们还可以从更为极端逻辑角度来看待繁荣与公平之间的不相关性。如在前面第二章中提到的那样，如果今天世界上的人口顿减50%以上，那么剩下的不到50%的人口以现有的100%的自然资源来生活的话，其平均水平很可能会远比现在要高。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想，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的100%的人口的经济中，如果牺牲掉50%以上的人们的利益的话，照样可以达到社会上各种收支的平衡并创造社会利润以及对于未被牺牲掉的不到50%的人来说的经济繁华。这背后的动力学原因就是复杂经济体系作为非线性的能量动力系统本身所具有极大的伸缩幅度使得它的繁华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谁是受益者，而这正是经济相对论的一个基本意义。

当然，反过来说，不公平也不一定就有利于经济的繁荣，这还是因为公平与繁荣之间没有必然的正反比关系。还是以房市为例，很多时候房市本身会因为经济不好导致现有房产的主要消费市场（比如所谓的中产阶级）的购买力的下降而受到打击。但是，人们也不要天真地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不公平的社会分配一定会使房市受到打击的证据。这里面涉及到商业本身的自由度的问题。房地产开发商完全可以采取包括占用更多的土地来开发商业用房以及满足富裕阶层的高档住房来带动相应的房地产业的兴旺，以华人世界的香港台北甚至上海北京为例，尽管有大量的草根阶层买不起房，而且有很多贫困阶层尤其年轻的打工阶层不得不拥挤在狭小简陋的居住空间里，但是它们的房价却可以不但一直居高不下而且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于欧美的发达国家的都市里面。这都表明了商业的兴旺与社会的公平在数学上来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商业领域有很大的运作空间可以在不具备社会整体的公平的前提下，通过满足供（supply）与需（demand）的平衡来创造社会经济的兴旺景象。

实际上，在自然的意义上，不公平是天然的无序而公平则是一种需要由特殊的努力来维持的有序，而人们对于公平和不公平状态的判断则是维持这种有序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所以说，公平的实现相对于不公平的出现是一种小概率的事件。这种小概率的一个意义是某种不公平状态被打破之后并不等于公平就一定会随之而来。即便某种不公平本身就是导致伴随着这种不公平的社会机制被破坏的原因，甚至说可以认为原有的不公平背后的社会机制的被摧毁是对原有的不公平本身的惩罚的话，也不等于说随之而来的一定就是公平。再以房市为例，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过这样的真实故事：当房市垮了之后，大批空置的楼房成为无人居住的所谓“鬼楼”，但与此同时却仍有大量的人拥挤在狭小简陋甚至肮脏的地方。即便如此，那些居住条件恶劣的人们也无法合法地得到那些长年空置无人居住的房屋。最后有些实在无家可归的人便冒着被法律制裁的风险而非法地住进那些长年空置的“鬼屋”里去。

很明显，类似这样的不公平的问题肯定不是房市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分配问题的一个局部表现而已。另一方面，很多时候表面的公平也不一定就有利于繁荣。这一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大陆的被称之为大锅饭的反对市场通过供需关系的调节机制而采取中央计划控制的经济模式的失败中已经得到证实。但是，公平和繁荣并不一定总是相互抵触的，只不过创造一个既公平而又能满足供需平衡而达到繁荣的经济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实际上，反观人类历史，在很多曾经著名的繁荣时期都会留下当时的生产效率与公平分配之间的高于其它时期的正相关的记录。这也意味着真正合理的公平分配本身可以为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而不公平的社会分配本身不但可以成为经济的低效和衰退的动力，而且还可能会导致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极大的社会动荡及至整个原有社会体制的崩塌。

本文所揭示的供需关系理论背后的不公平实际上反映了自由经济概念本身的一个根源性的不公平，而政府的适当的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不公平。比如，对于高级豪宅征收高额地产税便可以是减少房地产背后的不公平的一项措施。但是，任何政府的介入本身都可能会带来复杂的政治涟漪，并且由于政府介入的本身的人为的局限性，实际上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帮助克服市场经济的不公平。比如，如何计算税收本身就可能会因为其技术上的复杂性而使得其公平的水准不易被把握，因而最后仍然为政治势力所绑架。另外，政府的过度介入到极端状态时还可能会出现上世纪流行过的计划经济的状况。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人生的一切本来就不是公平的，为了要发展社会经济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还有些人也曾强调只有让富人满意了，穷人才有希望。这些人在说这些话是可能忽略了只有有信仰的人才会相信的一点：人们可以去为了生存做一些他们认为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在他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挡住了上帝的路，因为一旦他们挡住了上帝的路，那么他们的努力所换来的恐怕将会是更大的失败。如果人们按照人类自身的逻辑所进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实践的结果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那么那样的实践不论从逻辑上听来好像多有道理，它可能会因为挡住了上帝要帮助弱势人的路而无法成功反而带来更大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