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2017-01-06 蔡慎坤 蔡慎坤 
文/蔡慎坤
连续几天，三位身强力壮的熟人在北京不幸去世，追思仪式虽然选在八宝山，但对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来说，都是悲伤难言，甚至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打击。如此年轻的生命，死于呼吸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是否与北京的饮食起居空气污染生活节奏密切相关？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敢任意揣测。
新年伊始，一些朋友发出的新年感言，即使是非常温和理性的声音，也一一遭到封杀和屏蔽。这些朋友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寒冬，有些朋友甚至是死里逃生，他们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在这块土地上重来一次，然而集结号己经吹响，谁能阻止这股逆流？谁能躲过这场劫难？
昨天惊闻山东省政府一位参事被解聘，这位教授不过是评说了一下某个历史人物，也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在我的印象中，即使在万马齐喑的时代，参事也是可以说真话的，如果连一个教授级的参事说真话都犯忌，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我不知道。
连日来，国内接连发生匪夷所思的新闻，除了官方简短的报道，民间评论几乎都不允许。攀枝花官场火拚就不用多说，一个靠街头摆汽球射击摊位艰难谋生的外乡妇人，因为射击摊位使用了6支玩具枪，竟被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一审判刑3年半。
知道判决结果，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妇人一度犹豫要不要上诉，身陷囹圄两个多月以来，她对自己摆气球射击摊触犯非法持枪罪这件事，并不够清楚。只是担心上诉会花很多钱，会拖累唯一的女儿。甚至觉得，是不是自己早点从看守所去监狱服刑，能争取减刑还能早点出来。
一生省吃俭用、害怕花钱的妇人到了看守所也没有改变习惯，女儿给她存了3800元生活费，过去两个多月，她只花了800元。在看守所，咸菜和蔬菜都需要提前预订，她心里一直有一个担心，担心如果不上诉，就会去监狱服刑，那么之前预订的咸菜和蔬菜就要浪费了。
一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曾是她和女儿的栖身之处，房间一张大床，占据了一半的空间。一个柜子，一张板凳，是除了床以外的唯一家具。冰冷的房间，靠着一个小小的蜂窝煤炉子取暖。一台不大的海尔旧电视，是这个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因此外出都不用锁门。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浴室，洗澡需要去附近的公共澡堂，上厕所要去附近的公厕。
我隐隐地有一种明显的预感，无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地方，无论是经济还是生存环境言论空间，或将迎来一场久讳的寒冬，或许时间还很漫长，如果没有把握熬到春天，趁早逃离或许不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切换一个30年的历史镜头。30年前，深圳市罗湖区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庆典开头很寻常，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站在台上的董事长，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台下一片寂静，人们望着这个失态的董事长。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异常严厉，凡没有合法手续前往香港，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会有牢狱之灾。而边防部队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树林里。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潮，还催生了一个职业——“拉尸行”。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他从公社领到了750元。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蔡慎坤原创作品，欢迎分享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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