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军委会对日军的进攻还是有所察觉的，日军情报显示，“敌方似乎早已侦知日军的进攻企图，但对进攻方向并未得出准确判断，推测或是宜昌方面方面或是襄阳方面，颇有战战兢兢的状态。” 日军对国军状态的掌握准确到了夸张的地步，委员长的判断确实是反复的，而且委员长“颇有战战兢兢的状态”也是准确的，这样准确的掌握、真不知道日军是怎样做到的。 4月10日，蒋委员长电，“限3小时。老河口李长官、快活铺张总司令、南阳汤总司令、宜昌郭司令：○密。训令。对敌进犯沙、宜，应迅即预行部署，准备先发制敌……第五战区应乘敌进犯沙、宜企图渐趋明显以前，行先发制敌攻击。以汤恩伯、王缵绪两部主力，分由大洪山两侧地区向京（山）钟（祥）、汉（阳）宜（城）路之敌攻击，并由襄（阳）花（园）路、豫南及鄂东方面施行助攻，策应作战，打破敌西犯企图。其攻击开始时机，由战区密切注视敌情，适机断然实施，但须于四月中旬末完成攻击诸准备。” 电文开头的“训令”意思就是命令，必须要执行。在这份“训令”中，委员长判定日军的进攻方向是“沙、宜”，应对之策就是汤恩伯第31集团军前调至枣阳，沿襄花路发起攻击，第29集团军向日军京山、汉阳的日军发起攻击，要求“须于四月中旬末完成攻击诸准备”。而日军的进攻发起定于5月1日，如果按照委员长的“训令”执行，第31集团军和第29集团军的进攻与日军的进攻恰好对撞，简直是巧的不能再巧了。 不过一周之后，4月17日委员长改变了判断，“……二、 此次敌军如果西犯，其目的决不在夺取宜昌与襄、樊，而在打击我军以后，使其可安全退守。此乃必然之势。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亦必佯动。” 也不例外，和一个星期之前一样，这也还是个错判，思路是日军要搞一次和去年一模一样的进攻，然后回撤原驻地。去年日军的进攻算是失败的，因为没有达到作战目的，那么今年还会不会重走一遍老路、再来一次一模一样的失败？委员长铁口直断“此乃必然之势”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不过对于日军准备再次来找打，委员长自然不会客气，“我军应于敌军尚未进犯之前先发制敌。汤恩伯部……速向平靖关、武胜关方面空隙地区取捷径挺进，……觅取敌军主力所前进之方向，尾击其侧背……我军务取速战速决之积极行动。……” 军委会也确实无法判断出此次日军进攻目标是襄阳、宜昌两个都有，这实在是不合常理的作战计划。不过无论如何日军在哪个方向发动进攻，都必须要做出应对，委员长的办法还是老套路，先发制人，把日军的进攻掐死在胎中。 委员长一天到晚叫嚷的这个“先发制人”很有意思，问题是“先发”能不能“制人”？从“冬季攻势”来看，所有的“先发”都没有能“制人”是不是？原因就是战力还是差些，所有的攻击目标不是打不动就是守不住。如果现在面对日军的进攻还是要先动手，可以想象国军的攻击必定受挫或者停顿，日军的攻击部队正好围上来，就现在国军的战力和指挥水平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悲剧。 前一年的“湘北战胜”恰恰是把日军放进来的“后发制人”，这不是打太极拳的花招，而是双方战力差距决定的。当时委员长还和薛岳争论要多后撤一些，说实话，薛岳要保的长沙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是在战术上能多引诱敌军更加深入效果自然更好，所以讲当时委员长和薛岳的争论没有谁对谁错之分，因为大家的原则都是要诱敌深入而已。 在“湘北战胜”的刺激下，委员长丢弃了“后发制人”战术而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冬季攻势”，结果遭到全面失败，现在不接受教训还要搞“先发制人”，这个人到底还有没有治愈的希望啦？！ 有没有希望都还是要治一治的，因为这是咱们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他要是闹起疯病来如何是好？治病就要找病根，那么委员长这个“先发制人”的病根到底是什么呢？那还是“恐日”，害怕日军来打自己。为了不让日军来打自己，那就想办法去打人家，“先发制人”了，日军的进攻自然“胎死腹中”了，你看好不好？ 这个病看来还真不轻。自己跑出去打人家，就算是把日军的进攻搅黄了，但是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战果的，因为“冬季攻势”的情况就摆在这里，上个月委员长您自己刚开完的会总结的教训是不是？这一点怎么会看不到？！ 再多看一步，日军本来就是要围剿你的部队，现在你却找上门来，那不是替人家省了好多事儿？攻击部队攻势顿挫、各路日军围将上来一顿穿插，家都回不了了是不是？当然，这一步咱们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绝对看不到的。 无论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都是战术选择。就在一个月后的5月底，日军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此次会战的胜利，日军中央部派员到南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商谈“秋季攻势”，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主任荒尾兴功中佐竟然提出，“首先放弃武汉，把敌军拉进该地周围地区痛击之。” 这个想法过于大胆，从政治上就不能予以考虑，从作战组织上来看也过大、过复杂，实行起来人员、物资消耗也承受不起，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能性，冒出这么个想法只能说日军的战术思想比较活跃。 而在现在襄东几十万人的会战中，寄希望于小动作的“先发制人”就能打消对方的进攻计划是可笑的，而大规模的“先发制人”，就现在国军的战力和指挥水平来说，就是自取灭亡。委员长因为“恐日”而想出了“先发制人”的办法，这个心理毛病让日军掌握得清清楚楚——“颇有战战兢兢的状态”！ 委员长铁口直断日军对“宜昌与襄、樊”没有兴趣，而是对“打击我军”有兴趣，并且认为“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亦必佯动。”这个错误判断对后来战局的不利有直接责任，但是这个错判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委员长虽然对日军第1期作战的判断是对的，对第2期作战没有准备，不过，如果日军第1期作战遭受较大损失，或者被纠缠于第1期作战，那么第2期作战自然无从谈起。 所以讲不要说重创日军，让他被纠缠就是胜利，例如南昌会战时军令部提出的方案，放弃南昌而在其周边与日军纠缠三两个月，这样的话日军是挺不下去的。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开战之初襄阳、枣阳只有放弃，但是要坚持在桐柏山、大洪山，不断派出部队游击、穿插，如此日军就会被纠缠于襄阳、枣阳一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军置后方不顾而坚持南下西渡汉水，桐柏山、大洪山的部队进行尾击，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日军陷入两面作战。况且日军主力部队出动，后方自然空虚，大别山第21集团军出动南下袭取应山、随县、第2集团军袭取信阳，后院起火、日军如何能展开第2期对宜昌的作战？如此搞上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日军还能不撤退？被动撤退自然就会有疏漏，到时候再捡几个便宜还不是妥妥的？ 这才是有信心的正确打法，正如日军自己所说的——“把敌军拉进该地周围地区痛击之”！ 去年上次随枣会战时，日军本来是等待第5战区的攻势发动起来，利用中国军队的“冲势”反打穿插包围，结果李长官实在是对什么攻击作战没什么兴趣，搞得日军左等不来、右等不到，只好自己跑出去找中国军队。这次李长官还是老脾气，对委员长的“先发制人”还是没有任何兴趣，一方面说是“消极”，另一方面却是避开了找打。不过既然委员长有命令下来，那咱们无论如何也要有个回应是不是？李长官于第二天、4月18日给委员长发回了一千多字的电报，详详细细地把第5战区执行委员长“训令”的“作战指导计划”唠叨了一遍， “……一、战区以一部取广正面，分路挺进敌后方，积极施行扰袭，主力适宜控制于后方，相机先发制人，于枣阳以东或荆（门）、当（阳）以南地区与日军决战。……” “取广正面”？这个词很高大上是不是？咂吧咂吧嘴、很有些兵法专业名词的味道是不是？ 哈哈，大家上了李长官的当了吧？“取广正面”可不是什么兵法绝学，只是李长官生编硬造了一个词来糊弄委员长的，当然委员长这种糊涂蛋一看不懂就觉得厉害，也就是不明觉厉。其实“取广正面”换成老百姓的话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沿着第5战区的防线从南到北垒起一道土墙，这样的话，不管日军从哪里来、都会撞到李长官的“取广正面”这道土墙上，你看这样好不好？ 其实“取广正面”看似好看，其实就是没有重点地胡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结束的“冬季攻势”，所有战区都投入反攻、所有战区都有悬赏攻克的目标，结果啥也没捞着是不是？ 下面一千多字的电文里李长官先给委员长吃了一颗“先发制人”的定心丸，“以各集团长期破坏队及各军编组之各种出击队，依划分区域，挺进袭扰。” 李长官拿出来的看似是“先发制人”的定心丸，其实是闹心丸，委员长电文说的是“以汤恩伯、王缵绪两部主力，分由大洪山两侧地区向京（山）钟（祥）、汉（阳）宜（城）路之敌攻击，并由襄（阳）花（园）路、豫南及鄂东方面施行助攻，策应作战，打破敌西犯企图。”要的是第31、第29集团军主力打出去，而李长官说的是“集团长期破坏队及各军编组之各种出击队，依划分区域，挺进袭扰。”这未免差得太多了吧？委员长看到这个电文估计很闹心。 不过闹心算是好的，真的要是第31、第29集团军主力打出去，那可是要命的，李长官不会打仗也算蒙上了死耗子。不过不管是定心丸还是闹心丸，李长官的出击、袭扰也就是这么一句话，委员长您要是当真那可真是看见猪上树了。 电文剩下的还有一千多字就是第5战区应付日军进攻的布置了， “三、敌主力由襄花路两侧向我进犯时，1、……2、……3、……4、…… 四、敌主力由钟祥、沙洋一带渡河进犯时，1、……2、……3、…… 五、……六、…… ……十三……” 洋洋洒洒一共十三大条。此次第5战区对付日军进攻的计划，不得不说是安排得井井有条——都十三条这算不算有条？即便是算无遗策的诸葛武侯再世也是无话可说，只能甘拜下风。说实话，在日本人动手之前，应该让他们先看看李长官的这份计划，一定会被吓破了胆，立马收兵回城、高悬免战牌闭门不出。 另：刚刚发现一篇资料，是当时一位记者写的通讯，其中的一些记载再次证明了匝瑜对当时卢沟桥“战况”的分析，还有就是吉星文和金振中二人诈伤的问题，于是就补充到了“6048卢沟桥之变 17”当中，有兴趣的书友可以去看看。 事情虽然不大，不过还是又一次证明了《匝瑜定理》的准确性和普适性，希望海内外敌对势力，做做检讨吧——为什么《匝瑜定理》总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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