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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失败的，但对中国军队来说也不是胜利，而是更大的失败。首先是桂系第84军第173、第174师的溃败，简直是一触即溃，直接一泄千里，而“处处有人夸”的第189师比较好，因为不在日军的攻击路线上，再加上随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游击队帮着抵挡，跑得快才没有发生溃败，即便如此还是闹出事儿来。

第189师副师长兼第566旅旅长李宝琏，辽宁盘山人，日本步兵学校中国留学生第20期出身，曾在1936年的“六一事变”中充当广西代表到西安谋取张学良支持，一直是桂系高级幕僚。这次总算出掌兵权了，而且是“小诸葛”慧眼识英才，问题是老诸葛就要碰上马谡，而“小诸葛”也不能例外非得碰上什么才能当得起“诸葛”二字，于是“小诸葛”就碰上了李宝琏。

李宝琏很快被被日伪收买，时刻准备伺机投降日寇。这次随县溃败，李宝琏认为这是好机会，于是试图率第566旅投日，结果被该旅官兵拒绝，两个团长一声令下将李宝琏抓了起来。李宝琏是“小诸葛”亲自看中的人才，自然聪明异常，在上茅厕时候跳入粪坑游走，一年后被汪伪政府任命皇协军暂编第11师师长，驻地随县，——“胡汉三”又回来了！

在回忆录里李长官是绝对不会写自己的部队如此废物的，而是“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内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纵在这种劣势下作战，敌我在随县大洪山一带激战经旬，大小二十余战，我方正面始终未被突破。”可是“此时汤恩伯军团如接受我的命令，自桐柏山侧面出击，必可将敌人包围，获致与台儿庄相埒的战果。无奈汤恩伯一意保存实力，不愿配合友军作歼灭战。”

“台儿庄”不仅是李长官的军事巅峰之作，也是回忆录的巅峰之作，那是念兹在兹、时刻不忘，随身携带台儿庄车站留影数千张，见了人问了姓名就题字送人。这样反复加深记忆、影响，以至于随枣会战的回忆录也没有跳出台儿庄的圈子，还是前面挡住、侧面打击。当然这次正面是桂系第84军，完全没有孙连仲那么争气，而且汤恩伯比台儿庄还要坏，上次是三令五申才说得动，这次干脆“拂袖而去”，以至于失去创造第二次台儿庄的机会。

而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正面抵挡日军第3师团恰恰是汤恩伯第31集团军，正是由于第84军的完全溃败才导致第31集团军过早投入战斗。机动兵力在战斗开始就被迫投入，这就是完全被动，打下去就是有败无胜。

李长官在回忆录里再玩一回“回忆录大法”的顶级手段——“乾坤大挪移”，把汤恩伯第31集团军从包围圈里给整到外边去，“故当敌军向襄花公路正面突击时，其掩护右侧面的少数部队曾与汤部接触，而汤部竟全军迅速北撤，退往豫西舞阳一带。”意思就是第84军尚在随县一带“血战”，汤恩伯却“全军迅速北撤”了，跑到“舞阳”去了。

匝瑜这个人就是讨厌，说过的话就不要再重复了，可是这次还是忍不住再吐糟一下那个“史学家”唐德刚，汤恩伯要撤也是南阳，不是“舞阳”，两个地方差了2、300里地。

“我乃严令汤恩伯会同孙连仲自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带出击。十四日克复新野、唐河，与包围圈内的友军相呼应。”

“我乃严令”的这个“我”其实是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李长官现在是断电失联刚刚恢复、委员长不愿搭理他的状态。

“综计此次随枣会战，敌军以十万以上的精锐部队，猛烈的机械化配备，三个月以上的调度布置，对我桐柏山、大洪山两游击基地及襄、樊、南阳发动攻势，志在必得。孰知经三十余日的苦战，卒至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算，狼狈而返。我方如不是汤恩伯不遵军令，敌方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说不定就永无东归之日呢！”

没搞成第二个台儿庄，这个锅还是让汤恩伯去背，反正在李长官的手下打仗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吧，胜己败人，也就是打了胜仗、李长官自己的功劳永远是第一的，至于是败仗，那永远需要别人去背锅。

随枣会战失败的第一责任者恰恰是李长官自身。上面说了第84军完全溃败导致第31集团军过早投入战斗，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因素，而李长官弃阵而逃就是决定性因素。

日军第13、第16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在钟祥向北突击2、300里攻占枣阳是谁也想不到的，这完全打碎了第5战区的作战体系。不过打起仗来是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想得到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小说而不是实际情况，真正打起仗来，一着急就是指挥向前压、靠前指挥，作战就必须要有应付突发恶劣情况的勇气。李长官弃阵而逃就完全抛弃了第5战区的作战指挥体系，这比日军突击2、300里的效果还要坏得多。5月10日汤恩伯第31集团军发现有陷入合围的危险就立刻决定转移。这是非常敏锐和正确的，如果再晚一日，西面的日军再压上来，两军混战一起，那么部队想要脱离战场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可以想见日军是如何咬住第31集团军不松口的。

如果汤恩伯懵懵懂懂还在等找断电失联的第5战区命令，那么就会落入合围，幸亏汤恩伯敏锐独断，才把第31集团军拉出包围圈。

13日程潜下令各部“电到后应即刻开始攻击”，但是各部并没有开始反攻，这里边有客观因素，但是也有主观因素。如果李宗仁一直在指挥位置上、一直在指挥部队作战，那么部队的态势要好得多，部队执行反攻的命令也会更坚决。现在主官跑了、让俺们反攻？还是再等等吧。

所以讲，李长官所梦想的台儿庄第二“敌方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说不定就永无东归之日”没有实现，其责任恰恰不是“汤恩伯不遵军令”，而是自己逃跑使第5战区失去指挥造成的。

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再到现如今的随枣会战，是打一次会战、第5战区长官部就断电失联一次，这样的“战将”简直是古今中外难寻。“回忆录大法”当然是无所不能，可是实际情况还是比较尴尬的，即便是李长官如此人物，也不得不稍微表示一下，5月22日给委员长发报，“唯我部署未周，致敌得逞，除各部奖惩令电呈察外，拟请予职以处分，以资惕勉。”

李长官罕见地嘴软了一次，不过还是说“部署未周”而没有说弃阵而逃，这个事情干得出来、说不出来是不是？况且一而再、再而三为什么总是发生？

在委员长看来，失败一次、两次会战不是什么打紧的事儿，可是这次差点儿把第31集团军给装了进去！这是现在全国的战略预备队！这回第31集团军要是完蛋了、这抗战还怎么搞下去？！！这股火在委员长心里还真不好压下去，过了6天一直到了28日委员长才回电，“此次随枣之役，暴敌豕突北进，狡焉思逞。吾兄指挥若定，动合机宜，终予敌以意外莫大之打击，使其狼狈逃窜。正念贤劳，所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仍望为国珍重，争取最后胜利为盼。”

委员长让李长官坐了6天的冷板凳才告诉他不给处分了。虽然不给处分，可是委员长的火儿还是下不去，只好说两句风凉话出气，“吾兄指挥若定，动合机宜”，也就是说你跑得好、跑得妙、跑得呱呱叫！不知道李长官看到这两句话会不会脸红，不过就是脸红别人也是看不出来的。

（血壮山河 第六部 随枣会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