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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中國自1931年9月18日始，陸續占領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並且不斷向華北滲透，此種情況下中日戰爭必不可免，這是歷史的必然；至於在哪一天、在什麼地方、以何種形式來引燃導火索，則是歷史的偶然。現在把抗日戰爭定於自“七七事變”起，那是去找自己受欺負才還手的委屈理由，如此國共兩黨一起層層疊疊地湧上去，真相自然也不知道去哪裡了。不過在“七七事變”中，第29軍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妄圖挑起中日軍事紛爭以達到自己“割據”的目的，這完全是極其自私的，其下場也是玩火自焚。第29軍失去了平津河北的經濟來源，同時也惹出了“大事”，對此宋哲遠遷怒於馮治安，與其決裂並趕出第29軍，而何基灃也遭到報復，宋哲遠親信竟然追殺至何基灃的病床前，此事咱們後文再細說。宋哲遠自己也很快失去軍權被閒置，很可能事後中央也明白了“七七事變”其中的原委。

其實就算第29軍不搞事情，中日也會爆發衝突，原因就在於1937年6月21日蔣介石在老婆的攛掇下做出的第29軍“國軍化”的決定。現在平津河北一帶的權力機構是於1935年12月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頭子是宋哲元，委員會內西北軍、東北軍及親日分子三足鼎立，這個不倫不類的東西其實就是國民政府向日本妥協的產物，一方面可以說阻止了日本想要華北獨立的企圖，另一方面還可以說日本想要華北獨立的企圖又向前進了一步，因為沒有日本人的支持，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是一天也存在不下去的。現在你蔣介石想要第29軍“國軍化”，也就是想要“單方面”改變華北現狀，這個事情日本人會答應嗎？

日本占據東北及熱河四省，不說再向華北發展吧，那也需要一個緩衝地帶，這是戰略需要，是不可能讓步的；而第29軍在此地帶是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有出讓的道理，所以講蔣介石做出的這個決定必將引起衝突，即便沒有“七七事變”也會有別的什麼事變，而蔣介石根本就沒有看到這些，根本就沒有想到無論是日本人還是第29軍這些“實力派”會有什麼樣的抵抗，那就根本也談不到什麼保證措施了。這種連公園裡、馬路邊“下棋看三步”的道理都不顧的“決定”，真是不知道這人的腦子是怎麼長的。

當時的形勢是複雜和危險的，複雜是因為自身的亂七八糟，雖然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中國”，但是實際情況卻遠遠不是，陝北的共產黨、廣西的桂系，這是公開反抗的勢力，冀察的宋哲元是半公開的割據勢力，山東的韓復榘、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是偏向中央政府的割據勢力，再遠就是青海、寧夏、新疆等等，各家情況都不相同，可謂是異常複雜，不過共同的危險是日本，所以這才有了“西安事變”，也就有了“抗日統一陣線”的形成。不過“西安事變”也僅僅是促成“抗日統一陣線”的發端，而“七七事變”開打之後“抗日統一陣線”才得以形成。從發端“西安事變”來看，蔣介石是被迫接受“抗日統一陣線”的，是階下囚的城下之盟，其態度也是敷衍的。

蔣介石的內心是完全不認可“抗日統一陣線”的，他的想法就是“攘外必先安內”。這個政策對不對到現在還是爭論不休，其實“攘外必先安內”在表面上看只是技術性的政策，不過是先做什麼後做什麼的辦事程序問題，當然了搞政治的大多是明的一套其實暗的另有一套，至於委員長夾帶的私貨那就是不願意讓大家議論的，那咱就不議論好了，只討論技術問題好了。咱們把上面的各方勢力再重新羅列一下，“陝北的共產黨、廣西的桂系，這是公開反抗的勢力，冀察的宋哲元是半公開的割據勢力，山東的韓復榘、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是偏向中央政府的割據勢力，再遠就是青海、寧夏、新疆等等”，粗粗一數就是9個，實際情況還要多是不是？能不能在短一點兒的時期內把這些勢力全部“安內”掉？肯定做不到嘛，估計到了1939年“歐戰”爆發也不行，說不定要拖到1941年的“珍珠港”，保不齊就混到了1945年的扔原子彈。

短時期內做不到而現實情況又非常危急，那只能說“攘外必先安內” 這個技術性的政策是不對的。這是很簡單明顯的對錯判斷，委員長你要是還不同意，那就乾脆扯掉什麼“安內”的畫皮，大大方方地喊出和共產主義不共戴天、你們跟着俺滅了共產黨再一起打日本好不好？不要扯什麼“攘外安內”的像個扭扭捏捏的小媳婦——其實蔣介石恐怕是既安不了內、也攘不了外。

“西安事變”確定了“抗日統一陣線”的政策，雖說是不情願、被迫的城下之盟，不過也算是空口白牙說了出去，總要幹些“統一陣線”的事兒了。不過咱們都有經驗，一件事如果是被迫接受的，那幹起來是真的打不起精神來，而且心裡想着幹不成才好哩。心裡不服、不認可，行動就會走樣，甚至是明擁暗反。委員長此次去西安本來是要搞“第六次圍剿”的，和前幾次出師不捷、損兵折將不同，這次是未等開打就先把老帥自己給扣起來了——和共軍打仗真是越打越蒙圈兒了，委員長心裡這股子邪火哪裡能服氣？蔣介石在杭州、在廬山和周恩來的談話就是如此，已經不是要搞“抗日統一陣線”了，而是統一後再抗日，也就是回到了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老路上了。

“統一”也不僅僅限於共產黨，其他各方面勢力也要統一歸於委員長，第29軍也在其中，至於解決辦法就是發布命令讓第29軍國軍化、河北銀行停止發行貨幣。對於宋哲元來說，1935年自己的察哈爾省主席被撤，就是蔣介石搞的突然襲擊，這次會不會再次被蔣介石搞突然偷襲呢？簡直是板上釘釘是不是？自己當然要想想辦法擋回去是不是？蔣介石即便是做這樣心裡願意的所謂“統一”工作也是如此粗糙——計劃拍腦袋、事前不溝通、實施無計劃、措施無保障，怎麼能不出事？思而不密、謀而無劃，決大事而心輕浮、謀國事而嬉後宮——焉得不敗？

所以講，在一定意義上，“七七事變”是蔣介石反悔“西安事變”所確定的政策、拋棄了“抗日統一陣線”重新回到了“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所引發的。蔣介石原本應該在“西安事變”之後負起領導責任，主動聯合各方以形成“抗日統一陣線”，但是其卻反其道而行之從而激發出“七七事變”，在日軍大舉進攻之後“抗日統一陣線”才得以被動形成，抗日戰爭也就被動展開。更為痛心的錯誤是連續發生的——蔣介石幻想所謂的“九國公約”會對日本進行干預，於是又在上海挑起戰事——這原本是1932年日本在上海挑起戰事轉移“國聯”注意力以達到占據東三省的謀略——這真真是“東施效顰”！既丑也蠢——所謂西方的價值觀，就是幫強不幫弱，結果是淞滬慘敗繼而引發首都南京大屠殺——痛哉！

 不禁想起楊傑將軍在抗戰爆發時說的話，“日本目前有軍閥和財閥之爭，海軍和陸軍之爭，少壯派和老舊派之爭，全國不是一條心，以小國臨大國，又不能傾力來犯，外交上得罪英美，犯下兵家大忌，因此不難把日本打敗。”

——我們付出了太多不應該付出的代價，犧牲了太多不該犧牲的人！——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