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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徐州会战失败无人担责，那兰封会战的责任还是要查一查的。

薛岳是前敌总指挥，要说战败薛岳当然要担责任。可是实际情况不是自己的部队不打，而是真的打不过人家。况且战场比较简单，过程也不长，薛岳在指挥上并无什么错误，如果让他担责任，也不合适。况且原本是第1、5战区联合作战、结果第5战区突然崩溃，只好第1战区独立对付可以预期的全部日军进攻、这本来就不可能啊。

不过还是要找责任，那只好找找下级的责任吧。

商丘失守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实大家在前文都已经看到了，商丘阻击战在这个情况下是无法完成的，黄杰在这里也是尽了力的，即便是死守商丘那只有全军覆没，而且日军可以一边围攻商丘一边可以继续向西，那这样的全军覆没有何意义？

商丘的问题要说责任，那只有孙桐萱的责任较大。战前军令部已有安排，可是第3集团军在商丘阻击战的时候全无动作，虽说自己承受日军第10师团的压力，但是全无战场配合实在是说不过去。可是刚杀了人家的韩复榘，现在又要搞孙桐萱，这个干法合适吗？

汤恩伯也没法动，第20军团是徐州会战第一功勋部队，最早进入战区，最后撤出战区，此时再指望人家再打一场硬仗，太过分了吧，是不是？

那商丘的事情就只有黄杰了，撤职！

黄杰晚年有一个《自述》，“犹忆弱冠请缨，白髮从政，几番风雨，几度沧桑，个人经历的事故，实在是太多了，自非片言可尽，只能就过去工作中每一时期印象较深的，作简要的记述。”按照黄杰的这个说法，“每一时期印象较深的，作简要的记述”，那么这个商丘的事情算不算“印象较深的”呢？

“第8军的任务，是竭力堵击商邱方面日军西犯，当时围攻商邱的日军兵力，约步兵一个旅团、砲兵一联队、机械化兵一个营、工兵、通讯、汽车各一个中队，我第八军协同友军，迎击堵截，奋勇作战。”黄杰《自述》全文13628个字，关于商丘阻击战总共就是这些88个字，而且自己被撤职的这件事，提也没提。没提也对了，两个月后，1938年9月黄杰调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1940年5月又调任桂林中央军校第6分校主任，负责军事教育工作。关于从军头转到80万禁军教头的事儿，黄杰《自述》，“中原会战结束，抗战进入了第二阶段，国军的整补，干部的训练，任务至为重要，民国二十七年九月，我奉命调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

“抗战进入了第二阶段，国军的整补，干部的训练，任务至为重要”哈哈，把撤职说成另有重用，这也是回忆录的一种写法啊。

商丘的事情还有一个责任人，第187师师长彭林生。虽说是黄杰最后让人家一个新编步兵师守卫三天的命令不地道，不过再不地道的命令也不是鬼话连篇的情书而是一道硬邦邦的命令，彭林生是违反了这个命令的。当然，彭林生是请示了自己的军长李汉魂之后才撤的，不过此时第64军军长的命令不能替代第8军军长的命令，因为现在第187师归于第8军指挥，那么就是要听黄杰的，所以彭林生也被撤职，不过很快调任第4战区伤兵管理处处长。

随即武汉会战爆发，李汉魂当然要给彭林生一个机会，任命彭林生被任命为第64军前敌指挥官，指挥第155师、156师和一个预备师对日作战。1940年，彭林生任广阳守备区指挥官。次年春，日军进占广东的开平、台山、新会、恩平等4个县。第4战区长官公署任命彭林生为四县自卫队的总指挥。

1944年彭林生回乡与蒋伏生、东安王仡组织祁、东自卫总队。蒋伏生任总指挥，彭林生与王仡任副总指挥。

抗战胜利后，彭林生解甲回籍经商。1948年冬，彭林生策划在祁邵一带起义。为筹备起义经费，卖杉树、卖田产、卖铺店共得银洋6.5万元，稻谷1380担。又派人到香港、广东等地购买武器300多件。后因各种原因，祁邵起义未曾实现。

1949年6月间，中共衡阳工委委派赵琦组建革命武装。赵琦与彭林生于同年7月下旬在后南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游击部队第一纵队，彭林生任副司令员。彭当即拿出300条枪装备部队，并拿出一万块银元做部队活动经费。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纵队的军需供给由彭林生解决。白崇禧悬赏通缉彭林生，并把彭家一栋18间的新建楼房放火烧毁。

1949年10月8日祁阳城解放，彭林生被任命为零陵军分区高级参谋。

1951年8月23日镇反枪毙。

彭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