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了几篇关于中印边界的博文，顺便上网看了几篇历史札记，下边所摘是其中一篇。

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历史和地理事实，还算令人信服。不过，有几点需要补充。

其一，中国的疆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自有史以来变化了无数次，况且许多是历史遗留的前朝的"烂帳"，至今也没有理清。

其二，该作者使用春秋笔法，讲历史讲地理，却不讲中国军队实力不济的根本自身原因是几十年里政治运动内斗不止所消耗的国力、浪费了整整两代人的才华。也可以理解，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笔杆子也得知趣。

其三，从兵法的"势"而言，中国方面缺的是地利，因为一切的军事资源均须翻越整个青藏高原才能到达藏南。现今这方面的实力正逐渐增强，从最早川藏公路等的建设，到首条进藏铁路的通车，再到近几年几条新型公路，特别是大型运输机“运20"的入列。这些都是硬梆梆的谈判筹码。再加上中巴铁路和军事合作。

其四，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策，现在的表达方式叫做"和平发展"，核心意思一样。

中印战争让藏南离我们越来越远？

提起中印战争，国人总是对中国军队胜利后撤军倍感惋惜，甚至将藏南地区（印度称为阿鲁纳恰尔邦）至今被印度控制而“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原因也归结于此。

但藏南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么？中印战争真的削弱了中国对藏南地区的控制了么？恐怕并非如此。

结语

新中国政府对麦克马洪线从不知道到知道，对藏南地区的控制从无到有，军事存在从弱到强，可以说是一直在增强而非减弱，藏南并非“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

中印战争与藏南问题

其实，在1959年之前，中央政府根本就无力与印度争夺藏南地区的控制权，拉萨叛乱后，解放军才真正推进到了“麦克马洪线”附近，与印军形成军事对峙。之后无论是小规模的边界冲突，还是中印战争，或是几十年来的纷争不断，虽然藏南地区一直被印度实际控制，但中央政府对藏南地区的影响力在加强而非减弱。

50年代初期印度才开始真正控制藏南地区

众所周知，中印在藏南地区的争端起源于“麦克马洪线”。然而尽管这条非法的边界线是20年代炮制的，但直到40年代末，无论是英属印度还是独立后的印度，都没有实际控制藏南地区，而是西藏地方政府在行使管辖权。除了1944年英国侵占瓦弄、噶拉塘、德让宗之外，在其他各段印度无论在军事上还是行政管理上都距离“麦线”很远。西藏对达旺及其他地区的行政管辖并没有受到干预。故国民政府时期，藏南问题实际上局限在西藏地方当局范畴内，中央政府未曾实际涉足。

印度对藏南地区的真正控制开始于1950年，这一年印度在传统习惯线以北建立了20多个军事据点或哨所。1951年2月，当时印度派兵100余名侵占了门隅首府达旺，强行驱逐了行使管辖权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此后，印度又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953年前后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推进到了“麦克马洪线”，1954年又成立了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归其外交部管辖（1972年印度将该特区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6年底印度议会两院通过立法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印度还开始修筑通向此地区的公路。直到此时，麦克马洪线才真正从地图上移到地面上，成为印度事实上的东北边界，至今如此。

印度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对藏南进行实际控制呢？这是因为当时为了保持在西藏的最大利益和印度国家利益，印度曾努力想使西藏成为非军事区、中印间的缓冲区。曾任印度东部军区司令的退休中将莎尔佛朗希斯杜格尔在其《服役回忆录》中说：“在敌人看来，在若干年之后，只有从西藏起飞才可能对印度东部进行空袭。西藏的一些地区，很适合用来进行远程轰炸，空袭部队易于从此前推，对北方邦、比哈尔和孟加拉邦进行空袭和占领。因此，尽量千方百计不让中国占领西藏高原是印度利益之所在。”而1951年前后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并完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这就使得印度想让西藏成了其战略缓冲区的想法付诸东流，于是对印度来说，“唯一办法就是有选择地抢先占领西藏高原的一些地区”。

当时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反制的原因一：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力很弱，根本无力争夺藏南地区

针对印度侵占领土的行径，中国政府当时为何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反制措施呢？主要是因为直到1959年西藏平叛之前，真正行使管辖权的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因此中央政府对整个西藏的控制都很有限，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地缘上，当时从内地到西藏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因此运送大批的人员和物资入藏困难重重。据1951年首批入藏负责接管西藏外交事务的杨公素回忆说：“那时在藏族旅行有句谚语，叫做‘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我们共约20余人的小分队在1951年9月下旬进藏……行程近二千公里，耗时两个多月，于1951年11月27日到达了拉萨。经过长途跋涉，我们这二十余人已是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每人拿一根手杖。”轻装人员入藏尚且如此困难，物资更就更别说了，当时的运输状况是60匹牦牛用12天运送的物资仅仅相当于青藏公路通车后一辆汽车用两天时间运送的量。由于当时“中央规定进藏人员不食西藏，西藏司曹鲁康娃也不许藏民出卖食物，要把解放军饿跑”，因此入藏的干部和士兵连吃饭都困难，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入藏交通较为便利的印度等国：“在我川藏、青藏公路未正式通车前，中央政府进藏人员和西藏人民大量需要的日用品、衣着布匹、杂货等多数从印度运入。我国外交部与印度交涉，运十几万斤大米至印度加尔各答转到锡金岗拖，再由进藏中央人员派人驻岗拖将这批粮食雇佣骡帮运回西藏。每个骡子只驮120斤，十几万斤大米就需要很多骡子驮运。除了粮食外，其他日用品、布匹等也随之运来西藏。”甚至连“中央代表首次入藏都不得不经由印度，在中印边境西藏重镇亚东与达赖十四世会晤。”交通条件如此困难，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真正控制力可想而知，恐怕还比不上印度。

第二、行政管理上，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龃龉不断，入藏干部的安全都成问题，基本很难开展工作。五十年代初，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对入藏人员非常抵触，甚至纵容藏人攻击入藏的工作人员，因此当时汉人连上街都不安全。政府的干部没有通行证不得离开他们的住所，即便有通行证，也只能在人多的街道上走走。武装警察经常要在街上检查通行证。治安尚且如此，更别说开展工作了，杨公素回忆说：“我曾陪同中央代表张经武与噶厦的几位噶伦谈过，但那时司曹鲁康娃当政，他想要把我们赶走，什么中央统一对外的规定根本置之不理。我们外事处除了自卫、开荒种菜，闭门学习外，无外事可做。”而且当时中央政府对藏区也实行特殊的照顾政策，比如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区域中藏人“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杀了汉人也没有受到惩处。”

第三、当时中央政府连西藏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搞清楚，最典型的是毛泽东1959年写信给统战部副部长汪锋询问“（一）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一百二十万人，是不是？（二）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四）共有多少喇嘛？（五）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八）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九）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十一）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十二）这四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毛泽东给汪锋的信》1959年4月7日）此时与西藏地方角力已经七八年，最高决策者连基本情况都尚未了解清楚，中央政府对整个西藏的控制力可见一斑，就更别说远在中印边界的藏南地区了。[详细]

原因二：1954年之前中国还在为取消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努力

1954年中印进行双边谈判时，甚至直到1958年，边界问题都还没有成为中央政府对印外交的重点。除了控制能力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政府的主要精力还放在如何消除印度在西藏的诸多特殊权益上，边界问题还不是关键问题。

当时印度在西藏保有多少特殊权益呢？据杨公素回忆说：“英印政府在西藏享有更多特权，在亚东、江孜派驻军队，设立军营仓库、享有邮政、电报及驿站等特殊设施，英国在亚东、江孜、噶大克派有比领事职权还大的商务代表，并在拉萨派驻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员，印度商人享有同尼商一样的种种特权。”对于这些特权，1952年2月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见周恩来时声称“印度政府所关心的是，上述这些有益于印度和西藏双方的机构和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至于因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而受到损害，应当继续维持下去。”而由于这些特殊权益严重损害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因此两国围绕一系列事件争端频发：“1952年7月，印度派赴噶大克的‘商务代表’无视中国主权，擅自携带电台进入阿里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将其电台截留；1952年8月印度驻锡金专员卡布尔要依旧例来西藏视察其在亚东相江孜的“商务代表处”和驿站，遭到中方拒绝；1952年印度在亚东驻有卫兵30名，江孜80名，后来还不断增加。在1952年冬，印度政府竟然提出要派兵前往亚东和江孜换防，中方拒绝，等等。”甚至在1954年的中印谈判中，印度代表还要求保持并扩大其特权。

当时对印外交的重点是取消这些特权，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印度这样的国家是要友好……所以对它在西藏享有的特权不能同内地一样简单地宣布取消。还有一点与内地各省市的外事工作不同，内地各省市不直接同外国交往、发生关系。但西藏地方就必须同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交往，不只是历史的原因，也是当时西藏地方形势的需要。”1954年中印谈判进行了约四个月，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于1954年4月四日签订了中印协定，取消了印度在藏的原有特权。

但由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力很弱，而且在人员和物资运输方面对印度有所依赖，因此在有些特权上作了一定的妥协或者默认。比如“1952年冬，藏印通商进入旺季，中国中央政府进藏人员的供应物资大部从印度进藏，在西藏的汉、藏及康区各族商人去印，持有中国中央代表外事帮办处所发的护照，印方竞拒绝签证，表示要维持旧例，即要由印度驻亚东的商务代表直接发给证件。中国政府根据当时具体情况：藏印边界线长，交通阻塞不便，中国边防部队一时还不能到处设立关卡，因此，不适于普通施用护照规定，决定除中印双方官员必须持护照外，其他人来往，仍沿用旧例办理。……虽然后来有了《中印协定》，但他们还继续要求中国方面在谈判时已拒绝的允许印度商人自由租地修建房屋和仓库，保证他们按市价（当时西藏农奴的支差价，即最低价格）雇用人员和驮运牲畜；……由其商务代理审判他们和藏民间的纠纷（这是要有领事裁判权），印商要求要由中国政府偿还藏民历来所欠的债务等等诸多不合理、非法的欲将西藏陷入半殖民地的要求。”虽然中国方面曾多次提出交涉和抗议，但终究无法采取切实有效的反制措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50年代中后期，随着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状况的改善，人员和物资入藏不再依赖印度交通；1959年拉萨平叛后，中央政府全面掌控西藏的行政管理权。印度在西藏保有特殊权益的两大特殊背景都已不再，中央政府随即完全取消了印度政府的特权。

原因三：1959年前中央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真实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直到1959年之前，中央政府只知道中印在藏南地区有领土争端，至于“麦克马洪线”到底是怎么回事，印度实际侵占了多少中国领土，都不是很了解。有三件事情可以说明：

第一，直到1953年，中央政府才知道麦克马洪线的大致情况。据当年负责此事的杨公素回忆说：“我们进藏时只知道1914年西姆拉会议时，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秘密地划了一条所谓印藏边界的‘麦克马洪线’，但这条线的实际位置在哪里，连西藏地方政府也不大知道。印度政府在1951年即派边防部队进驻英国人承认是西藏管辖的达旺区域。达旺属错那宗管辖，我解放军入藏后，并没有立即派边防军进驻错那宗。知道那里情况复杂，接触到中印边界的敏感地带，中央的政策是极为慎重的，暂时不派人进驻，俟把情况摸清楚再说。但内部有指示，我们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也不越过这条线。而这条所谓的“麦线”实地究竟在哪里，当时我们不知道，噶厦也不完全清楚。……直到1953年底，外交部召我回北京参加中印关于藏印关系谈判时，噶厦才拿出来两份地图，一份就是在西姆拉私下签字的‘印藏边界图’也就是‘麦克马洪线’图。该图只有50万分之一比例，没有等高线，没有经纬度，只有一条较粗的红线，标明是印藏边界，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我们觉得这不能成为划界的正式地图，它既没有文字说明，也没有边界走向的叙述，仅仅凭这样一张粗略的地图就划去了中国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完全不足为据的。噶伦们矢口否认还有什么文字的东西。……事隔十来年后，我却在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中发现了1914年英藏秘密划“麦线”的双方换文和他们签订的商约。”也就是说，直到60年代，中央政府才知道“麦克马洪线”密约的全部内容。

第二，1954年研究中印边界情况时并没有关注藏南地区。据当时参与整理中印、中尼的边界材料的张向明回忆说：“1954年接到通知让我去工委政策研究室去当副主任，要搞出一个中印、中尼的边界材料，这个材料要得很急，因为当时很快就要与印度和尼泊尔进行边界问题的谈判，所以必须要马上组织人来搞。最先从中印边界的西段，然后是中印边界的中段，一直到山南的那一段，当时把麦克马洪线的这一段放下了，说这一次解决不了这一块，我们主要精力放在西段和中段上。”（《张向明55年西藏工作实录》）

第三，直到1959年中方才派出考察团证实了印军的确侵占了藏南。据杨公素回忆：“1958年对于‘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是明确了，但是‘麦线’究竟在地面上实际在哪里，我们还是不大清楚的。‘麦克马洪线’在那张简略的地图上只划了一条较粗的红线，因为没有具体勘察过，那条线在地面上实际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为了要弄清楚‘麦线’实际在哪里，1959年我们会同军区组成一个考察团，去那些地方（如马其顿）实地去调查。……蒋、白商议后要去马其顿、朗久附近勘察，白天去怕被印军哨所发现，决定夜间由向导带路摸索前去。这个决定没有报告拉萨就由蒋拍板定下了。谁知到了夜间前去时，因为看不清周围环境，走到了印军哨所附近，被值勤的印军发现并遭到射击，我军在自卫下也开枪还击，结果打死打伤印军各一人，其余印军十余人，连夜撤离哨所逃走了。这就是‘朗久’事件，引起了两国政府的交涉。”也就是说，直到1959年，中方才“查明了印军确实越过‘麦线’，在我控制线内占地设哨的情况”，此时，距离印度真正控制藏南已经过去七八年了。

1959年中央政府正式接管西藏后，中印才在藏南问题上真正遭遇

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一直到1959年发生叛乱，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实际控制都很有限，在边境问题特别是藏南问题上更是连详细情况都不清楚，中方的边防部队根本没有到达藏南地区。而且中央政府对中印边界争端一直采取非常克制的态度，比如1958年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对中印边界问题指示的方针是：“仍应是在边界未经两国政府商谈确定前，力求使边界现状能够稳定下来……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我不越过，但应逐步将‘麦线’以北重要地点控制起来，发现印度军队侵入麦线以北地区，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当地部队应避免武装冲突。难以判明‘麦线’南北的地方、习惯上虽属西藏而在线南的地方我暂不进驻。”因此，在藏南问题上，争端只限于在外交上有礼貌的争执和抗议。

1959年中央政府平定叛乱后完全接管了西藏，解放军开始大批进藏，并在追剿叛乱者时推进到了中印边境，接着西藏实行了土地改革，“这个改革使尼赫鲁震动太大，他恐惧的共产主义（其实土改不是实行共产主义）已经来到印度边沿。他曾经想把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地带，把中国的共产主义用西藏同印度隔离开，以免波及印度的打算破灭了。他不甘心在西藏的失败，就在边界问题上与中国较量。先要中国公开承认‘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使中国政府在国内外丧失威信。又用设立哨所的方法逐步向中国领土渗透，印度把它的武装边防哨所设在中国边防哨所附近，甚至在后面，把中国哨所包围起来。”直到此时，中印在藏南问题上才真正开始遭遇。

印度为了以实际占领和管辖迫使中国妥协，开始从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加紧占领中印边界的争议地带并试图将其合法化。1959年3月22日，就在西藏武装叛乱被平息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包括藏南在内的大片领土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之后，印度军方开始推行“前进政策”，想用武力片面政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线”，于1959年4月25日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4月28日侵占了塔马墩；8月13日侵占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哨所。之后两国在边境冲突不断，终于酿成了1962年的边境冲突。

从1951年开始，中央政府对藏南地区的控制力是不断增强的

可以说，虽然中印战争前的诸多因素导致中央政府失去了有效反制印度入侵藏南的时机，但中央政府对藏南的控制能力是不断增强的。这主要体现在内地向西藏运送人员和物资能力的增强。50年代中期川藏（1954年12月通车）、青藏公路（1954年12月通车）和新藏公路陆续通车，接着拉萨当雄机场建成，无论从经济上或军事上看，这些公路和机场都具有巨大价值。从经济上看，这些公路使从中国内地运来的某些主要商品的价格下降了。如两年内，茶的价格降低三分之二，一辆汽车用两天时间运送的物资就等于过去60匹牦牛用12天运送的物资。这些从中国内地修筑到西藏的公路也有助于北京使西藏的大部分贸易从面向南方邻国转向中国内地。正是以此为背景，中方才能应对1962年后印度的全面封锁在粮食供应、货物贸易方面给西藏带来的冲击。

交通的便利也使得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成为可能，据杨公素回忆说：“1956年后，川藏、青藏公路修通，西藏地方与内地交通方便，中央进藏人员与解放军日用生活品基本可以自给。我们也开始对亚东市场管理，设立海关、成立工商管理局、税务所和检查站，对市场治安秩序也初步进行整顿。”而在之前，由于对印度商人所提供物资的依赖，这种有效的管理一直难以开展。

交通的军事价值显而易见，军事物资和人员能够大批入藏，这保证了1962年中方有足够的能力对印作战。如果是50年代初期的交通运输状况，中方恐怕很难支撑边境战争的需要。

中印战争让中央政府对藏南地区的控制削弱了么？

尽管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力不断增强，但从内地向西藏的运输能力毕竟有限：由于西藏缺乏燃料供应，在每十辆卡车所装的物资中，有三辆要用来运送燃料。因此，虽然三大公路足以保证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但要想在中印边境保持长期的军事存在并能在应对长期战争，恐怕非常困难，这也是中印战争打赢了却撤回来的原因之一。

中印战争之后，中方更加明白在中印边境保持军事存在并能迅速调动足够的物资人员的重要性，因此，从1972年开始，中方开始修建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1984年通车，到拉萨段2006年全线通车。如今，中方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物资运输的需求。而对于藏南，尽管中印战争并没有改变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但是中方军队的控制能力终于推进到“麦线”附近，并能够越过“麦线”进行大规模军事作战，可以说相对于50年代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而在此之后，为了加强对藏南地区的控制，中方开始在“麦线”北侧中方控制地区修建公路，比如即将全线通车的“墨脱公路”等。

因此，虽然中印战争后并没有改变印度实际控制藏南的状况，但中国对藏南的控制力是在增强而非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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