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文憑，卻被譽為三百年才出一個的大師 

2016-10-20 拾遺 政商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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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他，沒有一張文憑。

大師鄭天挺卻稱他為：“教授的教授。”

大師吳宓卻贊其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大師梁啓超也由衷佩服：“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大師傅斯年更是驚嘆：“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這個人，就是陳寅恪。

1925年，清華創辦國學研究院。

欲聘四位大師，以培養國學之棟梁。

研究院聘請的第一位導師，

乃中國近代美學開創者王國維。

研究院聘請的第二位導師，

乃近代中國思想啟蒙者梁啓超。

研究院聘請的第三位導師，

乃中國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

第四位導師聘請誰呢？

教授吳宓推薦：“陳寅恪可擔此任。”

校長曹雲祥不知陳寅恪，便問梁啓超：

“陳寅恪是哪一國博士？”

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

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

梁答：“也沒有著作。”

曹說：“不是博士，又沒著作，這就難了！”

梁說：“我梁啓超雖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一起，不及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

曹雲祥遂聘陳寅恪為第四位導師。

陳丹青《國學研究院》局部，趙元任、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和吳宓

1

 

1890年7月3日清晨

陳寅恪在長沙呱呱墜地。

其祖父乃湖南巡撫陳寶箴，

其父乃晚清著名詩人陳三立。

陳三立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並稱“晚清四公子”。

錢鍾書曾說：“唐以下大詩人，可用一個地理詞語來概括：陵谷山原。”

“陵”是杜少陵，“谷”是黃山谷,

“山”是李義山，“原”是陳散原。

陳散原，便是陳三立之字號。

1896年，陳氏兄妹合影。右一為陳寅恪。

1898年，陳家發生了一件大事。

戊戌變法失敗，慈禧垂簾聽政，

陳寶箴父子因在湖南率先變法，

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

陳寶箴便帶着全家返回祖籍南昌。

陳三立從此遠離政治，一心寄情於詩詞。

這是陳家之大禍，卻是寅恪之大幸，

在父親教育影響下，他遍讀典籍，

十來歲時便已能出口成章。

1902年，陳寅恪才12歲，

陳三立就將他送到了日本，

求學於著名的巢鴨弘文學院。

1905年，陳寅恪因患足疾，

遂回國治療，後考入上海復旦公學。

復旦公學是新式學堂，相當於今之高中。

在這裡，陳寅恪掌握了德語法語。

1909年，陳寅恪自復旦公學畢業後，

開始了長達十六年的西洋遊學之旅。

陳寶箴領諸孫及重孫合影於南昌（1899年）。左二為陳寅恪。

政治學家蕭公權說：

“很多留學生當時為拿到學位而投機，

選擇院系、課程、論文時往往避難就易，

最後雖得了學位，但學問已大打折扣。

然回國後卻自稱乃某某大學博士，

在國內教育辦或其他事業中混跡。”

但陳寅恪卻是一位怪人，

他就讀過柏林大學、蘇黎士大學，

也讀過哈佛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

在這些著名學府，他皆以天才聞名，

但從未獲得過一個學位。

文憑在他眼裡，不過是一張廢紙。

留學日本時的陳寅恪（中）

“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陳寅恪說。

不為文憑只求學問的他，

知某大學有可以學習者，

則前往學習，學成又前往另一大學。

故遊學16載雖未得一文憑，

卻掌握了梵文、巴利文等十幾種語言，

學問貫通中西、融匯古今，深不可測。

1919年，吳宓在哈佛認識陳寅恪後，

驚為天人：“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1923年，求學歐洲的傅斯年結識陳寅恪後，

佩服之至：“寅恪之學問，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1925年，陳寅恪任教清華，

上課旁徵博引，信手拈來。

底子薄的學生聽得兩眼茫然，

素養高的學生卻覺得“字字精金美玉”。

後來成為國學大師的季羨林，

這樣描述他的講課感受：

“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

根據材料進行考證、分析、綜合，

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

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

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

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

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

聽他的課，是無法比擬的享受。

在中外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

國外只有呂德斯，國內只有陳師一人。”

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周一良，

當時喜歡在北大、清華、燕京三大學串課，

聽了陳寅恪的講課後，他感嘆：

“別的先生學問固然很大，

但我覺得自己將來或許也能達到，

而寅恪先生的學問則深不可測，

高不可攀，簡直讓人不可企及。”

因為治學講課常有新解和宏論，

陳寅恪之名聲很快響徹北平城。

他授課時，不但清華的教授，

如朱自清、吳宓等經常前來聽課，

遠在城內的北大師生也成群結隊，

跑到郊外的清華園來“做客旁聽”。

北大學生見自己老師也來當學生，

遂稱陳寅恪為“太老師”，意為“教授的教授”。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

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一派留洋歸來的學者。

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

學問再高，也解決不了中國問題。

留洋派覺得本土派迂腐狹隘，

不懂得運用現代化工具。

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

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

北大、清華、南開被迫西遷，

在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陳寅恪在前往西南聯大途中，

所攜帶的書籍和稿件不幸被盜。

雖然書稿盡失，但第一堂課上，

他這樣對學生說：

“前人講過的，我不講；

近日講過的，我不講；

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

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

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陳寅恪之學問，就是這麼霸氣。

陳寅恪用各種語言做的筆記

有一次，蘇聯學者在外蒙古，

發掘到三件突厥文碑，不懂不通。

陳寅恪一解釋，外國學者同聲嘆服。

“唐蕃會盟碑”，許多著名學者，

如法國之沙畹、伯希和等都無法解釋，

陳寅恪一解釋，眾人皆毫無異議。

1933年，日本史學家和田清，

從中國東北拿回一張古地契，

斷定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遺物。

一天，一幫歷史學者在東洋文庫吃飯，

日本史學界泰斗白鳥庫吉也在座。

大家傳閱地契，讚不絕口，無甚異辭。

當地契傳到中國學者藍文征手中時，

藍判定其非明物，而是清光緒時物。

白鳥聽了很驚訝，請他再仔細看看，

藍說：“不必看了，這紙又厚又粗，

顯然不是明紙，而是清末雙抄紙。

錢的單位，用‘吊’而不用‘貫’；

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

白鳥點頭不止，問藍識不識陳教授。

藍文征故意問：“哪個陳教授？”

白鳥說：“陳寅恪先生。”

藍文徵答：“那是我恩師。”

白鳥舉起拇指：“難怪，難怪。”

陳寅恪用各種語言做的筆記

1925年，陳寅恪到清華教書時，

已是年屆35的大齡“剩男”。

當時，很多人為他牽線搭橋，

但陳寅恪總是“無甚感覺”。

說來也巧，他的姻緣也是學問賺來的。

1928年初，一位老師閒聊時請教陳寅恪：

“我愛人的好友家中掛着一幅字，

署名‘南注生’，這南注生何許人？”

陳寅恪答：“必是灌陽唐景崧之孫女。”

陳寅恪讀過唐景崧所著的《請纓日記》。

“南注生是清朝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別號。”

陳寅恪對這幅字非常感興趣，

便向郝更生提出，希望拜訪其主人。

一拜訪，果不其然，

字主叫唐篔，正是唐景崧之孫女。

不料兩人相識後，竟一見鍾情。

1928年7月，陳寅恪迎娶了唐篔。

這段傳奇，在清華傳為一時佳話。

多年後，學者傅國涌這樣評價陳寅恪：

“他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在那個轉型時代，

他有很深的舊學根基，又到西方長期留學，

掌握了西方學術工具，運用到中國學問當中。

在中西合璧上，他的建樹今人不大可能達到。”

唐篔

2

 

陳寅恪與唐篔結婚後十年，

生下三女：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

“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島名，

都與《馬關條約》中割台條款有關。

可見陳寅恪骨子裡流淌着深沉的家國情懷。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22天，

日軍逼近清華園車站，北平即將不保。

此時，陳寅恪父親陳三立已85歲。

這位在夢裡狂呼“殺日本人”的老人，

眼見無力無天，立馬開始絕食。

五天后，他滿含悲憤，撒手西去。

徐悲鴻油畫：陳三立

陳寅恪正忙着為父親辦理喪事，

日本憲兵隊卻送來了請柬，

邀請其到憲兵司令部做客。

當時，日本人對外承諾：

“留下來教學，保證豐厚年金。”

作為教授，像陳寅恪，

可以有保姆、有廚師、有車夫，

還可配兩文書，生活既舒適又體面。

但陳寅恪冷哼一聲，拂袖而去。

在為父親守孝的49天裡，

他常常斜臥在走廊藤椅上，

雙眼圓睜，一言不發。

高度近視加悲慟過度，致使右眼視網膜剝離。

醫生說：“必須儘快手術，否則將失明。”

但做了手術，就需要相當時間休養。

“一修養，就恐難逃出日本人之手。”

於是陳寅恪放棄了治療，守孝期剛滿，

他就偷潛出北平，直奔昆明西南聯大。

1939年，陳寅恪夫婦與三個女兒

到達聯大後，陳寅恪右眼已失明。

為了教好學生，振興中華，

他常常秉燭達旦，備課與寫作。

燈光昏暗加上用眼過度，

致使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視物。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致函陳寅恪，

特聘他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

這是300年來第一次由中國人擔當此任。

陳寅恪接受了應聘，“順便到倫敦治眼睛”。

要去英國，需借道香港。

但萬萬沒想到，陳寅恪剛抵達香港，

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倫敦之行遂成泡影。

1941年底，國民政府派飛機抵達香港，

以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要員和學界名流。

但孔祥熙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

為把洋狗、香料和床板等通通搬上飛機，

竟率領幾十名保鏢阻止要員和名流登機，

致使何香凝、陳寅恪等人被困香港。

日軍占領香港後，設卡設障，

陳寅恪一家想返內地已無可能，

一天深夜，他們聽到撕心裂肺的哭聲。

第二天得知，鄰樓五女生皆被日本兵強姦。

唐篔立即給流求、小彭剪了短髮，

再讓她倆穿上男裝扮成男孩子。

然後含着眼淚，拿出一塊淺色布，

用毛筆寫上家長姓名、親友地址，

縫在四歲美延的罩衫大襟上，

“怕萬一失散，盼好心人將她送還。”

陳寅恪一家就這樣過着擔驚受怕的日子。

這樣的恐怖生活其實可以立馬結束，

只要陳寅恪答應任何一個“小要求”。

大漢奸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

派人與一所大學校長前往陳家，

要陳到上海等日佔區大學任教，

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過去在清華任教時的同事錢稻孫，

對陳寅恪許以每月千元的高薪，

妄圖請他北上為偽北大服務，

又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日本駐香港總督出資20萬軍票，

讓陳寅恪在香港籌辦東亞文化協會，

同樣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威逼利誘不成，就拋糖衣炮彈。

香港占領軍司令知道陳家三日不炊後，

立派憲兵隊給陳家送去多袋麵粉。

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寅恪就往外拖，

寧可典當衣物過活，寧可沒食物餓死，

也不吃嗟來之食，也不為五斗米折腰。

陳寅恪的愛國事跡及危急處境，

不脛而走，很快傳到內地。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課堂上大聲疾呼：

“陳先生若遭不幸，五十年內，不可能再有這種人才。”

傅斯年等人四處奔走，籌集經費，

後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打通各環節，

陳寅恪一家才得以逃出香港，返回內地。

回到內地，陳寅恪立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

在燈光昏暗、警報不絕的情況下，

他一邊教書一邊著書，完成多篇名作。

學術沒盡頭，但他的眼睛卻走到了盡頭。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霧濃陰冷，

陳寅恪睜開眼睛，卻發現什麼也看不見了。

這時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

竟是讓女兒去通知學生今天不能上課了。

隨後一檢查——左眼視網膜脫落。

陳寅恪仰天悲嘆：“天其廢我是耶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

陳寅恪再次奔赴倫敦治療眼疾。

但因耽擱太久，雖經英醫開刀，

也已回天回力，雙目失明成定局。

1946年8月，

陳寅恪重返清華時，已是盲人教授。

校長梅貽琦勸他休養一陣子，

陳寅恪不從：“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

梅貽琦不忍見失明的陳老來回奔波，

便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

讓學生到陳宅上課，陳寅恪應允。

每天上課，他便讓人先把要點寫在黑板上。

然後坐到椅子上，閉眼或睜眼開始講課。

他在課上叫學生朗讀課文，

哪怕讀錯一個字，都必須重讀。

再小的脫漏也逃不過他的耳朵，

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長在他心裡一樣。

1947年，陳寅恪與王力

3

 

季羨林曾把愛國主義分為兩個層次：

“一般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許別人侵略。”

“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

陳寅恪的愛國，則包含了這兩個層次。

但愛國的他，始終堅守一個原則：只問學術、不問政治。

1927年，王國維沉湖自盡後，

陳寅恪為其撰寫碑文時寫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

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而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陳寅恪畢生之追求。

不管是做人，還是治學，若精神不能獨立、思想不能自由，毋寧死耳。

1948年，東北華北炮聲隆隆，

嶺南大學校長陳旭序邀陳寅恪南下廣州，

陳寅恪也想找一方安靜書桌，遂然前往。

在嶺南任教，是他一生難得的好時光。

遺憾的是，好夢由來最易醒。

1952年，全國高校開始大規模調整。

嶺南大學、廣東法商學院與中山大學合併，

組成新的綜合性大學中山大學。

陳寅恪也轉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巧的是，系主任是他清華任教時的學生劉節。

1953年，中央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

並決定在中科院設立上古、中古、近代三個研究所。

擬請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擔任三所所長。

眾所周知，陳寅恪對政治干預學術深惡痛絕，

而中科院院長郭沫若提出：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歷史。

這與陳寅恪的治學追求顯然“不是一路”。

如何讓陳接受新職，成為中科院心結。

眾人一籌莫展之際，一個人站了出來：“我願前往。”

此人，便是陳寅恪的得意弟子汪籛。

1953年12月1日上午，

汪籛帶着郭沫若親筆信來到陳家。

或許自恃曾是陳老最得意的弟子，

汪籛即以一種“教訓開導”的口吻，

不知天高地厚地對陳寅恪進行勸導。

不料陳寅恪勃然大怒，指着汪籛說：

“你不是我的學生，給我滾出去！”

汪籛見勢不妙，只好灰溜溜離開。

勸說未成，還把師生關係弄丟了，

汪籛異常懊悔，此後一直想亡羊補牢。

中山大學陳寅恪故居

念及當年師生之情分，

陳寅恪答應與汪籛做一次長談，

也算是對北京方面的正式答覆。

長談中，陳老提出擔任所長的兩個條件：

“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在1953年的中國，

這樣的答覆無異於石破天驚，

其結果可想而知。

這一年，歷史研究所三所正式成立，

所長分別是郭沫若、陳垣、范文瀾。

眼盲之後，陳寅恪總是睜大着眼睛

陳寅恪的教書生涯在1958年戛然而止。

這一年，反對“厚古薄今”運動全面展開。

陳寅恪被指為封建主義立場之種族文化論者，

是一面資產階級的“大白旗”，應當拔掉。

憤怒的陳寅恪立即致函校領導：

“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

從此，雙目失明的他便潛心於家中，

在助手幫助下，撰寫《柳如是別傳》。

為柳如是立轉，不過是借傳修史，

倡導做人治學的氣節與風骨。

柳如是乃明末清初的煙花女子

後來嫁給了晚明文壇領袖錢謙益，

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

率先投降的是兩位文化名人——一位是大文豪錢謙益，一位是大書家王鐸。

錢謙益“循例北遷”，柳如是沒有跟去。

她獨留南京，從事反清復明活動。

很多人覺得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

意在反對現有政權、反對共產主義。

其實錯了，1953年陳寅恪這樣說過：

“我決不反對現政權，早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是，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

僅此一句，已驚為天人。

他寫柳如是，不過是想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做學問也好，做人也罷，

若失去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見到煙花女子柳如恐怕也會羞愧臉紅吧！

1962年，好友吳宓赴廣州看望陳寅恪，

陳寅恪對其說：“我寫書是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陳寅恪書法

正因秉持獨立、自由之精神，

陳寅恪立下了“九不”原則：

“不理蘇聯專家，不願北上做官；

堅臥中大不動；不見貴客；

不見外國人；不談政治；不談時事；

不議論人物；不從時俗。”

1962年，中央大員康生南下廣州，

（康生，發動“文革”的主要成員之一）

向中山大學校領導提出要見陳寅恪，

可無論校領導怎麼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

不但不見，還賦詩一首自娛：

“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吃了閉門羹的康生，臉上極為不爽。

1962年7月，雙目失明的陳寅恪，

洗漱時不慎跌倒，右腿股骨頸折斷。

最佳醫療方案是動手術接駁或鑲銅釘，

但陳老有心臟病，難經麻醉，只好放棄。

只能吃中藥與外敷，等傷口慢慢癒合。

但後果是，從此不能正常行走。

1966年，“文革”波及中山大學，

紅衛兵湧向西南區52號，

趕走了陳寅恪的助手和護士，

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

批判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

由大樓外一直糊到家房門，

又從房門、牆上糊到衣櫃、床頭。

聽妻子念完大字報，陳寅恪一聲長嘆：

“我搞了一輩子學問，想不到落了個‘不學無術’的評語。”

一群學生衝到樓下，要把陳老抬出去批鬥。

所幸系主任劉節及時趕到：“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萬別斗他！”

學生粗暴毆打劉節，還問他有何感受。

劉節回答：“能夠代替老師來批鬥，我感到很光榮！”

知道陳寅恪不能看，但可以聽，

造反派別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摧殘手段。

每當召開大型批鬥會，

便將幾隻高音喇叭吊在陳宅屋前屋後，

名曰“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這個辦法果然收到奇效，

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陳寅恪，

本來就得依靠安眠藥才能入眠。

如今幾個“怪物”整日在耳邊嗷叫，

便再也難以安睡，再也無法做學問。

梁宗岱夫人在《宗岱和我》一書中，

有這樣一段關於陳寅恪受摧殘的描述：

“一聽見喇叭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

1938年，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教書時，

就住在“大炮”傅斯年樓上。

傅斯年很狂，與蔣介石談話也高蹺二郎腿。

不僅如此，他還數次大罵蔣介石。

如此狂人，卻對陳寅恪畢恭畢敬。

每當日機轟炸的警報響起，

眾人大呼小叫地衝下樓時，

傅斯年卻拖着肥胖身軀逆流而上，

小心翼翼把陳寅恪攙扶下來，送進防空洞。

比傅斯年更狂的劉文典，很是珍惜生命。

每逢日機轟炸，便讓一群學生攙扶躲避。

並美曰：“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

但在一次攙扶逃奔中，他看見了陳寅恪，

立馬甩開攙扶他的學生，

指着陳寅恪大呼：“快，保存國粹要緊！”

彼時，大家都視陳寅恪為“國之至寶”。

而如今，陳寅恪卻被折磨得惶惶不可終日。

1969年初，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

遷至中大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

此時的他，身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

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

1969年10月7日，

陳寅恪走完了79年的生命歷程。

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

只是眼角不斷地流淚。

此情此景，讓人不由想起一句唐詩：

“千古文章未盡才，一生襟抱未盡開。”

陳寅恪平生最大的願望，

就是寫成《中國通史》《中國歷史的教訓》，

但因為“文革”和雙目失明，未能完成。

這不但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

4

 

2001年，許紀霖去美國做訪問學者時，

特意到普林斯頓大學去拜見大學者余英時。

余英時見到許紀霖第一句話就問：

“你為什麼把intellectual叫作知識分子，

這個‘分子’不好，應該用‘知識人’。”

余英時倡導用“人”而不用“分子”，

也正是強調“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名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具備三性：

專業性——在專業領域有深厚素養。

公共性——關心自己的國家和社會。

獨立性——不依附於任何權勢集團或利益集團。

在專業性上，陳寅恪乃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在公共性上，陳寅恪有着深深的家國情懷。

在獨立性上，陳寅恪有着桀驁的書生風骨。

所以說，陳寅恪不僅是做學問的標準，更是衡量知識分子的一個標杆。

陳寅恪死後，葬於廬山植物園。

大畫家黃永玉在其墓前石頭上，

手書了那句他最喜歡的話：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墓

長期研究知識分子的傅國涌，

前兩年曾發出過這樣的感嘆：

“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

知識界有兩個趨勢，

一是知識分子的市場化，

一是知識分子的犬儒化。”

泰戈爾有句名詩：天空不留痕跡，飛鳥已經掠過。

在知識分子市場化和犬儒化的今天，

重拾陳寅恪，

就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

曾經有一隻“飛鳥”，那麼震撼地掠過我們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