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至少得杀200人”：34岁余则成被枪决，南兆旭解密触目惊心的深圳档案 

2016-10-27 深圳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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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年前在“深圳晚八点”的一个讲座，因为内容有点多，当时没有讲完，一直有听众希望看到完整的内容，这些日子用心整理了一遍，做了一些增补和精简，题目也做了修改，发出来和大家分享。

感谢书城的“深圳晚八点”，感谢南翔兄，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在这个安静而温暖的晚上，一起回望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

今天讲的内容是我写的几本书和纪录片里的一些素材，时间跨度是1949年建国到1979年深圳建市。

从1949到1979这30年，在座的年青人可能不太熟悉，这段时间我们国家发起过数十次政治运动，始终没有停息过，对国家、对每个家庭，对个人都带来巨大的冲击。今天，我就讲，在大时代的变故中，深圳这个小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的事，讲一些人物的命运，探究一下我们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

档案：《宝安县敌情调查报告》目录及内文

这是我在档案馆读到的一份档案，我下面讲到的宝安县就是指我们深圳市的前身。这份档案是1949年10月份潜伏在宝安的地下党送出的情报，厚厚一叠，印刷后发到部队的指挥员手里。

这个情报非常详细，完全像写了一本书，整个情报分26个部分，有宝安县警察局的人事表，有宝安县警察武装调查表，甚至还有深圳20多个商会的财产登记表。

这份情报详细到什么程度？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它在记录警察局时。不仅有人员、武器，装备的记录。还有这些警察的家属是什么政治态度，哪个家属喜欢打扮，哪个家属和广东省的公安局局长是亲戚。它不仅把国民党党员和官员的基本情况造了表，还把他们的家属情况都造了表。

那么，收集这个情报的是谁呢？这个人叫温巩章。

温巩章是我们南头人，1930年代末，温巩章是国民党第六纵队司令部的上尉译电员。当时这个纵队驻扎在东莞，温巩章身体不太好，总去一个诊所看病。他万万没想到这个诊所就是共产党开的，我们党留意到这个人的身份，就开始布局，特别安排了两个漂亮的护士。大家注意不是一个，是两个，以确保万无一失。

大家可以想象，年轻的小伙子那能绕得过这样处心积虑的安排，很快就和其中一个叫罗慧舒的姑娘恋爱了，接着就是正式结婚。结婚是在1940年，结婚那天，罗慧舒就告诉温巩章：我是共产党，将来希望你给我们收集情报。温巩章也是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

温巩章和罗慧舒夫妇

我后来看孙红雷和姚晨演的《潜伏》，就想起深圳的这两个人，他们的经历是典型的深圳版《潜伏》。

在接下来的多年里，温巩章就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他后来被提升为国民党第六纵队电台的台长。大家可以想的到，在这段时间里，共产党基本上掌握了国民党驻广东军队核心的军事动态和政治动态。

在阅读档案的时候，有两个细节我记忆特别深刻。布局温巩章加入共产党秘密战线的时候，正是国共联合抗日的时候，即使在国共关系最好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安排在国民党中间安插自己的人。第二个，温巩章虽然从1940年就开始给我党收集情报，但是真正允许他加入共产党是到六年以后，1946年才批准他入党，这里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党的确要求比较严，还有，就是对他其实并不放心。

抗战一结束，温巩章就退出了军队，在宝安县做了国民党党部的组织部长和县政府的参议员。继续潜伏，所以三年的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对宝安县国民党党员的了解是超过国民党本身的。因为组织部长是共产党。

1949年10月初，南下的共产党军队一路打到了东莞石龙，准备进入深圳。兵临城下，大势已定。温巩章这时候已经完全没必要隐瞒自己的身份了，开始做宝安县警察局长的工作。说你只要放下武器，我们按照起义优待你。所以，1949年10月16日，解放军的部队进了南头古城，五星红旗早已在县政府的大院里升起了，这个五星红旗不是共产党自己的部队升起来的，是由宝安县国民党警察局的部队升起来的。

1949年政权更迭，在中国的好多地方都打得尸横遍野，在深圳没有打一枪，没有流一滴血。

这个温巩章后来怎样了？历史的吊诡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三年以后，1952年，温巩章突然被政府逮捕，很快就给枪毙了，罪名是说他在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时候，不发展共产党员而发展国民党员，就这一个理由。他那年34岁，死时候的职务是宝安县人民银行的副行长，西乡联席会的副主席。

我们政府是1981年给温巩章平的反。他的妻子在香港，女儿也在香港，她们不愿意再回到深圳了，一家人都不能提这个事情。

温巩章被杀是全国镇压反革命的结果，现在看到的史料记载，在这场历时一年的运动里，全中国超过50万人被捕杀。

宝安档案馆里，有一份1951年6月30日宝安县委写给毛泽东汇报镇压反革命的信，信的内容给大家摘录一段：

档案：1951年6月30日宝安县委给毛泽东汇报镇反情况的信

从这封信里，大家可以发现，50年代初我们杀人，就像我们现在制定效益指标一样简单，几月份要完成多少GDP，几月份要实现多少增长，这是非常恐怖的。

档案：《宝安县中小学教师右派分子谬论集》

1957年冬天放假后，宝安县的全部的882名教师不准回家，集中在深圳中学，要求所有的人畅所欲言，给党和国家提出批评和建议。但此前人们已经历了几次严酷的政治运动，谁都不敢说，大部分人默不作声。组织者反复承诺，这次是真心要听大家的意见和批评，绝对不会因言制罪。结果还是没有人相信。组织者最后就不分昼夜连轴转地开会：小型座谈会、小组会、联组会，用各种方式动员老师们开口。

终于，有的老师抗不住了，就开始说。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小知识分子，说出了一些平日想说的话，说出了一些对国家与社会的思考。

仅仅3个月后，教师们公开和私下说过的话被收集整理，开始定罪。到1958年年底，有107位中小学教师因为他们说的话被打成右派。当年的宝安县，每8名教师就有1名是右派。

我细细看了档案，这些教师都说过些什么呢？他们被打成右派后，是什么样的遭遇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大鹏小学有个老师叫何志超，他说了一句：“每天有四两酒，四两肉，谁做皇帝都一样。”这句话被他的同事揭发。何志超的罪名是“宣扬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反对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定为“极右分子，情节严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发配到大西北的青海。1979年3月，要给何志超平反，才发现他早已死在劳改农场了。

公明田湾小学有个教师叫吴监明，说了一句：“香港人说话声音特别清脆，人的肉色（脸色）特别好。”被定罪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定为右派，也被送去劳改。

南头中学有位教师叫黄锦瑞，建国前家里很有钱，是大家族，也有地位。

建国后在历次运动挨了不少整，平时也受歧视。在大鸣大放中，他说了一句：“如再不乖乖地听话，接着可能就被清理回家（不让当老师）。北京这么远，你能向毛主席诉苦吗?”因为这句话，被定罪为“乘整风运动机会，疯狂向党进攻”。发配到罗田水库劳动改造。黄锦瑞受不了这样的对待，上吊自杀了。

最为荒诞的是，20年后，1979年初，深圳要给黄锦瑞平反，翻了半天居然找不到当年给黄锦瑞定罪的材料。最后的平反文件里是这样写的：“黄锦瑞原来就没有被划为右派，不是右派，由教育局通知其家属。”

我看的档案的记录是，在这次运动中，整个宝安被打成右派的是255人。他们的结局是：36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22人逃港。

20年后，1979年初，宝安县刚刚升格为深圳市，就成立了一个名字很长的办室——“摘掉右派帽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叫“摘帽办”。这个“摘帽办”给255名右派全部平了反。

1959年《宝安日报》登载的奋斗目标

这张图是1959年《宝安日报》制定的理想目标，每人每年能有四百元收入，有四十斤油。现在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温饱的目标，但在当时，也是给老百姓画了一个饼。

1958年的时候，全国开始大跃进运动，开始建立人民公社，全民开始吃公共食堂。在档案里我没有查到全县的数字，只看到了南头的数字，当时的南头一共1200户人家，在1958年的时候，基本上家里的全部财产都要交公，甚至女人们戴的金首饰，金耳环，都要上缴。把家里的炉台都拆了，炉灰拿到田里做肥料，砖头拿去盖公共食堂，全家人，全村人，都去吃食堂。不花钱，管饱吃，要过共产主义生活。

在档案里读到宝安县宣传队编的一首歌，歌词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戴不用钱，鸡鸭鱼肉味道美，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这里的新乐园，就是说人民公社。但是，大家想想看，这是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这么折腾了几个月，就撑不住了，公共食堂就解散了，老百姓们就开始挨饿。

当时，全国都在创造亩产粮食10万斤的奇迹，我们深圳也不能落后呀，举一个例子，万丰村是如何实现亩产10万斤呢？他们的做法是把100亩的稻谷挪到10亩地里，结果稻谷太密了，风吹不进去，没法子授粉。那怎么办呢，有人想出来吸引蜜蜂来授粉，洒糖水！把糖用水化了以后往稻谷上洒，结果糖水把蜜蜂吸引来了，但人们没想到虫子也被吸引来了，开始吃稻谷，没办法，又开始大量喷农药，一喷农药蜜蜂也给喷死了。稻谷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热散发不出去，很快都枯死了。就这么折腾下来，不仅亩产10万斤没有实现，100亩地的基本产量也都泡汤了。

1959年的坪山全景图

这样，到1959年初，深圳就开始出现严重的饥荒，百姓饿到什么程度，说出来都是泪。档案里，有村干部写给县里的报告，提到开始有人被饿死。1959年县委写给省里报告提到，深圳镇（今东门一带）附近的村庄，那一年每人每月定量供应食油5钱，糖2两，除春节每人供应了2两猪肉外，全年没有肉。受苦最深的是深圳乡村里的女性，因为饥饿和缺乏营养，大量的女性绝经和子宫下垂。

档案里记载，因为衣不遮体的孩子太多，那一年宝安县县长李富林下令：县委里面，除去国务院送的锦旗，其他各地的锦旗全部拿出去，给赤身裸体的小孩做衣服。

因饥饿逃港被关在难民区里的孩子

在枯燥的档案里读到这些细节，有时弄得我神思恍惚，忽然一下就好像穿越了，回到了黑白影片里的年代，50多年前档案里的那些原住民好像活了，站在我对面，直直地盯着我，张着嘴，好像有一肚子想对我说的话，就是说不出来。

我们的百姓，吃得苦，遭的罪，太多了。

1967年8月10日，文锦渡搬运站工人占领香港文锦渡警署，给港英官员和港英边防军副司令开批斗会。

1968年，深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完全到了进入狂热而没有理性的状态。造反派们举着红旗冲击香港海关，到香港总督府贴大字报，甚至越界占领香港警署，给香港警官开批斗会。

深圳人这么折腾，港英政府那边非常紧张，就在深港边界线上竖了好多铁丝网，深圳这边不干了，坚持要过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在这个争执当中，我们这边的民兵干脆就把一个叫胡礼・奈特的英籍警官给绑回了深圳。那个年代，深圳这边把香港的白人警察蔑称为白皮猪。

奈特被抓回来后，关到了当时的新园招待所，也就是今天的迎宾馆，派了4个战士日夜看守。

这么一折腾，就成了中英间的一个外交事件了，英国政府天天和中国政府交涉，要求尽快放人。但当时我们国家的外交部也被文革搅成了一锅粥。北京的造反派甚至直接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办公楼。总理周恩来也没办法，只有天天给英国人回复：我们不会把事态恶化，我们会尽快协调处理。但实际上也有点指挥不动。

这样，奈特就一直被关了36天，1967年11月20日早上，服务员送早餐进房时，发现奈特不见了人影。12个小时以后，奈特在香港出现了，在香港召开记者会说他已成功逃脱。

这本来是个顺水推舟，各方都能下了台的事。但是我们宝安县就给广东省和国家写报告，说我们防守这么严密，他一个人高马大的英国人，又不会说中国话，怎么就能跑出去？一定是我们宝安县潜伏着大量特务接应奈特。这一闹腾，政府就派了工作组调查，一下子抓了了240多个人，严刑逼问，档案里记载，使用的刑罚有20多种，有坐飞机、吊石头、跪沙子、压大棍、拔头发、放黄蜂、挑枪托、顶刺刀、挂铁饼、扫横腿，其中最后一条就是动员离婚。

档案：《宝安现抓大案要案情况表》

当时有一个学生叫黄克，才十六、七岁，奈特逃走的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一个同学下棋，说了一句：我这个卒子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另外一个和他下棋的人说：实在没办法就跳过河去。这是本来是开玩笑，卒子是不能跳河的。这个对话就被别人检举了，说这是接应奈特的暗号。黄克被抓起来，用各种刑法拷打，几年后放出来。人已经完全残废了。

还有一位是鹏城大队的干部何添，被定为“特务头子”，让他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因为紧张害怕，何添的身体发抖，上下牙齿打得格格作响，批斗他的人就说他嘴里装了一个发报机，正在给英国特务机关发报。把他从凳子上拽下来，生生把牙齿全部打掉，来找这个发报机。

档案里还记载，有一个新园招待所的厨师，叫刘道生，见到招待所里有一个疯狗，天天咬人，他就把这个狗买回来杀了，给大家煮了一锅狗肉吃。这个行动也被定为是掩护奈特外逃，天天严刑拷问，最后，他实在受不了，就跑到厨房里拿刀往自己头上劈。

这个案子在1976年平反了，是深圳最早平反的冤案，平反报告上看到的数字是：整个案件抓捕240人，判刑坐牢46人，有3人非正常死亡，实际上就是自杀。

奈特逃出去第二天，就离开了香港，香港政府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度假，压惊。奈特周游列国，玩了近一年才回到香港。这些年，我一直想把这件事拍成纪录片，想把这个奈特找到，当面问问他：你轻松快活地周游列国的时候，知不知道有那么多的中国百姓，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今年是文革结束40周年，回望这些裹胁着国家与个人的政治运动，回想这片土地上沾满鲜血的往事，现在的我们多多少少要明白一些事理，要对眼下一些蠢蠢欲动准备复燃的死灰，应该有一些起码的警醒。
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再一次谢谢大家。

1949年10月19日，进入深圳镇的解放军女战士在新政权的牌子下合影，当时的深圳镇政府设在当铺“共和押”里（今东门深圳戏院附近）。左边是一个风水算命馆。

《宝安县志（初稿）》（1960年版）记载：1950年，仅深圳镇，就有旅店有146家，饮食业80多户，运输行业最高时为106户。后全部在公私合营等运动中收为国有，或强行关闭。

档案记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发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捐款运动，宝安动员全县人捐款45亿元（旧币），可购买三架战斗机。

潘强恩所著的《平常百姓家》记载：1953年，全国实行粮油统购统销，不允许百姓买卖粮食，万丰村民潘连发因为养了200只鸭子，买了一点粮食，被逮捕判刑4年，送往黑龙江劳改。

档案记载：1964－1965年的四清运动（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中，整个宝安干部17550人中，被迫交代“四不清”的人数12375人，占70.5％。在20天的“四清”扩大干部会期间，4人自杀，3人身亡。

档案：《龙岗、坪地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杀报告》

《宝安县志》（1997年版）记载：1959年大跃进全国大炼钢铁，宝安有9000多人上山砍掉树林数万亩，运出木材2924吨，炼出“钢”1225吨，无一斤可用，全部为废铁。

档案记载：1961年12月，宝安县县长吉凤亭在工作报告中提到：1958年-1960年全县共捕获老虎6只，这是华南虎在深圳最后的记录。

档案记载：1979年宝安县升格为深圳建市前，深圳居民购买日用品所需的配给票证有46种，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需要人民币加相关票证才可购买。

1984年前深圳人生活中的部分票证

档案记载：1968—1969年间，宝安县共发行毛主席著作各种版本1685850本，语录257873本，毛主席像章844452枚，毛主席画像3795672幅。按当时宝安县的人口30万计算，平均一个人有5本毛主席著作，3枚毛主席像章，10幅毛主席像。

档案记载：“文革”期间，全宝安县受到审查的人17232人，判刑42人，运动致死275人。

（载来自公众号“南寻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