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2016-12-12 十年砍柴 文史砍柴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1936年12月的一个晚上，常驻中国的《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呆在上海百老汇大厦的公寓里，据他后来回忆：
从新闻角度看，过去的几个月颇为沉闷，不免略感无聊。目前，总司令正在陕西省的西安市。该处位于中国的西北地区，距共军占领区不远。占据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则是少帅张学良的东北军残部。一直有恶意的谣言称，少帅的部队已经与红军沆瀣一气。传言归传言，却一直无法核实。那晚，我左思右想，横竖想不出有什么消息，足以作头条发往纽约。
于是他先打电话到宋子文家里探听消息，宋不在家；然后想到了找蒋介石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打探，被告知端纳去了孔祥熙家。他紧追不舍讲电话打到孔祥熙家，得知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都在孔府，出于职业敏感阿班感觉到发生什么大事。端纳征求了宋子文的意见，让宋子文直接在电话里告诉阿班：
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劫持了！
这是个惊天动地的独家消息呀！欣喜若狂的阿班马上专心致志地写稿，每十行组成一段快讯，让车夫送往电报局。车夫就这么来回奔波于办公室与电报局之间。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的领导人张学良和西北军的领导人杨虎城联手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大陆史书上称西安事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球。这一事变最后得到了和平解决，张学良以负荆请罪的心态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从此被幽禁终身。当时西安事变是国内外瞩目的一件大事，但我认为那时候各派政治势力，多数不会想到这一事件将会有那么深远的影响，足以改变了历史进程。
事情过了整整八十年，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事件不啻是圣诞节前，上帝送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礼包，中共是这次事件的唯一赢家。
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的红军来到陕北后，力量已经下降到谷底，几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只剩下3万余人，而且全挤在贫瘠的黄土高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之策的蒋介石想毕其功于一役，亲自来到西北督战，企图趁红军喘息未定，以东北军、西北军两支大军将其彻底消灭。
“西安事变”让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中共绝处逢生。尔后两党合作，抗击日寇，中共卧薪尝胆，休养生息，等到日本投降后，中共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了，蒋介石必须将中共视为一个可以平起平坐的谈判对手。
关于“西安事变”的原因和影响，后世的专著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在这场让中国共产党咸鱼翻身的事变中，一群年轻的“小人物”的作用不容小觑，他们就是杨虎城对张学良所言的“小家伙们”。
1956年12月，蒋命张学良撰写有关西安事变的交代材料，当时张学良如此说：“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那是他对杨虎城一家数口被杀的负疚和不平。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接受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如此说杨虎城：
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刀客出身、百战余生的杨虎城的人生经验和胆略显然原胜于纨绔子弟张学良，只是张学东的东北军力量强于西北军，又是全国的“副总司令”，必须把张学良推到前台，充当事变的领导人。而实际上策划此事变的，则是杨虎城身边一群青年幕僚，他们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
张学良在1957年所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回忆说：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这是由于他有两种心情：一是为了保存实力，一为趋向时髦。我们两个人虽非故交，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在当时，他已竟（经）被共匪渗透，是利用他另作一个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写这篇文字，尽力的十分忠实，除非我记忆上小有差错。我准备任何人向我挑战……）现在我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伪大使王炳南（小编按：当时王炳南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在台湾的张学良必须说其为“伪大使”），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
▲王炳南（左三）陪同周恩来拜访卓别林
就在张学良在和张氏姐妹的谈话中，他进一步肯定了王炳南等中共地下党员对杨虎城的影响力：
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实实在在，他的太太是共产党。我判断他的太太就是带着任务来的……
王炳南实实在在就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
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是中共地下党员，而王炳南等人和共产党的关系，当时杨虎城心里可能也是明镜似的，只是他并不反感共产党，而对蒋介石行一石两鸟之计，以“剿共”为名消耗其西北军的势力更为警惕。
王炳南是陕西乾县人，生于1909年，当时只有27岁，在杨虎城的的眼中确实算是不折不扣的“小家伙”。一个小年轻对西北军的统帅怎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呢？除了王本人的才华和能力深得杨虎城欣赏外，还得从他的家世说起。
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在杨虎城部任职，与杨虎城过从甚密。可以说，王氏父子两代都做过杨虎城的幕僚。王炳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乾县特支书记。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1929年春王炳南由杨虎城将军资助出国留学，先赴日本，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专业。
当时由杨虎城派遣出去留学的陕西籍青年精英有好几位，王炳南之外，还有后来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兰州大学校长的江隆基和郭则沉、蒲子政（赴英国）、潘自力（赴法国）等人。
在柏林大学，王炳南和江隆基与和中国共产党语言组取得了联系，后来王炳南任中国共产党语言组书记，江隆基任宣传委员。1932年夏天，德国共产党书记台尔曼专门会见了中共语言组的王炳南、江隆基、辛安石等人。
▲江隆基（右一）和马寅初陪同周恩来视察北大
1936年春天，就在中央红军刚到达陕北不久，红军三大主力上还没有会师，王炳南和江隆基学成归国，回到了西安。王炳南任杨虎城的秘书，江隆基亦是幕僚之一，后来担任陕西省立西安市第二中学校长，也在杨虎城所言的“小家伙们”之列。没想到，这着看似无意的闲棋，在1936年12月活了。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要害位置的一个“小卒”真的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王炳南等几位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八十年前就是“过河的卒子顶车用”。
王炳南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1988年12月22日去世。江隆基1966年6月25在兰州大学批斗会上被殴打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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